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僧扫秦”的主要剧情是：秦桧与妻王氏合谋害死岳飞后，心虚胆怯，乃至灵隐寺斋醮忏悔，见疯僧题壁诗云：“缚虎容易纵虎难，无言终日倚阑干；男儿两眼凄惶泪，流入襟怀透胆寒。”直言自己的隐事。召来疯僧，疯僧实为地藏王化身，反唇讥讽，直揭其隐，且以笤帚扫之，秦桧狼狈而归，命手下的何立至寺捕僧，僧已不见，只留柬帖以惊秦桧。

为什么岳飞故事会在中国广泛流传，而“疯僧扫秦”又最为人们所乐道呢？

对此，我以为，应从中国传统文化特性这个角度来思索。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的党文化完全相对立，是神传给人的，而这才是人应有的正常生活方式和思想道德心理。具体而言，岳飞故事和“疯僧扫秦”，演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核心价值观念，试举例如下。

其一，大是大非、善恶分明、公道自在人心。秦桧虽权倾一时、只手遮天、陷害忠良、肆意所为，但终究邪不压正，遗臭万年，让人们留下“白铁无辜铸佞臣”之叹。当时，岳飞被害消息传出，“天下冤之，闻者流涕”，下至三尺孩童，都对秦桧愤恨。传说人们用面粉捏成秦桧形象，放油锅中煎炸，后来简化制作过程，只剩得两条长腿，变成现在油条的样子。几百年来，人们一直叫它“油炸桧”。可笑的是，秦桧面对朝野“乱言讥桧”之事，气急败坏，将密探遍布全国，“察事卒数百游市间，闻其言奸者，即捕送大理寺狱杀之。”权力怎么可能禁绝、压服人心呢？这虽是古今邪恶者最惯常之举、实乃其最愚昧之处，徒为千古笑。中国传统文化其实就是公道人心的文化。而当今之世，“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大潮浩浩荡荡，中共邪党即将在人们的谈笑间灰飞烟灭，也自是人心取向所致。

其二，邪不压正，善恶有报。在历史上，岳飞终得沉冤昭雪，宋孝宗淳熙五年（一一七八年）谥武穆，宋宁宗嘉泰四年（一二零四年）追封鄂王，宋理宗宝庆元年（一二二五年），改谥忠武。岳飞以其忠孝节义、精忠报国，深受后世历代景仰。岳飞冤死前书“天日昭昭　天日昭昭”八个字，初读以为是在申冤屈，后细思量，此八字含义并非如此：岳飞曾遇高僧点化有“风波亭”之灾，当时不解，此时一一验证，百感交集，此绝笔字应为“浩气忠魂留世间”、“只有丹心照后人”之意。（注一）中国传统文化其实就是正义正气的文化。

而在现代的党文化中，“正义战胜邪恶”这句话却颇受嘲笑。其实这句话是真理，这是根源于人们内心最深处的纯正信念，也是最让邪恶所恐惧的。中共邪党的种种恶行、诡计，无论是暴力、谎言还是腐败堕落的引诱，千方百计让人们迷信权势、沉溺物欲、苟且偷生，就为毁灭人的这点正念。中共知道自己是流氓，无法否认了，就恶毒的灌输：我是流氓，大家都是流氓，全世界古今中外都是流氓，你们不要妄想到哪里能找到正义了。党文化制造了空前的现代愚昧。法轮功八年来的和平抗暴，在某种角度上，就是在演绎“正义战胜邪恶”这万古不易的真理，就是在最有力的清除邪党暴行和解体党文化。

其三，天日昭昭，三尺头上有神灵。中国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流传有神仙、修炼人在人世间的神迹，是很自然的事情。事实上，中国古代整体社会处于信神敬天的状态，历朝历代都有众多修炼得道之人。一般来说，得道之人不干预世事，但不排除在适当的情形下，以某种手段警戒恶人、点化世人，“疯僧扫秦”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人世间的事情皆因缘所致，所以“疯僧”并没有也不能制止岳飞冤死、或者诛杀秦桧，最多是以“笤帚扫之”而已；但秦桧夫妇东窗密语暗害岳飞之事，至为幽密，绝不为第三人所知，但“疯僧”却把它点了出来，是“惊”秦桧，三尺头上有神灵，暗室亏心，神目如电。需要注意的是，“疯僧”是以“疯”的面目显现在人前，“疯”是一种特殊的修炼状态；那为什么是“疯僧扫秦”而不是其它状态的修炼人来做这件事情呢？这是故意让人觉的真真假假，因为天机不可泄露，人世间就是有“迷”，一切都让人自己去悟，不破“迷”。

秦桧死在宰相位上，身前权势熏天，做了那么多大坏事，为什么没有报应呢？其实不是没有报应，只是没有现世现报罢了。宋代当时有关秦桧受冥报的传闻就极多。如洪迈《夷坚志》记载“烦传语夫人，东窗事犯矣！”和曾撙《信笔录》记秦桧酆都受报事，此外，《坚瓠集》“东窗事犯”条亦引《江湖杂记》记载，其文曰：

桧既杀武穆，向灵隐寺祈祷。有一行者乱言讥桧。桧问其居止。僧赋诗，有“相公问我归何处，家在东南第一山”之句。桧令隶何立物色。立至一宫殿，见僧坐决事。立问侍者，答曰：“地藏王决秦桧杀岳飞事。”须臾，数卒引桧至，身荷铁枷，囚首垢面，见立，呼告曰：“传语夫人，东窗事发矣！”（注二）

至于民间流传秦桧轮回多世受报的故事就更多了。如明朝万历年间，京口人邬某游于杭州，见屠猪者把猪毛去后，猪腹有五字：“秦桧十世身”。

这些故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是真实可信的。只有在党文化中，才被视为不实之论，权作故事消遣罢了。但当真相大显的那天，人们才会真正认识到，原来中国传统文化真是神传的啊！

悲壮历史流水去
浩气忠魂留世间
千古遗庙酸心处
只有丹心照后人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一日于汤阴

注二：转引自李琳，《宋元明“疯僧戏秦”故事流变研究》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