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一九九七年四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我的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知道了做人的真正意义和怎样做一个好人。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邪党迫害法轮功后，十一月份，我们十几个法轮功学员在一起交流，被人举报、绑架到新都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十五天。

二零零零年正月初三，我去北京天安门证实大法，被三个便衣抓到天安门派出所，下午被成都市公安局的恶警转到驻京办。在驻京办我所带的一切随身物品和现金都被恶徒没收。当时北京天气非常冷，我们被分别关在几间没有暖气的小房子里，看守我们的是临时找的四个学过功夫当兵的大汉，有两个经常打我们。九天后，来了一群恶警把我们连环铐在一起，乘火车劫持到成都市苏坡桥戒毒所。在戒毒所，我们被恶人罚跑、互相不许说话，他们随时都大骂、侮辱我们。

两天后，我被劫持到新都看守所非法关押十五天，期间我曾被恶警体罚，拉在大太阳下面强迫盘腿不许放下来。我们炼功恶警就泼脏水或乱骂。期间新都城郊派出所恶警到我家恐吓威逼我母亲：拿二千五百元就放人，不拿就把我弄到山上去采茶。关押到第十四天下午，恶警龙××把我拉到城郊派出所，一恶警又把我母亲弄来，恶人拿到二千五百元就叫我母亲先回去。又把我拉回新都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二十多天。这期间，城郊派出所和桂湖镇上的恶人又多次敲诈我母亲，镇上恶人称再要六千元，派出所恶警称再要五千元，七十三岁高龄的母亲被恶人逼得精神压力很大，最后恶人拿到四千元后才放我。

二零零零年五月底，我们三名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被抓。在新都看守所，我们以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警察刘继先和几名男犯人把我们仰卧锁在死刑床上不能动弹，抬到太阳下晒太阳，直到下午；还给我们注射不明药物。恶警见这样迫害还不起作用，就把我仰卧锁在死刑床上，用液化气罐管子就是塑料红色的条纹胶管子，从我的鼻子插入胃里，当时就把我的鼻子和食道一路插伤，我难受至极，身体一下把床都震动起来了，同牢房的在押人员都被吓哭了，其他犯人吓跑了。恶警强迫我把浓盐水喝了才把管子从我胃中抽出来，当时我胃就象硫酸刺激疼痛难忍，不到五分钟我就开始解血便数次。恶警见状害怕起来。我一直痛苦了一个月，才被释放。

二零零零年六月份，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在进京的火车上被抓回新都，几天后被非法劳教两年，送四川省女子劳教所。在那邪恶的黑窝里，我因学法不深，承受不住邪恶的压力，糊里糊涂向邪恶妥协，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比如受恶警指派“包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

二零零一年七月份，我回家后抓紧学法，做法轮功学员应该做的事情。二零零二年二月十日（腊月二十九）晚上，我与另一同修去发真相资料，被恶警绑架，当时两个恶警对我拳打脚踢、上手铐、照像。我不配合他们。到第二天下午，恶警把我劫持到新都区泥巴沱洗脑班，后我正念走脱。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我在成都中医院对面等公交车时，突然被七、八人绑架。我身上的现金物品被恶徒当场洗劫一空。恶徒到我家抢走电脑、打印机、刻录机、封胶机、现金六千多元。当时我向窗外呼救，几个恶徒一下把我打翻在地上，用不干胶反背绑手、封嘴，我差点被闷死。

恶警将我和其他两名同修秘密劫持到成都市看守所。到第九天，青羊派出所恶警用黑罩子把我的头罩住，用车子把我载到一个不知名的宾馆酷刑逼供。恶警把我铐在凳子上动弹不得，对我拳打脚踢，不让睡觉，我一闭眼他们就用牙签刺眼，几十个人轮番威逼、恐吓折磨。几天我就被折磨思想无意识，精神处于一种飘忽的状态，全身无力，也不知道当时说了些什么。后来我得知这帮恶人是青羊区派出所和公安局一处（即“六一零”）恶警。

后来我又被劫持回成都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到二零零三年六月。二零零三年六月二日，我们三人被强行送法庭，两人被非法判五年，一名被判三年半。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九日，又有四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包括段世琼。我们进行绝食抗议。

二零零三年六月一天，恶警突然将我转到川西女子监狱（现改为四川省成都市女子监狱），地址在龙泉驿区洪安乡大保村。二零零三年十月份，被关进来的法轮功学员告诉我：同修段世琼被迫害致死了。

川西监狱恶警采取多种手段对法轮功学员“转化”洗脑，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隔离囚禁，每个法轮功学员由两个犯人看守，逼我们打所谓罪犯报告、不打报告不许买生活用品；逼穿囚服、打罪犯标记，不打标记的就把我们的衣裤全部拿走，不让我们穿；不允许我们和其他人说话、接触 ，不允许寄信、接见亲人；还强迫我们做劳役。恶警成天都在想着变换各种招术迫害法轮功学员，几年来，几乎没让我们走出囚禁的那间房子。直到后来这一年，才勉强可以出来。我于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回到家中。

据我所知，现在成都市女子监狱非法关押约五十名法轮功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