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公道话被抓、被打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邪党公开迫害法轮功。我去省政府为大法说句公道话，结果被抓、被打。

我又去北京，到高级法院讲理，那里的警察问我知道这是啥地方吗？我说：“我知道是高级人民法院，应该是对人民负责的地方。为什么把法轮功定位×教。这个法是最正的，下边抓的抓，打的打，诬陷法轮功。”警察把我抓到别的屋里，非法审我，一下午审四遍，问我是哪来的，我没告诉他们，他们把我非法判了一年半。晚上把我拉了好几个小时我也不知道把我拉哪里去了。到很远的一个地方，让我下车。这时我才告诉他们我是哪来的。他们又把我拉到长春驻北京办事处。第二天我被拉回榆树市拘留所，被非法拘留半个月。拘留所让我修鱼池。我悟到我出来是证实大法的，不是给他们干奴役活的。我就从玉米地跑出来了。

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劳教

我悟到我还得去上访，我又和三名同修去北京上访。一路上邪党警察查的可紧了，各车厢里都要检查身份证，我们四人没身份证，查紧了我们就下车走路。下雨顶雨走，刮风顶风走，走着走着，一同修的脚都走出了大泡，我们又渴又饿又累，走了好多天才到北京。

听说北京有个信访办，我们就去了。我们一说法轮功是正的，他们又把我们抓到车里去，拉到长春驻北京办事处。办事处的人把我拉到长春，长春给榆树打电话，榆树把我拉到看守所。到看守所，一帮恶警都上来打我，有个叫大孙的打我打的最厉害。有个恶警说：东三省就有二个脚镣四十多斤，给你戴上一个。我被戴了半个月脚镣。接着我被非法劳教一年。这是一九九九年冬天。

在劳教所期间，我们白天被逼干奴役活，晚上就炼功，炼功时恶警就用板子打我们嘴巴、逼我们蹶着，到后来我们炼功，恶警就用电棍电，把我们绑在死人床上折磨。非法劳教一年又被非法加期二个月。我于二零零零年冬从劳教所出来。

洗脑班往死里整人

二零零二年八月，一天清早我刚起来，就被三个恶警抓到泗河派出所，和双于的一个大法弟子一起被拉到榆树市洗脑班。我绝食抵制迫害，绝食八天，遭到恶警迫害性灌食。

头一次灌食，一帮警察强行给我灌食，从鼻孔插管灌食。灌食后，李恶警说：“没怎么地，下回再不吃饭用粗管子灌。”

第二次灌食，李恶警找来两个大夫劝我吃饭，说不吃饭要受苦的。我说：“我没错。一大早你们把我抓来，我不吃你们的饭，我修‘真善忍’没错。我要求无罪释放。你们抓我们修炼人，你们就在犯罪。”李恶警找来一帮大夫和警察用粗管给我灌食。被灌完食，我天天吐血。后来家人去看我，李恶警给我家人买午饭，收买人心，说没打我。可恶警用灌食的手段往死里整人。

家人走后，恶警又把我拉到长春洗脑班。在那里我还是吐血。长春洗脑班的警察头问我：“你几天没吃饭了？”我说我天天吐血，并把被榆树市洗脑班迫害的经过一说。警察头看我不行了，就把我送医院去透视。在透视的地方我就喊“法轮大法好”。透视后发现我啥病都有，我在医院被强迫打一天针。长春洗脑班就给榆树洗脑班打电话叫来人接，榆树洗脑班不去人，长春洗脑班只好又把我拉回洗脑班，一路上我还喊“法轮大法好”。

我在长春洗脑班里一宿昏迷不醒。有一个打更的老头怕我死在那里，就说：“你不能死在这里，明天你就回家了。”打更的老头摸我一阵有气一阵没气的，没等天亮就把警察找来，警察看我不行了，又找大夫又找车，把我送到医院抢救，抢救了一天。长春洗脑班又给榆树洗脑班打电话，让他们来，榆树的大夫警察都来了，他们到屋里一看我就说：“真不行了。”榆树的警察一来，长春的警察就走了。接着，榆树的大夫和警察也都走了，就剩下我自己。我把氧气摘掉，光着脚，也走了。

大街上卖玉米被绑架、劳教

二零零三年八月份，我正在大街上卖玉米，恶警周永存和王某又将我抓到榆树拘留所。周永存到拘留所楼上楼下的找人，没人愿留我。他就自己在那给我写材料，说我在大街上撒光碟，我不识字，他说我是初中毕业。呆了半天来一警察，周永存把材料交给这警察，他就走了。在拘留所里我不吃饭，我就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我不吃饭就吐血，他们把大夫找来，大夫说我有心脏病，他们又强行按着胳膊给我打针，我说：“我是大法弟子，不要这样对待我。”一警察踩着我的脸强行打针，我就喊：“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

恶警非法将我劳教一年半，将我劫持到长春黑嘴子劳教所。黑嘴子劳教所一看我有心脏病，不敢收。我就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