张庆洲，唐山籍报告文学作家，他通过多年的追寻和采访，终于把那场发生在30年前的悲剧——唐山大地震中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写成一本《唐山警世录》公诸天下。

一个神秘电话

作为一个唐山人，爱好文学的张庆洲在他的很多作品里都脱不了唐山大地震后的悲凉。令他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些被自己称为“胡编”的小说使他捲入一场空前的历史迷局中，又凭借着“吃饽饽头都干”的韧劲，把被历史的迷雾掩盖多年的真相揭露了出来。

“1996年我写的小说《震城》正式出版，当时我在小说的封面写了一段话：‘那场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本不该出现几十万冤魂’。很快，我就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当年为什么要写那句话，张庆洲表示自己都不记得那么准确，但那个电话却记得清清楚楚，”在电话里，一个沙哑的男低音说：“在唐山大地震前，唐山市一些地震监测点就发出了短期临震预报。”

饱尝因唐山大地震而丧失亲朋好友滋味的张庆洲听了这话，心被一下子提了起来，连忙问：“你是谁？”可是怎么问对方都没有说自己是谁。他最后给了张庆洲一个线索，让张庆洲到唐山市地震办公室找杨友宸，而且留下了杨友宸的地址，就在唐山市政府后面的住宅楼里。

张庆洲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拜访了杨友宸老人。杨友宸在唐山大地震前是唐山地震办公室负责人，是当年地震界颇有名气的“唐山杨”，负责构建当年唐山地区庞大的地震监测网路。

“我们本来抓住了唐山地震的，24万人都是被冤死的。”杨友宸面对张庆洲的采访时痛哭失声。

原来，1976年初，杨友宸做出中短期预测，认为唐山市方圆50公里在本年度7、8月份将有5—7级强地震。

5月，杨在中国地震局华北水化学地震会商会议上依据资料图表提出，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有可能发生强烈的地震。

杨友宸后来找到市委书记，书记指示一个副市长立即召开地震工作紧急会议，最后该副市长拍板说，紧急动员群众采取防震措施为时尚早，继续观察。

这次不准记录不准传达的会议结束后，杨突然被组织上安排去干校“改造世界观”。临走前，杨偷偷告诉家人一些应对地震的知识。他的妻儿后来被压在砖石堆里，牢记他的叮嘱保留了体力，被成功刨出。

杨后来回忆说，他不能告诉其他人，否则他将成为散布谣言破坏生产而被镇压的坏分子。

老人的痛哭让张庆洲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对记者说：“俗话说‘真事不入今人眼’。听了老人的话以后我很犹豫，毕竟报告文学和小说不一样，小说可以胡编，报告文学讲的可都得是真凭实据，而且题材太大，尺度很难把握。”

国家地震局专家曾说：“你好好学习学习吧。”

对杨友宸的采访顺利得出乎张庆洲的预料，但让他更想不到的是，这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能顺利完成的采访。张庆洲苦笑着对记者说：“曾经发出地震预报的有功的不说，在某个环节误事的也不说。误事的不说似有情可原，有功的也不说好像就有点费解了。被采访人年龄都比我大，风雨经得多，好像谁也不想没事找事。”

当年唐山地震监测网的工作人员中，张庆洲说他最难采访的就是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的马希融。这位担任过河北省第六、七、八届人大常委的七旬老者，曾两次发出了临震预报。“我顶着寒风‘三顾茅庐’，老人才向我和盘托出保藏已久的珍贵史料。”

从1976年5月28日开始，马希融发现，一直平稳的地电阻率值出现了急速下降的现象。他一边加紧观测计算，一边注意观察地下水和动物变化。为慎重起见，马希融还与其他地震台站进行沟通，最后确认监测结果无误。7月6日，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

7月14日，国家地震局派来两位分析预报室负责地电的专家。他们检查了设备、线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之后指出，地电阻率值下降是干扰引起的。

《唐山警世录》记录了马希融与国家地震局专家那天的对话。

专家：如果按照你的意见，唐山不就在地震中毁了吗？

马希融：我是这个看法。专家：如果真是大震，发生前将有很多小震。

马希融：如果先发生大震，后发生小震群呢？

专家：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震例。马希融：昌黎后土桥是专业地震台，为什么近两个月来曲线形态和我台那么一致？

专家：后土桥地震台内外线很乱，现在也不承认是异常了。

马希融：那您看我们地震台呢？专家：很好。以后我给你寄一些资料来，你好好学习学习吧。

7月26日、27日，地电阻率再次急剧下降。思虑再三，27日18时，马希融拿起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强震临震预报：“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此时距唐山大地震发生前仅有9个小时。

随着采访的深入，张庆洲发现预测大地震来临的不仅仅是杨友宸和马希融，唐山二中、山海关一中、乐亭县红卫中学等不少唐山的地震监测站、台、点都发现了各种异常，20多年后这些唐山地震专家们向张庆洲提供了当年的书面档案，证明了他们曾发出大量“大震就要来临”的高危预报。

“为什么成功的地震预报都在首都圈以外？”

张庆洲的采访从唐山延伸到了北京，北京最高地震部门的内部博弈逐渐呈现出来。原来是当年一场“东西之争”埋下了唐山大地震漏报的种子。

1975年1月，中国地震局在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专家们对1975、1976年地震形势分析上出现严重分歧。

一些地震专家认为，中国东部自1969年渤海地震后，地震活动已趋减弱。今后一两年主要地震危险在中国西部，战略上要转向川滇一带抓8级大地震。而一些青年地震专家则认为，对东部地震危险形势的估计过低。曾任中国地震局京津震情分析组长的汪成民介绍说，1976年6—7月正处于中国科学院＂批邓反右＂新高潮，对涉及到有关京津唐地区的震情，很多人视为一个危险的政治敏感问题，采取回避态度。

梅世蓉时任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主管华北震情。张庆洲在采访时问她：“唐山大地震漏报，是否跟唐山属于首都圈有关？”这位如今已是七旬老者的梅世蓉坦陈：“应当这么说吧，首都圈的地震预报不是那么容易的。作首都圈的地震预报顾虑很大。不是高精度的预报，谁都不敢报。一直到现在还是这个问题。为什么那些成功的地震预报都在首都圈以外？所以就奇怪了，首都圈的地震台站最多，研究力量最强，历史最悠久，资料最丰富，可是……”

张庆洲接着问：“1976年就是这个状况？”梅世蓉说：“是这个状况。咱们打
个比方，说北京地区估计有一个五到六级地震，你是报还是不报？你报了，好傢伙，北京城要采取一个措施，这是多大的损失？……所以，首都圈的地震预报不是很轻易的事，思想负担特别重……”

愿望：避免悲剧重演

在采访的开始阶段，张庆洲的目的很明确，把真相大白天下。但到动笔的时候，他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张庆洲对记者说：“我的创作意图很简单：尽最大可能地减少地震给人类带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创作动机也很简单：不愿看到唐山地震悲剧重演。”

张庆洲向记者介绍说，《唐山警世录》的主旨是，青龙县是如何创造奇迹的（青龙县距唐山市仅115公里。在这场惨烈的大地震中，重灾区的青龙虽然房倒屋塌，却没有一人死亡，被誉为世界防震减灾的奇迹），而得到即将发生地震资讯的不仅是一个县、一个市，青龙县能够做到的，别的地方为什么不能？当下地震预报还不尽如人意，开放型防灾减灾工作能不能做？或者说如何才能做得更好？地震预报是尚未攻克的科学难题，多路探索可不可行？等等。

张庆洲认为，他探寻唐山大地震的真相，试图通过报告文学的方式拼凑起历史的碎片，主要是想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生命的尊严高于一切！“读者看《唐山警世录》或者新闻媒体进行相关报导，千万不能抱着猎奇、揭秘的心态，我们应该面向未来，思考如何才能避免类似的灾难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