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广州驻京办事处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参加北京几十万人大上访后被抓到广州驻京办事处，第二天去北京西站，快到售票厅门外，有个声音从高空传来叫我快跑，我告诉我身边的一个同修，我们两人马上转身就跑。我跑出去坐上公交车走脱了。她進到火车站餐厅。当她出来时，正好碰见驻京办事处主任打着电话走進来，两人擦肩而过，她穿着红衣服，他竟然没看见。

一九九九年十月份，我跟一批大法弟子交流后，单独進京证实大法，广州六一零很紧张，派了一批干警到北京。由于线报，我跟山东学员交流时被抓。广州那批干警很高兴能抓到我，在驻京办事处，六个人围着我，其中有一个人“七二零”后经常见面，真相听了不少，没出声。另五个人第一次接触。他们很失控，暴跳如雷，骂大法骂师父骂我，当时整个房间都震动起来发出轰鸣声。我不理他们，心中不停的念“宇宙的特性在制约一切”。第二天，骂的最厉害的那个人，捂着脸，对那个听过真相的人说，水土不服，掉了一颗牙，很疼。可能那个人告诉了他这是报应，他们这批人再也不理我，那几天，他们不敢靠近我，偶尔看看我就走了。

（二）在天河看守所

从一九九九年底开始，大批广州天河区的大法弟子進京上访被抓回非法关押在天河看守所，每个学员都很用心的讲真相，很多犯罪嫌疑人都能接受，不少还跟着炼功学法。我们接触的仓头绝大部份不但同情支持法轮功，她们还经常跟我们一起学法，关键时刻保护大法经文、大法弟子。

有的重刑犯人，已经判了死刑的，不久就要执行，有的将要重判的，由于学了大法修炼而改变了命运，通过上诉改判死缓，或无期徒刑。她们知道是因为学了大法所带来的福份，就更珍惜大法抓紧修炼，钉着脚镣当着管教的面天天学法炼功。

有个仓头曾带领全仓人跟大法弟子一起炼功，所长踢门威胁也不管，照常炼功。当所长打大法弟子时，她站出来保护大法弟子。有一次她手脚正被上镣，她想见识大法的威力，这个念头刚出来，一只手铐就自动开了，她叫全仓的人来看，个个都惊叫不已，人家叫她让另一只手也打开，她说，我不能贪心，刚一想，另一只手铐又打开了。整个仓沸腾了，纷纷表示要学法轮功，有的表示出去后要叫家人也来学。

大约二零零一年，邪党大搞“转化”，很多被抓進看守所的学员都先到我所在的仓。晚上，我们几个大法弟子用被子盖住，一起背法，交流，互相鼓励。有几个学员就有几个法轮在我们眼前不停的旋转，激励我们要坚定正念，坚信师父。

天河六一零的知道后，就唆使看守所将我单独关押，不让接触任何学员。当然，人说了不算，我们师父说了算。刚進来的大法弟子经常走错门，先到我所在的仓，等我们传了经文，交流完，他们才发现。

看守所有一段时间发动犯人重点针对我，对着我的耳朵不停的读诽谤大法师父的东西。我不停的背《论语》，她们的思维乱了套，串行，漏字，眼睛模糊不清，喉咙痛，全身不舒服，指使她们的管教也难受，几天过后，她们再也没第二次了。

刚开始，天河看守所劳役时间长达十六至十八小时以上，活很重很累。恶警好几次想利用完不成任务来迫害大批大法弟子。我们学员就想，缺料或撤料，果真，第二天就出现缺料或撤料，恶警觉的奇怪，几次阴谋破灭后，这类迫害就消失了。我们有一次想，让他们停工，缩短时间。那次停了一个多月，过后没多久，时间就改为每天十到十二小时。（其实应该彻底否定这种迫害）

二零零零年七月刚進看守所的时候，天河分局有两个干警天天提审我，我对他们讲真相，年轻的那位能听，负责的那个不听，我就不讲了，天天坐在那里背大法，他很恼火，连续三次骂大法骂师父，我一心不乱的背法。第三次他骂完后，对身边的那位干警说：我心口痛，等一下要去看病了。从那以后，他变乖了，他不再逼我说话了。我天天背法，他自问自答自写，我拒绝签字，几天后，不再提审我了。

二零零零年七月被抓，广州六一零的跟所长说，我鼓动学员進京上访，鼓动“六一八”大炼功，最起码要判刑五到八年。所以我一直被关在看守所。有一天我准备上韶关劳改场买东西，买了很多邮票。邮票夹在本子里，全部邮票自动从里面飞出来，我们觉的很奇怪。过后我悟到师父点化我，不用上韶关。我马上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后来改为三年劳教。检察院的人来两次过检，我都对他们劝善，讲真相，不配合他们签一个字。他们到所长那里告状，说我反过来做他们的工作，要所长好好教育我，所长说她也经常这样对我们。

二零零一年初，看守所恶警陈某借天安门自焚伪案在众人面前攻击大法，我们几个大法弟子用绝食抵制。第四天开始我一天吐了二十多次，每次吐大半脸盆的黑水，连续两天，整个人都脱了相，八十岁的老太太都没那么老。看守所七八个男管教将我强行拉到省邮电医院，手脚铐住，强行输液，五大瓶一小瓶，我看到医生将不明药物放進去，当时有一个恶警将输液速度调快，还说，快点死去。我发出正念，一丝一毫都進不来，连水都進不来，一切不起作用。那些东西被师父发出的功打掉了。八个小时后我回到看守所，吃夹生饭，胃疼了一个晚上没睡，第二天又吃夹生饭，整整疼了一天。从第三天开始，天天吃夹生饭，有两个多月，再也没疼过，胃出奇的好。

（三）在广州槎头劳教所

二零零二年四、五月间，劳教所换了管教管我，她受恶党的谎言毒害太深，听不進真相，还多次攻击大法。一次，她正站在我的面前攻击大法，大法的功能将她的假面具撕开，露出很狰狞的面目，是个地狱小鬼。我马上发正念，她吓的赶紧逃走。从那以后，她老躲着我，没听到她攻击大法了。

二零零二年一大队有个队长，刚提上来就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一天早上，这个队长和一个管教（受了她的影响）正坐在大门边值班。我刚从厕所出来，离她们大约八十米远，我按习惯心里念正法口诀，还没念完口诀，看见她们两个人同时从椅子上往前抛出来两三米远，坐在地上。她们往后面，左右看，没有人，再往前看，看到我走着。我当时也没意料到。但大法的威力确实使她们震慑了，从那以后她们的恶行有所收敛。

在邪恶场所，我们每天都高密度发正念，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特别害怕，不太敢靠近大法弟子，恶警王玉常常坐在很远的地方，她们的声音刚传过来，大法弟子就加强发正念。

二零零三年六月，我将自己和我们学员在劳教所受迫害的情况写了两封信给白云区检察院驻槎头劳教所监察室。在三大队，少部份实施迫害的恶警一直在隐瞒真相，大部份管教了解不多。我要写控告信时，我没告诉任何人，看管我的吸毒人员刚好从管教那里借了几本杂志，有关法律方面的，正好是我需要的。那几天，她经常到外面玩去了，我就有时间写信。信写好后，我就想：让所有的管教传遍知道真相后，再交给专管迫害法轮功的梁惠萍所长，让所长徐显干等所部头目知道，再交给监察室。也要让所有夹控（参与迫害的吸毒人员）知道。果真，这两封信就是按我的想法传过去的。当时，劳教所象炸开了锅似的，很多管教、夹控都在议论真相，实施了迫害的恶警、所头目、夹控个个坐立不安。吸毒人员曾帼建直接参与迫害，也是被控告的对象，听到消息当场就吓的病倒了，血压很低，好长时间走路要别人扶着。

可以说，那两封控告信让所有三大队及所部的人都心惊胆颤。明白了真相、同情法轮功的管教和吸毒人员既为我叫好，内心佩服，又为我的安全担忧。我没有顾虑心、担心、怕心，我觉的制止迫害，救度众生，证实大法是很神圣的事情，是对生命真正的负责任。问心无愧，应该堂堂正正的做。梁惠萍接到信后来看我，当时她的表情很难堪，我对她说：“希望你们不要再迫害大法弟子了。人做了什么都要自己去承受偿还的。”七月份我就到期了。广州六一零想将我送洗脑班，要我填表，我拒绝。所长梁惠萍、科长卢冬梅、队长、很多管教多次求我离开，不要影响她们吃饭问题。

（四）在广州市天河洗脑班

天河洗脑班的人声称他们是广州市最文明的。表面上很平静，可是背地里尽使用各种很阴毒的手法残酷迫害大法弟子。二零零三年九月十八日至十二月二十四日，大约三个月时间，我在邪恶魔窟里零距离发正念，反迫害，证实大法，救度众生。

反迫害，是为了救度众生。我接触的陪护（看管学员的临时工），我都给她们讲真相。她们多数内心都明白，也同情大法弟子。可邪恶就千方百计的拉她们下水，想毁了她们。为了制止邪恶的阴谋，当她们被邪恶操控着要干坏事的时候，我就提前知道了，或她们正在做，我就故意大声说：“我看到了你手上的东西”或对她们笑起来，她们不好意思做下去。

我找所谓的副校长陈长毅、六一零主任刘某反映情况，将我看到的，知道的一一详详细细的描述给他们听，他们听的心惊肉跳，脸色红的象猪肝，眼睛不敢看我，如坐针毡那么不自在。我问他们：“这些就是你们的文明表现？”他们无言以对。

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将邪恶曝光。我希望他们开个会。他们过几天就开会让我来专讲。所有的学员、陪护、女保安、北京来的四个犹大和广州的犹大，全部参加。我将我入班以来所见所闻，亲身经历，参与了迫害我的人，时间，地点，手段，伤害状态，当场对质，个个想抵赖，却理亏，软弱无力，不堪一击。“转化”了的人知道后，都站在我这边质问他们。他们一看就紧张了，那些学员也要清醒过来了，恶人妄图对她们施压，已经晚了，人心已收不回来了。

邪恶这才意识到它们又上当了。北京来的犹大张瑞芳、李小兵的丈夫徐少奇恼羞成怒，跑到我房间来露出亡命之徒的凶残相，扬言要和我拼命。我不停的发正念，将邪恶的气势打下去。他们最后只好灰溜溜的退回去了。

恶人的恶报也接连不断：负责公安的队长，天天量血压，越量越高，心脏出了毛病；北京来的犹大张瑞芳的丈夫任仁结（音），一条腿伤了，走路一拐一拐的。

邪恶的暴行在不断的被揭开，我告诉陪护，他们在我之前对待大批大法弟子的手段，和所造成的伤害状态。她去反映给所谓的“校长”。邪恶很恐慌，它们背地里做的没人知道，我都知道了，怕我呆下去把它们所做的一切全给曝光了，只好把我送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