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二五”事件九周年之际，忆往事，上访当事人张玉敏女士百感交集。让我们跟她一起回溯那段不平凡的历程，去探索事件的真相。

记者：能否请您谈谈“四•二五”的起因和您的经历？

张玉敏女士：九二年李洪志师父开始传法，通过人传人，心传心，法轮功在中国迅猛发展。这引起了当时独裁者的恐慌，早在九六年，江罗集团就用《光明日报》对法轮功进行舆论攻击了；九八年七月公安部内定法轮功为“×教”，派特务打入收集“罪证”，用公安强行驱散炼功群众、非法抄家没收私有财产……到九九年，据上海东方电视台的报道，仅大陆就有七千万到一亿人学炼法轮功，超过了共产党党员的人数。打压也随之升级，终于由天津防暴警察殴打及抓捕法轮功学员，引发了“四•二五”法轮功万人和平上访。

四月二十四，我们去炼功点炼功时就听说天津的学员被抓了四、五十个，当时大家就觉的这么好的功法对社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可能政府不清楚怎么回事，大家决定去信访办上访。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和当时在光明日报当编辑的女儿，还有七、八个楼里的老阿姨一起去了。大概六点多，我们就到了府右街。后来人越聚越多，在我附近有一个残疾人同修，骑着助力车去转了一圈，他回来说估计有五、六万人。站在我附近的同修，有河北的，还有东北来的，他们说还有很多人在半路上就被公安给截回去了。

那么多的人，可秩序却是出奇的好，没有嚷嚷，没有喧哗，大家都在街边人行道上有秩序的静静的待着。前头站着的是一排年轻同修，在那儿静静的学法，我们老年的就在后头坐着炼功。一开始有人站在盲人道上，后来大家把盲人道都让出来，车辆、行人行走一点都不受影响的。当时是公安自己戒严，不让车辆通行的。后来镇压法轮功时，媒体说学员“围攻”、“影响交通”什么的，全是造谣。

秩序井然的上访群众队伍

刚开始，警察见来了那么多人，如临大敌似的，三、五步远就站一个。我们就和和气气的跟他们聊天，讲我们炼功身心受益的事，讲我们为什么来。他们开始对我们挺严厉的，后来被这群人的自律、宁静与祥和给感动了，变得越来越客气。当时他们没带吃的，我们带着水什么的，就匀给他们，他们推辞不要，过了一会他们的东西被运来了，还要给我们吃，跟我们“大姐长、大姐短”的。

在一旁闲聊的警察

而且同修之间特别的亲切，甭管是哪儿来的，干什么的，岁数大的、年纪小的，在那儿虽然谁也不认识谁，大家都互相礼让着。那天天空出现了漫天的法轮的奇景，大家看见了很激动，禁不住鼓掌，欢呼，后面就有同修提醒：“不要嚷！不要嚷！”那时候人人都是负责人，都在自觉维护秩序。

附近居民家的厕所排队排的很长，可厕所保持的特干净，没有一点脏东西。有同修拿塑胶袋手拾垃圾，大家都很自觉的把垃圾处理好，连警察抽烟的烟头都捡起来……府右街的居民都觉得这些人真好，从没见过这么秩序好的上访的。

中午时分吧，朱镕基接见了我们五位学员代表，其中有一个是我们小区的同修，一位老太太，叫刘正荣。一直到了大约晚上九点钟，代表回来了，说总理下令天津公安局释放抓的学员，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告诉大家要有意见可向各地信访办反映，大家觉得问题得到初步解决，也就离开了。说走还真是神速，“哗”就撤没了，地上连个纸片都没留下。

当时在那里就感到有说不出的纯净，那种慈悲、祥和的场面，谁在那儿都会被感染的，我也说不生动，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说起来都忍不住落泪，真是记忆犹新哪！大家都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展现了大法弟子的风貌，让人不能不佩服！

记者：有人说，共产党说不好，叫你们不炼，你们就别炼了嘛！为什么你们不肯放弃呢？象您本人，修炼给您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什么？法轮功究竟有什么好处，让您不能把他放下？

张玉敏女士：我身体比修炼前好了就不用说了，从心灵提升方面来说，也是显著的。比如，我退休后，做点汽车配件小生意。有几次，我本来是进十件货，上家给我了二十件，两种配件都多给了十件，值四、五百块钱吧，跟把货卖得的利润差不多。当时我就让女婿给送回去了。说实在的，他们平时常坑我，我修炼后把利看得淡了，也不太跟他们计较了。我要不炼功，平时你坑我，今天好不容易你给送上门来了，我是不退的！现在修炼了，懂得了“不失者不得，得就得失”的道理，不是我的东西，我就不能要！

一次我买了五斤肉，八块钱一斤，回家一过秤，他给了我六斤。唉，平时都是他们缺斤少两的，今天倒多出来了，这夏天大中午的，天挺热的，我还得给他送钱去。回到肉店，那个小伙子像很怕似的，老板不知出了什么事，还以为给少了呢，我跟老板解释说没事儿，可能这孩子没听清我要多少，给多了一斤，我怕他挨批，就给送钱来了。老板直说难得今天遇到好人！

象我家老头骑着车，带着孩子，让车从前头给撞了，爷儿俩给撞到马路牙子上，旁边的人都说：“可不能让他（汽车司机）走，可不能让他走！”我家老头说，走吧，没事儿。车都撞歪了，他倒说没事儿！

这些点滴的事儿，数不胜数的，同修里头多了，因为大家知道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标准，就不会再去做错事了，这么好的功法于国于民都有好处的。我们就觉得，人啊，以前不明白该怎么活，修炼以后都知道了，如果不让修炼了，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

记者：有人说，法轮功不是讲“忍”吗？你们“四•二五”去上访是不是“不忍”？

张玉敏女士：我们当时就提出三点要求，一是释放天津被抓的学员，二是给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三是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我们争取的不过是一个修炼的自由和做好人的权利。

师父教我们的是“真善忍”，那我们就应该实践这个“真善忍”。共产党用所有的宣传机器来诬陷大法，我们只是靠着我们一张嘴讲真话，把真实情况告诉大家，这是在实践“真”；让大家明白是非，能有好的未来，这是修炼人的大“善”；从“四•二五”开始，我们放下私家利益，忍受个人痛苦，去抵制迫害，坚持正义，坚持做好人，不向强权妥协，这是真“忍”。放弃原则，保全自己，不是“忍”，是苟且偷生。

如果“四•二五”发生在国外，别人会想，真该好好了解民情了，要不怎么来这么多人呢？政府就该体察民情，你不是叫“人民”政府吗？你不是设“信访办”听老百姓的声音吗？你反过来把信访办当成“抓人办”，还说别人“不忍”。

记者：你经历过文革之类的政治运动，当时你们去的时候，心里有没有什么顾虑？有没有担心共产党找你们秋后算帐啊？

张玉敏女士：我是过来人，见多了共产党整人的惨剧，但是去上访还真没有丝毫害怕，因为我觉得我们没做任何坏事，只是要求修心向善、做好人的权利，堂堂正正的。

记得九八年五月十九日，去北京电视台向他们反映情况那次，大家坐在院子里时，有人在给大家录像，就有人提出来不许录像。当时我坐在凳子上，前面同修坐在地上，那当然就显得我高了，是吧？那时我心里就想，我得坐得端端正正的，你爱怎么录怎么录，你就是把我抓进监狱，我还这么端正坐着，当时心里挺正的，大法弟子就这样。

记者：谢谢你接受采访，与我们分享这些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