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请律师也不能偏离救度众生的主题

象李和平等几位比较早为法轮功辩护的律师，每人手头都同时有七、八个法轮功案子，分布在大陆各地，而且每天还在增加。一是没有精力做好，甚至开庭时间都冲突、安排不开；二是压力很大，北京司法局找谈话施加压力，这几位律师的安全或律师证注册也成问题；三是经济收入少，律师事务所有意见，被排挤；四是我们这样做有意无意中在指望名律师营救同修，邪恶会找借口迫害律师的。其实邪恶的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象邪党两会、奥运期间，李和平律师都被警车二十四小时跟踪监控，其他一些律师也被限制一定的人身自由。他们自己不知道缘由，我们清楚邪恶的真正目地。

如何分清大法弟子和常人的角色，如何才是慈悲对待世人（包括正义支持我们的常人律师和名人），这是大法弟子必须理智清醒的。请各地同修紧急协调，不要再集中找那几位律师，可以在网上搜索“维权律师”（有些维权律师团，成员电话都在网上公布了），然后买一部小灵通专门打电话讲真相。如果接电话的律师不想接法轮功案子，就请他再介绍几位其他律师，能收集很多律师的电话，这样通过大面积讲清真相一定会找到合适的律师，我们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救度众生，请律师也不能偏离这个主题，过程中每一步都要走正。而且讲真相是给不知道真相的人讲，那些为法轮功辩护过的律师已经了解很多真相了，不用花精力专门去讲，他们自己能破网有了解真相的渠道。

二、请律师也要达到证实法的效果

我们请律师的目地不是单纯的为了营救某一个同修，而是为了利用法律手段证实法，那么一定要起到证实法的效果。

目前有几位律师非常努力的打法轮功案子，希望通过法律手段制止迫害、结束迫害，那是律师对大法的正念，在宇宙中很好的摆放他们的位置；而大法弟子必须用法来衡量，不能受律师的想法带动。

我的理解是选择条件具备的典型案例请律师介入，不要勉强，要做就做到底。当成一个证实法的项目，有合适的同修参与整体协调，真正的以大法弟子为主导，千万不能等、靠律师，如果没有律师介入我们怎么营救现在还是怎么营救，律师只能做表面事情。法律手段能破除一些世人法律上的观念和障碍，是我们用来大面积讲真相的有效方式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方式，过程中每一步一定要做到位，回顾的时候感到没有任何遗憾，想到的都做到了。而这种案子每个地区选择一例即可，决不能仅限于请律师走法律程序、搞个轰轰烈烈的开庭。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有律师介入对邪恶确实是一种震慑，毕竟有律师敢做无罪辩护了。但是律师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不能都靠大法弟子解决，可以给家属讲真相鼓励家属去请律师，周围有几位同修参与即可，不请律师我们也一样会营救同修的。家属出钱出面请律师为亲人做无罪辩护很合情合理合法，目前我们这里都是这样做的，不能牵制大量的同修都把精力、财力投入到请律师营救同修上。

三、就了解到的情况提一些具体建议供相关同修参考

锦州四位同修被非法判刑案在二审中，建议当地的同修要真正的起主导作用，遇事用法衡量，不要盲目听从律师的建议，把律师看的比同修还重要。正义律师毕竟不是大法弟子，没有修炼的因素在，他在人中的能力再强，也不能象修炼人那样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和邪恶生命。有问题可以和当地同修交流，或反馈给明慧编辑部，各地与明慧应该都有固定的安全联系渠道，不能依赖律师用人的能力处理，这也体现对法的坚信成度问题。

其实锦州四同修、成都十一同修的案子，我个人认为二审选一个案例重点突破就可以了，一审律师多同时出庭有气势，能起到对邪恶一定的震慑作用，二审如果不开庭，律师多或少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了，同时能节省一部份律师费用。当时王博案子请六位律师，是因为环境恶劣，律师有安全问题。现在大环境已经好很多了，律师介入法轮功案件基本没有安全问题了，而且一审该做的曝光邪恶、讲清真相的事情很多都做过了。锦州二审的事情已经过去了，谈这件事只是给大家一个借鉴。

建议成都地区同修根据具体情况衡量，二审是否需要请多位律师，一审和二审涉及的邪党部门差不多。

建议锦州地区同修静心学法、交流，尽快形成更好的整体，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邪恶。把没做到位的地方补充上，起到更好的效果。

建议大陆各地同修注意请律师过程以讲真相救人为主，而不是为找律师而找律师，或者请名律师。过程中的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做到位，当地同修要投入一定的精力跟踪协调，有的案子只是走走法律程序，律师提交一份无罪辩护词，就失去意义了，而且有负面因素，家属、律师以及周围同修都会有想法，出现隔阂。

总之，大法弟子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走正正法修炼的每一步，才能真正起到证实法的作用。一些体悟，与同修共同分享，不符合法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