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共产党国家搞的告密和盯梢，不是针对什么社会、国家和民族的真正安全问题，纯粹是为了党的政治斗争，挨整的大都是无辜好人，所以被告密和盯梢整怕了的中国人，都很痛恨这种小人行为。可是，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小人行为，并没有因为时间的逝去而消失，反而在大陆的年轻学生中颇有一定市场。

2008年11月，华东政法大学的教授杨师群发了一篇《有学生告我是反革命》的博文，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文章披露，他被领导叫去谈话，说上他《古代汉语》课的学生到公安局和市教委告了他，称他在上课时有批评中国政府的内容，上面已立案侦查。杨教授回忆说，记得下课时有二位女同学找他，眼睛里已经含有泪水，愤慨地指责他怎么能批评政府。最令杨教授哭笑不得的是，两位女生到上面告发时，还添油加醋地给他加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近日又有学生向警方报警，说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苗珍虎，在课堂上大胆放言，支持杨师群，批评中共及其政府。结果，又有学生用手机录下了苗教授的言论为证据。在12月10日下午，警方到学校传唤了苗珍虎，并将其带走。

说起学生告密，本人还亲身经历过一件事。那是在1988年全班去北戴河实习，领队的潘教授能歌善舞，当晚在招待所里大家围一圈，欣赏教授的精彩表演。回校后在食堂吃饭时，潘教授的年轻助教跑到我身边，打听知不知道是谁去上面把教授给告了，说教授在外散布了什么不利党和政府的言论。我当然不知道，而且我实在想不出那天晚上的娱乐有什么不利党和政府的地方，很纳闷告密者的政治敏感度真是不同凡响。

不光是学生告老师，现在还出现了学生监督学生。近日有新闻报道说，湖北大学某班级，推行所谓“小天使计划”，即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监视者，被监视者同时也监视他人，还要定期写出监视报告；山东德州学院则公开招募“安全信息员”，对全校学生进行“全方位”的监视和控制。

别说国内的，就是到了海外的留学生，很多也成为中共驻外使领馆控制的工具。中共领导人出访，会遇到抗议中共迫害人权的各种团体。大陆留学生就常常被拉来成为欢迎队伍的主力，说是欢迎，这些学生几乎从未见到过被欢迎的领导人，他们不过是中共组织来故意对付抗议人群而已。虽然我们看到有留学生开始反思这种可笑的“欢迎闹剧”是不是成为被中共玩耍的工具，相当多的学生依然乐此不疲，误以为爱党就是爱国，中共就等于中国。

大陆年轻学生表现出的这些“文革精神”，让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感到后怕。是啊，文革被称为“十年浩劫”，人们觉得那个荒唐的人伦颠倒的时代已经过去，没想到在年轻人身上又再现出来，甚至有老共产党员扼腕叹息，直呼这些学生“比共产党还共产党”。

上面举的虽是几个小故事，却说明了一个大道理。认识到中共不好的人，如果慑于强权政治，而主动放弃争取自己的权利，不给中共压力，而幻想着等到年轻一代成长起来以后，就认为哪里还有什么共产党啊，那就错了。这种对中共的无奈和纵容，本身就给中共制造了最“和谐”的“不会变好”的外部生存环境。结果，大家也看到了，“文革”的悲剧就一再在中国重演。文革过去了，结果出现了“六四”；“六四”过去了，又有了对法轮功的镇压。那种铺天盖地、煽动全民上阵诽谤法轮功的架势，怎么会不让人们想起“文革”再现呢？

事实上，共产党几十年统治下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舆论宣传，早就定型了一整套的党文化思维模式，横贯到全部的教育体制和日常生活中。中共的存在，完全有赖于这个党文化的环境，中共自己当然不会去破除这个党文化。而在这个党文化体制下教育成长起来的人，就很难跳出党文化的框框。只怕给中共再多的时间，中共的阴魂也不会散去。一句话，中共不解体，党文化就不会消除，中华民族就不会有回归正常人类道德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