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次日清晨醒来时，发现家中一片狼藉，东西几乎都没了，包括通信录、毛笔、纸、杯子、生日录音带、等等。父亲已被警察绑架到公安局。奶奶已八十六岁了，因中风半身不遂，每天晚上由爸爸照料老奶奶。奶奶一夜没睡，见到我醒来时，抱住我失声痛哭。

我想爸爸大概没几日就会回家的，谁知道我的估计错了。爸爸再次踏入自家大门时，已是两年后的夏天了。

我家被抄后，我向再来抄家的警察讲了许多真相：说我爸爸是一个好人，他从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他原来身体不好，通过修炼法轮功身上的病都好了。爸爸没有错，你们不能抓我爸爸。因我跟他们讲真相，他们也把我列入关注目标。

警察还威胁被抓的爸爸：“如果再不‘转化’，你现在吃官司，你儿子也快了！”那年我还在读小学。

爸爸被抓后便杳无音讯，我们也打听不到半点消息，直到几个月后才得知爸爸已被送去外省坐牢了。

奶奶每天早晨起身后则必向我妈妈询问爸爸的去向：问人哪儿去了？干什么了？什么时候回来？妈妈怕老奶奶听到爸爸坐牢的消息受不了，就说爸爸已经出国去了，一直到奶奶去世都没有把真情告诉她。然而奶奶就天天撕心裂肺的哭喊着爸爸的乳名，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放学一进家门，看到这惨状泪水就控制不住的流了出来。妈妈白天、晚上都要工作与加班，晚上我和奶奶相依为伴。奶奶被折磨了一年后，最终没有盼到儿子回来团聚，带着心灵的创伤，痛苦地离开了我们。当妈妈向有关当局提出，让爸爸回来悼念去世的母亲，参加个追悼会。但警方以所谓“条件”为理由遭拒绝，就这样爸爸见奶奶最后一面的机会都没有。

爸爸被抓后，许多邻居、熟人、亲戚、朋友、同学都跟我们疏远了。他们听信中共媒体对法轮大法的歪曲宣传、造谣、诬蔑，开始对我们家说三道四，在我们背后指指点点，也不登我家的门了。我心里很难受时，便想起了爸爸跟我说过，一定要听恩师的话：“坚修大法心不动”。于是我心里宽松了，再不去把那些言论放在心里了。

二零零一年初，中共自编自导了“天安门自焚伪案”，并授意各单位配合行动，规定党员签字表态，甚至连学生也不放过。我校按上面规定每个学生必须在诽谤大法的簿上签字。我拒绝签字，离开了会场。

有一次毕业考试，其中就有一道政治题目牵涉到法轮大法上。我就果断地放弃了这一道题目。成绩出来后，学校宣布我不及格，通知我去补考政治，如果政治不及格就不发毕业证书。我当时就决定宁可不要毕业证书，也决不补考所缺那道题目的分数。

警察采取高压手段，逼迫我爸爸写悔过书等“五书”，爸爸不配合写，他们就采用暴力手段整人。

爸爸快出牢时，警察所、“六一零”、地方政府共去了八个人，以考察在两年里对爸爸洗脑的情况。在谈话中，爸爸义正词严的说：我们师父遭受了不公正的陷害和诬蔑；大法弟子正在受冤枉、受迫害，我们是好人，没有错；要求恢复师父的名誉；等等。他们听了气急败坏，蓄谋秋后算账。

爸爸出牢时，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他回家就想见奶奶，叫一声“娘，儿回来了”。但进门看到的却是奶奶的遗像和她睡过的空床，爸爸懵住了，他张开的嘴顿时闭不上了，欲喊无声，欲哭无泪，爸爸沉默了好几天。

我们好不容易才盼到爸爸回来，指望过上一个平静的生活，可是这次我又估计错了。警察和“六一零”规定爸爸出远门前要汇报。爸爸回来后立即遭到公安警察，联防队跟踪。他每次出门时后面总有人盯梢，接着有人打到家里的电话，点名叫爸爸接听。我家附近二十四小时有人坐着，不停地向我们家观看，制造恐怖现象。我的心重新开始紧张起来，惶惶不安，好象有个阴影笼罩着，大难又要来临了。爸爸回来这段时间我们没有过上一天平静的日子。

几个月后，爸爸出门没回家，他又被恶警绑架了。不到一个月，母亲接到了一封挂号信，有关当局寄来了判决书，又判爸爸坐牢三年。这次警方神秘地抓人，快速判决，是早就蓄谋好了的。

妈妈带我去看爸爸时，她哭得很伤心。爸爸在牢中被恶警用法西斯暴力手段，整得半死不活。爸爸告诉我们：每进来一个大法弟子，单独关一间房子，关紧门窗，用抹布塞进嘴里，六、七个犯人打手受警察指使，向大法弟子施加暴行。有的大法弟子被打伤，甚至打死，爸爸被打成肾出血，还不让吃饭，晚上只能睡一个小时的觉。犯人打手威胁爸爸说：“在牢里死个人是常见的事，我们要将你整得死去活来。我们的背后有警察撑腰，警察的头上戴着国徽，警察让我们来就是对付你们法轮功的。”爸爸揭发过牢中的暴力，警察反过来说爸爸是在造谣，还以调动人员的方法来替他们抹去证据。

爸爸终于再次从牢里回到了家中，但行动上仍然失去自由。爸爸告诉我：“大法弟子受点苦算不了什么，坐牢也不能改变我的思想，我们一定要做好当前的三件事，配合好师父正法，实现我们过去发过的誓言。”

我经历了这些年的风风雨雨，明白了：只要中共的迫害不停止，我们就过不上平静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