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

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现居德国汉堡，原是中央乐团女低音歌唱演员，曾师从声乐界泰斗沈湘先生及其夫人李晋玮教授，以及先后在六十年代世界首席男中音歌唱家基罗贝科先生（Gino Becki）和七十年代世界首席男低音歌唱家罗西内梅尼先生（Nicola Rossi-Lemeni）在中国开办的大师班深造。后来应汉堡歌剧院邀请来德国，多次在德举办个人演唱会。

记者：你在汉堡定居多年，举办过很多次个人演唱会。很多汉堡人都听过你的歌。现在唱的歌和以前在内容上有什么不同呢？

杨建生：有不同。因为以前唱歌的话是，你比如说一整台全都是西方的音乐，然后到最后呢就是一台整的中国作品演奏。那现在我唱的东西呢，是和以前比较是不一样的，现在是宣传我们中国的神传文化；所以是有很大的区别。

记者：用中文演唱是不是比较容易些？

杨建生：中国歌的难度更大。我学的是西洋的发声方法。但是你要把它运用到唱中国字的话，是有一个很大的过程，因为中国字比意大利语更复杂，而且发音的方位以及在口腔里的位置变化要大的多，所以它的难度要比唱洋文要难。

记者：这个很大的过程你是怎么走过来的呢？

杨建生：就是说我原先学的都是西洋发音发声方法，所以都是一整套的西洋训练方法，唱的东西也都是原作，原作就是德国的作曲家就是德文，意大利的作曲家就是意大利文，如果要是法文那就是法国的作曲家，唱那个东西我自己觉得应该是百分之四十还是可以的，那么最后等到我唱的是中国作品音乐会，也就是从一千三百年前的唐朝的阳关三叠开始唱，那台音乐会我就一直唱到现在，本来我唱的和党文化就没什么关系啦，唱的都是一些中国民歌和五四时期的歌，分四个部份。

那台音乐会给我补了一次大课。原先我没有唱过中国的东西，就是通过那一次演唱会我才知道中国歌比西洋歌要难得多。这台音乐会也给我一种寻根的感觉，所以我就搞了一台中国歌曲演唱会，同时也给我自己补了一次课。我就知道中国字要难唱得多。意大利语只有五个母音，我们有很多韵。

从此以后我就发现中国文化真是博大精深，而且有挖掘不完的东西；光唱民歌五十六个民歌就能开两个音乐会；尤其通过修炼以后我知道中国文化是神传文化，那么就是说，中国文化来的地方更不一样，所以你看其他语言是曲线型的，而中文是方块字。

记者：以前唱的歌和现在唱的在内容上对你个人有没有影响？

杨建生：影响非常大，以前唱的都是唱人间的情啊，就是两个永恒的主题：爱与死，人的主题。我现在唱的是生命的永恒，怎么才能达到永恒，怎么可以摆脱生生世世轮回之苦。这是从更高层次上找反本归真的路。

记者：过去唱常人的主题和唱现在的主题，对你的感受是不是不一样？

杨建生：绝对不一样。原来你就在常人当中吧，跳不出那个情，你跳不出那个情，上台会紧张，紧张得要命。我现在从来不紧张，没有紧张的必要。

记者：这次你给汉堡的新老朋友准备了什么歌曲，表达的主题是什么？

杨建生：唱“唤醒”，唤醒人们轮回之苦，唤醒人们深层的记忆，走上返本归真之路。人们争来斗去很苦，怎么回去，怎么找回迷失的路，想告诉人们这个。

记者：你是怎么会走上这条艺术道路？

杨建生：是机缘。我父母都是搞艺术的，我生活在艺术圈子里，看到台上演戏，台下也演戏，很假。我很讨厌。我发誓我绝对不要和这个圈子打交道，我要远离这个圈子。当时插队落户三年回家后，碰到我妈妈的一个战友的孩子，她说：“你女儿嗓子很好。”

当时我想，人家说我嗓子比脖子还粗，还能唱歌吗？我没想过这个。她说：“真的，我带你去见一位老师。”就这样我见到了我的启蒙老师。我的启蒙老师听了我唱歌说，听你唱歌还行，你练练声吧。一练声我的什么声音都不响，就是没有光泽。他说：“我怀疑你不能唱。”就因为这句话我说我倒要试试，我都在唱歌了怎么说我不能唱了呢？我可以唱的。

后来这个启蒙老师就开始教我。机缘也很好，我后来就碰到当时最好的老师沈湘先生。沈先生把我就推荐给了中央音乐学院。

记者：参加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对你是不是一个很大的跨越？

杨建生：应该说从（我的）整个容量上来讲是个很大的跨越，因为现在唱的从内涵上都很大，而且深远，体裁都和人的生命啊未来啊有关系。所以要有很大的容量才能把这些东西唱大，才能唱。

记者：唱那么大的题材而且使用中文，你觉得西方观众能明白吗？

杨建生：当然我们有翻译。但是音乐本身是没有国界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洋人他听不懂，但是他听了会掉下眼泪来。是因为音乐本身的力量。

记者：这次从欧洲巡回第一场演出到现在，哪一场对你个人的感受是最深的？

杨建生：好象没什么太具体的，因为唱得太多了（笑）。现在唱和没有修炼以前唱有个区别就是平和，心里很平和。不管唱的题材大小，都象和人聊天一样。不会有不必要的紧张呀担心呀，因为没有那个杂念，就变得很单纯很简单，所以会有感染力。

记者：谢谢你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