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快八十岁的老人，能上哪呢？我自己也想不明白。如果不是上错班车去了外地，就是突发重病倒在山沟里，或者老年痴呆越走越远……一个个猜测都被表哥否定了。首先，姨父身体健康，神智清醒，儿子们都很孝顺。大儿媳自从学了法轮功，对老人也周到体贴，不可能无缘无故离家出走。再说，姨父是外乡人，言语不通，本来交流就困难，所以从不单独乘车。

姨父一生穷苦，命途多舛，却心地善良，勤劳本份。几年前逃难时我曾在他家住过一阵，常给他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他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向李老师求助，只有李老师能够帮助我们。姨父很虔诚，虽然不明白其中道理，却牢牢记住我教的两句话：“法轮大法好”、“李老师帮助我”，时时念，时时记。从此以后，困扰他几十年的恶梦缠身就此消失，心闷气紧的毛病也不翼而飞，人越来越精神，越活越年轻。

过了两天，表哥打来电话说，有线索了。据一位110民警说，几天前县里曾搞了次大清理，把流浪乞讨人员全部拉到外省，为了所谓的“光亮工程”。于是表哥找到一位在县政府工作的远房表姐打听，果然姨父失踪的那天晚上县里抓了人。据执勤民警回忆，的确有个很像姨父的老人，衣着、相貌、连住家地址和姓都对的上号。县民政局一工作人员说，上头来了文件，要“干干净净过年”。由于农村没有救助站，就把露宿街头的人拉到几百公里外的某地扔下。虽然是公开的秘密，但不能让某地政府知道，因为他们也需要往外拉人，谁都要搞“光亮工程”。

我不相信还有这等丑事。一个政府如此草菅人命，把没有触犯任何法律的老人抓走，象猫象狗一样的扔在荒山野岭，不管其生死，和土匪强盗有什么区别？后来想想，这是中共邪党惯用的手法，迫害法轮功学员不也这样吗？想抓就抓，想判就判，想打就打，甚至当成实验室里动物，活生生的器官想怎么摘就怎么摘。

打听到消息后，表哥兄弟立即动身出门。表姐也很着急，顾不上吃饭，找到公安局领导，让他派一个当天抓人的警察带路，开上私家车，一路兼程，赶往事发地点。
到了当地，表哥表姐分头寻找，顺着县城及周边转了几圈，了无踪影。又赶往另一个县，还是没有。一路上，所有能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找遍了，没有任何线索。不祥的预感笼罩着每一个人。

我放心不下，一直和他们保持电话联系。开始，表姐执言仗义，为姨父的遭遇感到痛心和悲愤，怒叱警察的胡作非为，对公安的野蛮行径大为不满。渐渐的，口气越来越暧昧，开始为政府辩解，说什么他们也迫于无奈，上边压的太紧，流浪人员太多，不清理不行。再后来，表姐转而埋怨姨父不该出门，不该穿着破旧。最后，她干脆否认抓人的事实，说大老远的跨省寻找，简直吃饱了撑的，说不定姨父就在附近的哪个地方迷路了。

我越听越来气：“太混账了，还是你自己的亲戚，没一点同情心！警察都还承认抓错人了，你却睁着眼睛说瞎话？是不是怕影响前途和职位？”我的言语激怒了表姐：“你不要老是拿法轮功的思维看问题，有什么证据说警察抓人？没证据就不要诬陷别人！”

我一下火了：“这哪对哪啊？想开脱责任，还是借此羞辱我？”表姐一味狡辩，满口邪党灌输的一套，什么认清形势啦，别上当受骗啦等等等等，我既焦急又无奈，几乎要在电话里大吵一顿。

后来想想，不对呀，我跟一个常人较什么真儿。我是修炼人，能和他们一般见识吗？中共邪党坏事干尽几十年，什么时候认过错？有什么道理可讲？只会“我党一贯正确”，只会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在这样环境氛围里浸泡的表姐，在利益面前，亲情和道义是可以弃之不顾的。想到这些，我镇定下来，平静地说：“是，我没证据。今天你就是把这个人给杀了，我也拿不出证据。但姨父不见了，而偏偏那天警察抓了人，仅此而已。”

第三天早晨，表哥来电话，说找了一个晚上，所有的地方都去过了，就是不见，话没说完便放声大哭，想到那么大年纪的父亲，天寒地冻，身上没多少钱，如何熬过一个个日夜？不渴死饿死也得冻死累死。“子欲养而亲不在”，表哥越哭越伤心，后悔从前对老人照顾不周，关心不到，“如果能回到从前，有朝一日他能回来，我一定加倍弥补。”表哥悲痛欲绝，他认定姨父生还的机会很渺茫了。

我决定到报社，把事件曝光出来，一方面谴责政府这种不人道的野蛮行为，另一方面，也希望借助媒体的影响，通过刊登姨父的照片，哪位好心人遇到了能通知我们。报社一位女记者接待了我。在听完整个事件的叙述后，她有些震惊，甚至不敢相信。我说：“如果这事不发生在我身上，我也不相信。”最后记者决定到县里去一趟，找相关部门了解情况。

临行时，我再次给表姐打电话，询问事情的经过。我首先给表姐道歉，为自己那天态度不好、言语过激请她原谅。开始表姐不愿多说，怕惹麻烦，后来还是把前因后果一股脑儿全倒出来。通话的时候，记者进行了全程录音。

第四天，记者来到了县里。说明来意后，政府部门大为紧张，以影响安定团结为借口，极力阻止事件曝光。同时对记者威逼利诱，用一位领导的话说是“不惜一切把报社搞定”。表姐也受到了各方压力，不断给我打电话，哀求别让记者采访，“否则县长发话，让我饭碗难保。”我告诉表姐这不是我能控制的，报社采访是他们的权利，我只想把姨父找回来。

大约几小时后，表哥突然来电话说姨父找到了，就在附近的县，当地民政局已经买好车票送他上车，今天晚上便可以到达。晚上表哥又来电话，告诉我姨父身体很好，人很精神，虽然几天几夜没睡觉，挨饥受冻，却毫发无损，只是受了点惊吓。通话中，姨父断断续续给我述说了大致的经过。

那天晚上八点钟左右，姨父在住家附近散步，两位手持电棍的警察问他姓什么，家住哪里，他一一回答了。一个警察拿出张百元钞票问他有没有这东西，他说没有，没那么多钱。警察就说：“上车，我送你回家。”姨父说：“不用你送，我家就在附近，我自己回。”可警察不肯，非把他推进车里，还举起电棍想打他。姨父怕了，只好乖乖上车。

车里装了七、八个人，都是同样被抓来的。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往哪个方向，一直开到半夜，才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把他们赶下来。下车时，一人给了一个面包，一瓶水。姨父露天蹲着过了一夜，天亮了，才顺着车印往回走。边走边问，告诉别人家住某县，被警察抓来扔在这里。没人相信他的话，以为这人不是傻子就是疯子。不过也有好心人给他指路，就这样白天走，晚上坐，一直走了一百多公里，才找到了邻县的一个民政局。

当时姨父身上只有三元钱，什么也买不了，无处可睡。第二夜看到个牛栏，本想挨着牛过一夜，可被主人发现，赶了出来。第三夜走到一户人家门前，姨父问“可以蹲在屋檐下过一夜吗？”那家人说：“到别处吧，别把孩子吓着。”

就这样三天四夜，一个七十八岁的老人，在几百里外，几乎不吃不喝不睡，天寒地冻，历尽千辛万苦，最终回到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