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九八年下半年走上了修炼大法的道路。在修炼之前，满身的疾病把我拖的痛苦不堪：腰痛、腿痛、肩痛、手麻、眼睛干涩。但是得法后，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不断要求自己，不长时间，全身的病都好了。因此家里人都很高兴，都很支持我。

九九年“七二零”中共邪恶的镇压开始后，各种媒体的造谣、诬陷铺天盖地而来，欺骗民众。我作为一个亲身受益者，本着对政府的信任，在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八日来到了北京，结果刚走到天安门东侧外围的人行道上，就被一个站岗的武警喊住了。当时的天安门十步八步就是一岗，我随即掏出真相横幅，表达了我的心声。武警抢下横幅，拽着我的衣服，用拳头把我打倒在地，用脚狠狠的踢我，使我难以站立起来，之后把我劫持到了前门派出所。下午，把我和另外三名法轮功学员关押到离北京一百多里的一个拘留所里。那里的警察对我们非法提审，不给饭吃，强行照像、按手印，同时不断恐吓我们：不报姓名地址就上交。晚上八点多，他们把我们一车人拉到了廊坊火车站。

回到家第四天，当地派出所的杨春鹏等人闯入我家，把我带到派出所，强迫我放弃修炼。所长刘晓伟听我讲了一些身心受益的事实后，仍然强迫我表态，问还炼不炼了？还没等我说话，就狠狠地打了我两个耳光，打的我眼冒金星，并且要拘留我。我丈夫跪下央求所长：看在孩子小的份上别拘留了，也没管用，恶警最后还是毫不留情的把我绑架到北镇拘留所。

十五天期满后，因我拒绝写保证书，恶警就把我转押到看守所。十天后，家人给了当时派出所的何景龙三千元钱，我才被放回家。

从此以后，常兴派出所的杨春鹏等人，经常来我家骚扰、恐吓，特别是所谓的敏感日。

二零零一年，阴历十九晚上，杨春鹏伙同指导员程林明等人追到我娘家（当时孩子有病，我住在娘家），进屋就乱翻一阵。我给他们讲善恶有报的道理，他们不但不听，程林明当时就给政保科打电话，随即就把我和我父亲（也修炼）都绑架到派出所，当时已是晚上十点多了。所长刘晓伟不容我说话，动手就打人（打耳光），并威胁说要拘留我。连夜政保科的车就把我绑架到拘留所。午夜十二点左右，他们又非法抄了我的家。第二天，政保科的一个人把我叫到拘留所的走廊，对我宣读了非法的拘留证。第四天，杨春鹏勒索我家四千块钱后，放了我，拘留所强行收了一个月的伙食费。

八月份，派出所的杨春鹏等人到当地所有法轮功学员家，强行按手印、写保证，我拒绝配合，他们给我戴上手铐，强行绑架到派出所。杨春鹏辱骂我，指导员程林明叫我抄报纸，我拒绝，他们就把我关入一个屋子，叫两个警察看着我。之后，杨春鹏进屋看我在立掌发正念，过来就打我的手，打嘴巴，一边打一边说：我打你，我宁可下地狱。不知打了多少下。干警王永金对我也是大打出手，打嘴巴，用拳头打，同时用恶毒的语言侮辱我，并扬言要拘留我，并威胁说，拘留也要写一份材料。我因拒绝杨春鹏的审问，他用手狠狠的掐我的大腿内侧（当时穿的是背心短裤），当时就掐青好几处。最后他们胁迫我丈夫逼我抄了一段报纸才放了我。

二零零六年春天，正是抗旱忙种的季节，恶警们不顾百姓的死活，无理到我家骚扰，整个屋子翻了个底朝天，结果什么也没找到。派出所的杨春鹏、符庆山、何野、左志，还有政保科的刘纯祥便谎称，“有人举报我”，之后就灰溜溜的走了。

二零零六年七月份，北镇国保大队的刘纯祥、肖玉杰，伙同派出所的杨春鹏、符庆山、左志等人来到我在集市上的摊位前，勒令我马上收摊到我家去一趟，我不同意。附近的好心人也解围说，有事去她家里说。他们坚持要去我家里。就这样他们围着我把我逼到家，我的摩托车也不让骑，到家后上厕所肖玉杰都看着我，刘纯祥说，有人举报你有法轮功宣传品，有你就自己拿出来，你不拿我们就翻，接着他们把所有的地方都翻遍了，什么也没翻到，最后刘纯祥说，举报不成立，就溜了。

以上都是我被中共迫害的亲身经历。到现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九个年头了，在这九年的时间里，参与迫害我们的政府官员及各级部门给我的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给我的亲朋好友造成了无尽的精神伤害，特别是自己的家人，听到警车叫心就蹦，都作病了。这场邪恶的迫害给国家和人民了带来了巨大的民族灾难，劳民伤财，怨声载道。有多少人有家不能回，有苦不能言，有多少人妻离子散，有多少人被非法关押，甚至被活体摘取器官，而更多的人被中共的造假所蒙蔽、利用，生命已滑到了淘汰的边缘。

善恶有报是天理，中共迫害好人必遭天惩。希望尚有良知的人们能认清中共的邪恶嘴脸，更多的了解真相，明辨善恶，更希望在这场即将来临的天灭中共的大劫难中，您能平安。

2、我们一家被迫害事实真相

我是辽宁义县法轮功学员。我们全家都按照“真、善、忍”标准修炼，通过修炼我们一家人都身体健康，家庭和睦。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江氏流氓集团出于个人妒嫉，疯狂镇压“法轮功”，但是我们坚持修炼这么好的功法。

二零零零年农历正月初六，我们正在看师父的讲法录像，被村长许继明、书记许香去举报，当晚聚粮屯乡派出所恶警们把我丈夫、我二儿子用手铐铐上，又到我家后院把我大儿子、大儿媳和五岁的小孙儿也带上警车，然后送到乡派出所被非法关押一夜。第二天都被送进义县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一个月，最后被勒索三千二百元钱才放人。

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中午，我丈夫刚从地里回家，乡派出所所长周宝军和多名恶警闯入我家进行抄家，抢走大法书，把我丈夫绑架到乡派出所，让交一千元钱才肯放人，农村没钱，最后说拿五百元现钱，才肯放人回家。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乡派出所所长周宝军由村长郭瑞成带路再次闯入我家，当时还有县刑警队的潘国栋、国保大队的王军林、王占林等多名警察，他们象土匪一样抢走了两本《转法轮》，然后把我们老俩口推上警车送进义县看守所非法关押，一关就是五十二天。听到我们非法关押，我二儿子从外地打工回来，结果被警察绑架，逼他写保证，还骂我们师父，我儿子不写就被送往义县看守所，那天是十月二十五日，被非法关押二十二天。

在我丈夫被非法关押四十二天后，又被送往锦州教养院非法劳教二年，在教养院期间遭到严重迫害，强制洗脑、转化、坐板等，参与迫害者有白金龙、李松涛等多名恶警。在我们被非法关押期间，乡派出所和县公安局联合向我大儿子勒索钱财，其中许多贵重礼物给周宝军，最后被勒索二千八百元钱，我和我二儿子才被放出来。

聚粮屯乡的父老乡亲们，我在这里真诚的告诉您一句发自肺腑的话：虽然我们全家因为做好人屡遭迫害，但是我们并不记恨那些曾参与迫害我们的人。我们是希望他们回头是岸，终止迫害，也希望所有的人们，千万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因为善恶有报天理，神佛会保护所有善良的人们，愿大家都能有美好的未来！

3、义县城关乡派出所和锦州教养院对我的迫害

我是辽宁义县义州镇法轮功学员，一九九七年喜得大法，修炼法轮功后我以前的疾病，例如胃炎、风湿病、皮炎等都好了，按大法的真、善、忍要求做一个好人，身心受益。我本着向政府了解真相的愿望于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去北京上访，结果在北京被绑架，先绑架到北京体育馆，于七月二十三日被义县城关乡派出所非法带回，被恶警殴打后回家。

同年十月，城关乡派出所恶警陈乃莲骗我到东关村，被非法关押两天，后交二千元钱保证金放回。在二零零零年二月，又是陈乃莲到我家非法敲诈五百元，不给就拘留。

二零零二年二月，为了还大法清白、还师父清白，让世人明白真相，我又一次走上了天安门，打出真相横幅，喊出了心里的话：“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后被武警抓捕，送天安门派出所，当天送龙凤宾馆，两天后被聚粮屯乡派出所带回。当晚派出所多名警察用粗棍殴打我，打的我两腿受伤、行走困难，后又押送我到看守所，我又遭到犯人殴打，致使耳部受伤、耳鸣。

二零零二年四月，我被义县公安局送锦州教养院非法劳教三年，在新收大队遭到七、八名犯人长达三个多小时殴打，使身体多处受伤，然后放在铁椅上用酷刑。在当年九月份，被邪恶二大队强行迫害，强制转化、洗脑、坐小板凳，用电棍电击头部、脸部，不让睡觉连续九天九夜，长期站立、殴打，导致双腿伤残、行走困难长达两年之久，其中还有被关小号等。在锦州教养院迫害我的恶警有：李松涛、杨庭伦、张春风、张家彬等。

这是我被迫害的事实，只是无数被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冰山一角，还有许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致疯。我只是想告诉善良的人们，不要被谎言蒙蔽，明白真相，早日退出邪党，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