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姚士兰讲述她遭受的迫害。

我叫姚士兰，今年58岁了，是天津市武清区大碱厂乡法轮功学员，九九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我今天就把天津市武清区六 一零、国保大队、公安局看守所、大碱厂乡派出所、大港板桥女子劳教所、天津女子监狱对我的迫害说一说。为使更多善良的人了解真相，让更多有正念的人能够明白真相，都能发出正义之声，帮助停止这场残酷迫害。

从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大法受到严重迫害后，我们的修炼环境被破坏了。在邪党疯狂的迫害下，我也受到了一系列的迫害，同修之间不能接触，处处有恶人的盯梢和监控。

2000年我被迫害进了大港板桥女子劳教所，由于邪恶之徒的威逼和自己害怕遭受更加残酷的迫害，违背良心的向邪恶写下了耻辱的“保证书”，从那以后内心深处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忧郁，有一种对不起师尊、难以做人的负罪心理。后来，我又回到了大法中，发了“严正声明”，决心用我的一切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和过失，清洗自己的污点。

2003年我在西小良讲真相时，被恶人举报绑架到了派出所。我也记不清是几个人打的我了，当时把我打的满嘴流血。后来中共邪恶之徒就骗我说送我回家，结果到家后就把我家抄了，抄了《转法轮》和《洪吟》，恶警又开始打我。之后把我送到武清看守所迫害。进去后我就绝食抗议迫害，在看守所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人是耿所、程大夫、李艳丽（女）。十七、八天后恶警又使了花招把我送回家，到家身体稍有好转，一天早晨大碱厂乡派出所来了几个人，骗我跟他们走，然后把我送到天津大港板桥女子劳教所，给了我一张非法劳教二年的票。我说：我不承认它，当场就给撕了，并绝食抗议。

天津大港板桥女子劳教所是个黑窝，那里大多数管教都非常邪恶，还豢养了一帮犹大及杂案的邪恶打手，专门迫害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罚站、不让上厕所、不让睡觉、不给吃饱……他们派犹大来给我做“转化”，犹大很邪恶，他们经常殴打法轮功学员，还有犹大往法轮功学员身上浇热水的，管教大都不出面而在背后指使迫害。

刚到劳教所时，被强制干活，没完没了的往死里使人，不管多大岁数都扛大包的豆子。我绝食半个月了，一百斤一袋的豆子从楼下往楼上扛，走路都呼呼的。有常人说：这法轮功真了不起，半月不吃不喝，干的还挺冲。后来我悟到“不能配合邪恶”，就开始反迫害：不穿号服、不报数、不干活。恶警队长问我：“为什么不干活？”我说：“我不是来给你干活的”。恶警听后转身就走了。当天晚上从每天11点睡觉改到12点才让睡，我心里坚定一念：甭想让我配合你。

在劳教所期间，我绝食110多天，恶人对我进行灌食迫害。每次灌食他们就把别人支走，只剩几个特别恶的吸毒犯，拿一把一尺长的大钳子，撬我的牙，我就背师父的法。他们几次都没撬开，牙也撬坏了，出了好多血，也没灌成。后来他们把我弄到医院用鼻饲灌食，我天天背师父的法。不久以后，恶人发现真“转化”不了我了，就给我加期10个月，之后我才离开了大港板桥女子劳教所这个人间地狱。

2006年3月15日，我在讲真相时，被刘淑敏、李广东、蔡德路举报，由本村书记李成月、治保黄守庆带领大碱厂派出所伙同武清国保大队恶警跳窗进屋，非法抄走了两本《转法轮》和我用来听法的复读机，并把我绑架到武清看守所。在看守所我绝食45天，恶人怕我死了担责任，就让家人给办了保外就医。

2007年4月4日下午，本村治保黄守庆，带领大碱厂派出所、武清国保大队恶警再一次闯入我家，把我绑架到武清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只记得一个叫李海成的警察，说要判我几年。我被转到了天津市第一看守所，我照样绝食反迫害，那里的恶警就指使恶人打我，我不停的发正念，打我的恶人就不停的吐。几天后，他们又骗我说：送你回家。第二天，恶警把我送到了天津女子监狱迫害。

在女子监狱五监区，恶警大队长姓石，还有一个姓殷的，一个小队长叫刘蕊，大夫姓李，八个月里他们不停的用各种方式迫害我，目的是让我“转化”。首先安排了四个包夹，她们是刘丹、李洪英、刘旭、杜方芹还有李云霞（此人曾抓着法轮功学员的手强按手印，以示“转化”）整天跟着我。我的一举一动都被记录，然后向队长汇报，我不配合她们，每天都大声的背法、发正念，只要有人来我就讲真相，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劝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后来有七、八个人主动找我三退了，我由衷的为这些在魔窟中得救的生命高兴。

八个月里，我照样绝食以示抗议。恶徒们就把我绑在床上，把双手铐上，拿开口器把嘴和牙撬开，插上口饲（一种灌食的工具）灌盐水，一插就是10天10夜，然后再换一个。开始灌很重的盐水，我就大声喊：他们迫害我，给我灌盐水。后来他们改用鼻饲（从鼻子灌食）折磨我。

再后来（大概七个月左右）他们说我体检身体出毛病必须住院治疗。入院后开始输液，他们给我输了十几天的不明药物后，我开始发烧、昏迷。大夫说：她身体太差了。又下鼻饲灌食，又输了两天的氧气，我就不说话了，经常昏迷，大夫问我：你想回家吗？在我昏迷不醒之时，他们强行按了我的手印，还录了像，可能为了证明我不行了，他们没“责任”。

我于2007年11月23日回到家。现在我身体还很虚弱，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家人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