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位农村女法轮功学员。九九年七月，由于中共不断给法轮功造谣，我和几位抱着向政府澄清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为大法说句公道话的心，去了北京。刚到天安门就被便衣绑架到天安门派出所，后被当地接回在武装部，非法关押七天。

在武装部白龙乡政法委书记高惠昆一伙人每天强制我们看诽谤大法的录像。有一天，一个叫范国军的人又给我们看诽谤大法的录像，可怎么也放不出来，急得他满头大汗，最后还是没放出来，可放别的录像带根本没有任何问题。当时他说今天怪了。我们告诉他其实不怪，你根本就不该让我们看，那上面都是假的，是为抹黑法轮功而造的谣，为镇压找借口，你千万别相信，因为我们有亲身体会。

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向我介绍法轮功很好，我便问她，我炼行吗？她说，谁炼都行。这样当天晚上我便和她一同去炼功点炼功。通过学习《转法轮》，我知道了这是一本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能使人道德回升的一本好书。我下决心一定按大法的要求去做。炼功前，我和丈夫经常吵架，炼功后，面对丈夫的打骂，我不再象以前那样和他吵闹，做到师父要求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个好人。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我身体上的痛，如偏头痛、胃痛、脊椎痛都奇迹般的好了。从此后我们有了和谐的生活。感谢师父和大法让我有了美好的家庭生活。

然而，白龙乡政法委高惠昆等一伙人每天强制我们“转化”，逼写什么“不炼功保证书”。我们跟他们讲道理：你让我们“转化”什么，我们只是炼功祛病健身，按真善忍指导做个好人，难道做好人还有错吗？白龙乡一个自称姓张的人大主任说：你们说煤球是黑还是白的？我说：当然是黑的。张说：不行。如果政府说是白的，你们就得说是白的。我问：难道政府就可以不分是非，颠倒黑白吗？张说：对。因为法轮功是中央定性的，你们什么都不要说，不然就关着你们，不让你回家。

九九年九月，我和另两位同修抱着对政府的信任，再次去了北京，在天安门我们又被天安门派出所绑架。我们不肯说出姓名，恶警就嘴里不干不净地骂我们。后来我们看到地上有好多被他们非法抄的《转法轮》，觉得很可惜。恶警看出我们的心情，说：如果你们说出姓名，这书你们随便拿，你们就可以回家了。当时要书心切，我们说出了姓名和住址。他们说你们可以回家了，可我们拿着大法书刚出门口，就被早已等在那里的恶人强行劫持到丰台体育馆。这时我们才知道上当了。后由满城县政保科赵玉霞、张震要接回，由白龙乡派出所所长景洪池及手下曹潮伟、刘永超、袁越军，苟永福一伙人劫持到满城县看守所关押。

在非法关押期间，赵玉霞、张震要协同所谓的医学部、科学部教授妄图给我们办洗脑班。在谈论过程中，一位同修说，我炼功前曾患有心肌炎，通过炼功我身体痊愈。那个医学教授说那是心理作用，真有心脏病，炼功是炼不好的，要么就是误诊。同修问他，你说现在的仪器诊断有没有准确性，他说当然准确。同修又说，那彩超、B超、心电图、心功能我都做过不止一次，确定是心肌炎，您怎么解释？那个教授顿时哑口无言，做不出任何合理解释，只好转身走了，以后再没来过。恶警曾对我们说只要不炼法轮功，回家杀人放火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没看见。听到这话我们很吃惊，作为执法人员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来，难怪老百姓都说他们吃人饭不干人事，为了个人利益，尽干一些伤天害理的事，不会为老百姓做一件好事。在看守所我们被非法关押三个多月，又被赵玉霞等人以保证金为由各敲诈二千元，（没有任何手续）才放回家。

二零零零年九月，白龙乡政法委书记高惠昆一伙人强制我们去满城党校办九天洗脑班，还让交饭费五百元。回家后，白龙乡政府经常上门骚扰，采取监视、监控的方法迫害。一次他们强行把我们叫到乡政府到了晚上还不让回家，中午饭也不让吃。丈夫不放心到乡政府找我，问高惠昆为什么还不放人，高惠昆一伙人打了我丈夫好几个耳光。

二零零零年夏天，我表哥提前打来电话，说来探望我的父母，被白龙乡派出所所长景洪池一伙人知道，（当时电话被窃听），还没等表哥到家，景洪池一伙人便强行带我到村口，等表哥一到，他们便强行将表哥的车搜了一遍，还给他们的单位打电话了解他炼不炼法轮功，最后证实他未炼，才让进村。而且为了不让我和表哥接触，还强行把我带到派出所监控一天一夜。这件事给表哥和我的家人造成了极大的恐惧。

二零零一年一月，我和几名同修再一次去北京，刚到大会堂就被等在那的大坎下村主任田野、政法委书记康新元及其手下蔡涛、李敬东、政保科张震要、六一零主任梁民绑架。当时白龙乡对我们监控，发现我们不在家就开车追去北京。梁民气冲冲的说：把她们装到汽车后备箱里，装不进去给我使劲，回去象村民打牲口那样给我打。后被关押在看守所三个多月，又被劫持到保定八里庄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在劳教所我们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恶人为了强制我们“转化”，站墙根，脸和鼻子贴着墙，直挺挺的站着；开飞机，就是半蹲式，两手抱头身子不许动。一天二十四小时采用这种形式迫害。

当时我被迫害的两腿全肿起来，脚穿不进鞋，直到被迫害的说不炼才停止。还强制干活，有时一干就是一夜，给我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给我的家庭造成了无法形容的困难。那时三个孩子正在上学，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十二岁，面对我被非法关押，给孩子幼小的心灵造成极大的创伤，整天思念母亲，以泪洗面。丈夫因我被非法关押，不能外出打工赚钱，三个孩子的学费没有着落，无奈大女儿只能退学外出打工，供弟弟妹妹上学，丈夫每天除了干农活，还得操持家务，照看两个孩子，时常难过得暗自落泪。

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后半夜四点多，满城县公安局、刑警三队，伙同白龙乡政府，以奥运为由，妄图强行对我绑架，并把屋里翻了个底朝天，邪恶的绑架未能得逞。

以上种种迫害都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想说一句法轮大法好，是政府错了。其实上访是每个人的权利，我只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有什么错呢？却遭到如此的迫害。难道他们除了贪赃枉法、迫害好人，就不能听一听百姓的心声吗？如果法轮功真的有错，为什么不让法轮功修炼者发言，让人们听一听双方的看法，自己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