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尊好！
同修们好：

海外很多学员一直在向政府官员讲真相，我想分享一下我向政府官员讲真相过程中大法是如何逐渐克服怕心的历程。我最初之所以不愿做是源于修炼还不成熟，另外是不太熟悉政府机构的运作。现在我在这方面所做的不多，但我希望我的分享能帮助其他的学员去掉怕心。

在二零零五年的春天得法时，我感觉我以前的生活都是为了我能成为一名大法弟子并在此时护卫大法而准备的。我参加了圣地亚哥不同的讲真相的活动：如发资料、游行、写报导并在退党集会上发言等。

我想集会发言是帮助我后来接触政府官员的关键一步。当然，集体学法和不同讲真相的方式都是逐渐帮我提高技能和增强自信的过程。从小时候起，一直到青年时代，我都很害怕在人群前大声说话，后来有所改進，但不彻底，在集体学法后的几个月中，我发现我的那种害怕感消失了。

我意识到这种害怕是对自我的一种强烈执著，它包含害怕犯错误、丢面子、担心别人认为我无能而嘲笑和责骂我；另一方面，这种执著也反映了我想表现好并被人喜欢。这种执著使我们躲避新环境，不愿走出去面对面的讲真相。

对常人来讲，公众发言是很紧张的事，大多数人都害怕；对修炼人而言，那是修炼和去执著的事。到后来，我自己在退党集会上讲话就有些象学法一样自然了。我站在学员周围念稿子，听众影响不了我的情绪。而且写稿子的过程也为后来接触政府官员打了基础。

圣地亚哥大多都是中国学员，他们过去虽然接触过当地的政府官员，但感到还有空间去做的更好，他们希望有西人学员可以承担起来，因为语言的优势，而且我们更了解美国社会的习俗和政治体制。

但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犹豫不决，我觉得我不合适去做。我有借口说我也是一个外来移民，我不太懂政治，我不知道我的议员是谁。但其实这是我对于新事物的害怕和自己的偷懒，不想去学习了解。最终我还是决定写信给我所在区的议员，讲述大法学员的遭遇并寻求帮助，这很象我以前写发言稿，而不必在电话里或是面对面的与“重要人物”对话，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做。

当我接到每封信的回复时，我很惊喜，我感到这是个好开端，所以我不断的写真相信，也不断的在一两个月后收到答复，但是，很快我发现这些回信看上去一个样，是一种模式的答复，我不再满意，特别是在二零零六年三月活摘器官的暴行揭露后，我们感到要将其公布于天下的紧迫，并想从政府官员那里得到实际的支持。

学员们决定在整个圣地亚哥县内的各市镇厅会议上发言，在市镇厅会议上市民可以就自己关心的话题做3-5分钟的陈述，所以我们组成小组分头发言，很多圣地亚哥的学员都参与進来。当一人发言时，其他学员分发资料，或发正念或照相、给明慧网写报道并且学着下次发言。

总体上这些发言受到了重视，同时也加深了我对美国政治机制运作的了解，使我更有信心要去和这些重要人物去对话。

与此同时，我开始在网上为学员搜索他们各自的议员代表，这样我们可以更有效有组织的联系他们。我还发现市政府的网站可以链接到选举登记网站，在那里只要输入一个邮编或家庭住址就可以轻易的找到相关的市、州及联邦级的所有官员的联络信息。我感到这种查询是有意思的也是很好的学习过程。每次增加一点知识也增添一些信心，少了一些胆怯。

二零零七年七月我参加了华盛顿DC的法会。几位国会议员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在国会前的集会上发表演讲支持法轮功，那是非常感人的场面，很多人落泪。

随后几天学员分成小组向议员们讲真相，我也去了，我们受到很好的接待，效果也很好。这是我愿意去对政府官员讲真相的转折点。有位中国学员事后感叹，在中国象这样与高层官员约见畅谈民生是不可能的。

从华盛顿DC回来，我决定一周去见五个官员。从去年七月起几乎每周，我会把英文大纪元送给我的国会议员、州众议员、州参议员和两个联邦参议员。在第一次拜见时，我送了一大包真相资料给办公室职员，并告诉他们我是大法学员，也是记者，并向他们介绍大纪元。

我感到以后的送报是件轻松的事，我们是在建立一个没有什么压力的长期关系，我是在给予，而不是找他们要什么。印象里以前我们接触官员时总是急着要褒奖或是什么支持信，立刻就要，但得到的反馈是他们不喜欢被催促。

从现在的情况看，我感到我的这些官员们都在等着看每周的大纪元，同时他们也有机会了解一个他们区的法轮功学员。我希望我能向他们展示一个大法弟子的品质：友好、可信、和善、耐心、理解、能干等等。

我也希望我会继续修去我的怕心，如担心占用了他们的时间，甚至担心他们会不耐烦。我常常提醒自己：我怎么会怕一个常人呢？我是大法修炼人，我是来帮助救他们的。

我并没有做多少事，有不少学员也给他们区的官员送报，并有很好的联系。我认为从电脑前走出来面对面的讲真相是最好的，它比发信和发电子邮件更有能量。如果我们想去掉怕心，师父会帮我们。

当十二月份学员在推圣诞奇观和新年晚会时，中领馆再次给美国政府官员发诬蔑信造谣干扰，除了给纽约、加州和佛罗里达，还有欧洲国家。学员纷纷揭露这些中共做的不正当行径，而更多的是这些美国官员们收到这些信件时，会主动的告诉学员。

在圣地亚哥我得知有两位官员从洛杉矶的中领馆收到了造谣信。我知道此事是因为与他们平时的接触，同时也是有师父的指点。

一月的一个晚上，我和几个学员在市中心的一个剧场里发晚会的资料，我们在指定的地方发资料，我忽然觉得我应该去停车楼的电梯口，我以前没有这样做过，我只是觉得应该去，那里出来很多人，不一会，圣地亚哥市的女议员走过来，我赶快提醒她晚会的事，她停下来，告诉我她收到中领馆的信让她不要去看晚会，她问我要不要这封信。

第二天，她的办公室人员通过电子邮件传给我这封信，我于是去问我的那些官员办公室是否也收到此信，他们对中共的这种做法都感到厌恶但并不吃惊。我所在区的女国会议员办公室的人员说他们也收到此信，信上还“劝告”她不要参加圣地亚哥的法轮大法日活动。

我接着去拜访我的那些官员们，同时将大纪元派送给那栋楼里的商家和公司，在这过程中还联系上一位支持我们晚会的越南籍商人。

我感到每星期只是露个面，送报纸的简单行为竟有很好的效果。虽然躲在电脑后面、不要面对未知的情况很安全，不需要出其不意的被测试心性，但当我们面对面讲真相时，很多美好的事情才会发生。

我写到此，有点担心我是不是在证实自己，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二零零八年美国洛杉矶法会交流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