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骂公婆、打丈夫是我的家常便饭，谁要惹着我，我便和谁拼命，搅的四邻不安，成了一个被人指脊梁骨的泼妇。大法使我家换了天地。记得刚刚得法时丈夫的二哥曾问二嫂说：“真怪，怎么一个多月听不到他三婶骂人了？”我二嫂也修炼，说：“他三婶学大法了，怎么还能骂人！”二哥说：“大法真这么好的话，我支持你们炼。”

我公爹曾高兴的边放羊边唱戏，别人问他咋这么高兴？公爹高兴的说：“孩子们得大法了，我家成了五好家庭，我咋不高兴！”由于大法的美好在我和其他大法学员身上的展现，法轮大法在东儒来村迅速得到弘扬。

然而就是这么一部高德大法在九九年“七二零”后却遭到无端诽谤、镇压，我因坚修大法曾被关押在洗脑班、拘留所、劳教所，甚至被非法判刑，而今流离失所；丈夫多次被非法关押，最后被判刑五年，至今被关押在潍坊监狱。

进京护法被刑拘、抄家

九九年农历十一月初三，我和本村大法学员王付成、孙丕红到北京证实大法，被便衣以功友的身份骗上车。后来临沂市公安警察把我的身份证收去并把我们非法关押在临沂驻京办事处，后被送回蒙阴。回蒙阴后被非法关押在二警区，当时二警区警长王志坚私吞了我五百四十元钱。两天后把我转到蒙阴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一个月。回家后每星期要到二警区报到，以防我们再次到北京上访。

在非法关押期间，蒙阴镇邪党政府政法委书记公丕宝（现任蒙阴县房改办主任）和二警区警长张志坚到我家抄家，把冰柜、彩电及小卖部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抄走。后来公丕宝在镇洗脑班上说：“把于在花家抄的半袋子洗衣粉也没留下。”

夫妻同在洗脑班遭受酷刑折磨

二零零零年正月十八日，蒙阴镇邪党政府通知去过北京上访和被邪党登记在册的二十四名法轮功学员到蒙阴镇邪党政府开会。到了那里才知道所谓的开会是让骂师父、骂大法，写不炼法轮功的所谓“保证书”。县政法委书记李枝叶、县宣传部部长类延成在大会上公开诽谤师父和大法，看着老实巴交的法轮功学员，类延成高兴的说：“这些人不这不那的，好办！”

蒙阴镇邪党政府让学员早上八点去、中午十二点回家，持续了两个月左右。这段时间正值春忙季节，我们夫妻俩人都在洗脑班，耽误了春种。

一看还没达到“转化”学员的目地，就开始强制我们这些法轮功学员整天待在蒙阴镇邪党政府洗脑并实施肉体摧残。蒙阴镇邪党政府让学员写揭批法轮功的材料，并让学员表明炼还是不炼、上不上北京上访。因我写道：“未炼法轮功前，患先天性头疼，脾气暴躁，闹的家庭不和睦，月子里留下了腰疼和迎风流泪并疼痛的眼病。学法轮大法后，脾气变好了，病也没了。我真的不明白这么好的功法国家为什么不让学？反而犯了法，天天逼迫着听诬蔑师父和大法的谎言，家里地不能刨，庄稼不能种。”县宣传部部长类延成看后气急败坏，说“真的不明白，这么多天还不明白，叫你明白明白，上车库里呆两天，叫她明白了再出来。”蒙阴镇邪党政府宣传员姜怀忠厉声呵斥我，罚我坐在水泥地上。

在这期间大法学员不断的向洗脑班的工作人员讲述自己身心受益的情况。工作人员知道大法好只是为了工作不得不干，最后蒙阴镇邪党政府工作人员宁愿到农村下乡也不愿做法轮大法学员的“转化”工作。他们说：别说“转化”他们了，咱也得炼了。

农历三月十六日，蒙阴镇邪党政府把坚修法轮大法的学员带到茶棚非法关押，开始封闭式管理，不再让学员回家。农历三月十七日下午我要回家给公爹过生日，蒙阴镇邪党政法委书记公丕宝说：“你们这些炼法轮功的不要父母、不要儿女，不写保证书不能回家。”公丕宝不让我回家给公爹过生日反而倒打一耙，诬蔑法轮大法学员不要父母、不要儿女，一副丑态嘴脸暴露无遗。

在茶棚，我夫妻和其他学员遭受了蒙阴镇邪党政府的酷刑折磨：烈日下暴晒，坐在水泥地面上扳脚趾尖、手触着地九十度大弯腰、长时间罚站、暴打等等。

农历四月初，蒙阴镇邪党政府书记王世鑫用伪善的语言让学员“转化”，我向他讲了大法的真相，王世鑫笑呵呵的走了。到了下午打手王欣把大法学员刘兆莲叫到办公室，打了她两个耳光并骂道：“显能，谁让你嘻嘻哈哈的和书记说话来。书记批评我们工作没做好。”后来王欣知道打错了，又把我叫去想打我，被我制止。

有一次王欣拉着一根四棱子红松木棍，气哼哼的吆喝大法学员到屋里去。把我和孙丕进、孙丕宏、刘兆莲、张艾军轮着毒打了五、六遍，每个大法学员的臀部都被砸的紫黑，王欣垫着手巾都震的胳膊疼。他好奇的问学员：“我都震的胳膊疼，你们怎么还不转化？”学员善意的告诉王欣：“你打人做了坏事，遭了报应，所以胳膊疼。”王欣也感到震撼，说：“我以后可不打你们了。”随后蒙阴镇邪党政府政法委书记公丕宝来唱白脸，伪善的说：“这些小青年都不愿看着你们了，写个不炼了，也不要你们钱了，快回家吧。”我们一致表示：“我们只是做个好人，要求无条件释放。”

在蒙阴镇邪党政府王世鑫、政法委书记公丕宝的策划下，找了社会上的十八、九个痞子，轮番毒打大法学员。被毒打最严重的是孙丕进。孙丕进被两个人打倒在地，两个痞子脚踩着孙丕进的头，手摁着孙丕进的身子不让他起来，毒打、折腾他，胳膊上被毒打的起了一个鸡蛋般大小的硬包。

恶人姜怀忠耍流氓手段，把孙丕进、刘兆莲诱骗出去。不一会儿，就对我们说：“都睡觉吧，不看着你们了。”其他学员发现不见孙丕进、刘兆莲回来，便去找，发现他俩被姜怀忠锁在一间屋里。次日早晨，姜怀忠把门打开，姜怀忠说：“你们想的怎么样了？大伯头和弟媳妇在一间屋里一晚上，什么事做不出来？”我对姜怀忠说：“你这个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做这种耍流氓的事呢？”后来姜怀忠又偷着把师父的照片放在学员坐的纸片下面，让学员无意当中坐在师父照片上。幸亏我及时发现，识破了他的诡计。被识破诡计后姜怀忠仍不死心，和另一名姓张的工作人员把孙丕进架起来硬往师父法像上坐，接着又去架我，被我严厉训斥，最终姜怀忠也没有达到他邪恶的目地，只好作罢。有一次，姜怀忠让大法学员把钱都掏出来（约一百元左右），说是保存着，实际上被他们拿去喝羊肉汤了。

农历六月初一，我被非法关押到蒙阴县职业中专“六一零”。一天晚上，当时的蒙阴县政法委书记李枝叶（现为沂南县组织部部长）和公安局姓刘的一个科长（近60岁），让一个小打手喝上酒后轮番毒打大法学员，我第一个被打。当时我被逼迫蹲在臭水沟里，在臭水沟里毒打了我一阵后，把我弄上沟来，用脚猛踢我的头、颈，然后用穿着皮鞋的脚踩着我的头、脖子来回搓，直打得我鼻、口、耳朵出血。此后我眼睛流泪睁不开；脸肿得象胖娃娃，半月后才消肿。李枝叶和当时的“六一零”头目类延成（现为蒙阴县旅游局局长）不承认是打的，说是关押时间长缺乏阳光造成的。一周之后我开始眼痛，房思民让中医院大夫吴迪验伤，然后把我放回家。

恶警王伟三脚踹折了我的锁骨

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三日，公安“六一零”李某（四十多岁，大眼睛，平头）和另一名恶警突然闯到我家中，对我说到村大队问点事。我信以为真，跟着到了大队。到了大队二话没说就被绑架到警车上，直接劫持到二警区。在二警区，恶警王伟等刑讯逼供，我才知道被人举报。因我不配合非法审讯，恶警王伟用脚踹我，三脚踹折了我的锁骨，使我剧烈疼痛。最后恶警王伟恶狠狠的说：“于在花，你不用不承认，以后有你好受的时候，三电棍就把你电出来了。”

九天后我被转到县“六一零”，我感到头疼。县“六一零”头目类延成说：“你不用疼，拉你梁头就不疼了。”然后让我双手举起，脸贴在墙上站着，站了两早晨。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三日（农历）我被无条件释放回家。这次我被县“六一零”非法关押了十九天。

再次进京上访，被非法劳教三年

为捍卫真理，二零零零年腊月十二日，我和大法弟子张艾军到北京证实大法。在天安门广场我们打开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随即被恶警非法抓捕。我和张艾军被关押在天安门广场拘留所，张艾军被恶警用橡皮棍毒打，致使他的脸部浮肿。腊月十七日蒙阴镇东儒来村书记孙丕全、蒙阴镇姜某把我和张艾军劫持回蒙阴，我和张艾军被关押在二警区。腊月十八日，我和张艾军被送到蒙阴县看守所。二零零一年新年在蒙阴县看守所度过。二零零一年正月十七日，蒙阴镇东儒来村书记孙丕全和二警区警长张志坚把我送回家。这次在蒙阴县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二十八天。

二零零一年正月十九日，蒙阴镇邪党政府政法委书记公丕宝到我娘家找我，没找到。正月二十二日，蒙阴镇邪党政府宣传委员姜怀忠等来到我家，让我收拾收拾到“六一零”，我趁上厕所的机会走脱。

二零零一年正月二十二日晚上，蒙阴镇邪党政府政法委书记公丕宝、宣传委员姜怀忠等翻墙跳进院里，毒打孙丕进，把孙丕进打的直吆喝。恶徒怕邻居听见，把孙丕进带到蒙阴北环路毒打，胁迫他到亲戚家找我，孙丕进趁恶徒不注意时走脱。

二零零一年三月中旬，我回到家中。蒙阴二警区恶警张志坚和孙付利来到我家中，对我说：“这不是在家吗？有点事到大队里走一趟。”我说：“有事在家里说，不上大队。”恶警张志坚说：“一点小事，一会就回来，不信让你女儿跟着。”到了村大队，恶警张志坚二话没说，从腰里掏出手铐把我双手铐上，直接把我送到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年幼的女儿眼睁睁看着我被带走，恶警张志坚为达到他邪恶的目地丝毫不顾及对我女儿的伤害。本来判了我三年劳教，因被迫害的身体不好，劳教所拒收。十三天后蒙阴公安局不得不把我接回。

丈夫被非法判刑五年

二零零一年腊月二十二日，由于做大法横幅被人举报，蒙阴二警区恶警张志坚等人又要抓捕我和丈夫，幸亏一位好心人给我捎信：“警察要抓你，正向你家来，赶紧走。”我和丈夫顺利走脱。恶警张志坚等人非法抄家，抄走一本大法书，家中被抄的乱七八糟。从此我们夫妻开始流离失所。年幼的女儿由七十多岁的老人抚养。

二零零三年二月初十，孙丕进带着真相资料、磁带在新泰被查出，随即被绑架。后转到蒙阴看守所遭毒打，最后被非法判刑五年，关押在潍坊监狱继续遭受迫害。

历经生死闯魔窟

二零零四年正月初十，我和大法学员王付成在蒙阴镇西洼租的房屋内正钉着大法书，蒙阴二警区恶警孙付利带着一群恶警闯入我们租的房内，把我和王付成绑架到二警区。王付成被毒打的休克，我看到他时他的脸上还有被抽打的四、五道手印。

约二零零四年正月十四，蒙阴看守所的恶警象拉死狗般把我从监室拖到前面的办公室，然后把我送往到中医院检查身体。县“六一零”头目类延成在医院等着我，他说：“让她装死，非给她灌食不可。”大夫给我做了心电图，我仍然极度难受。一名中医院大夫说：“她不呕吐，装的！”类延成说便开始用针头扎我的腿，边扎边说：“叫你装，叫你装！”县“六一零”恶人类延成、房思敏说：“于在花，你想死吧，想死就让你死在这张床上。张德珍死在这张床上，孙某某也死在这张床上。……”最后把我拖出去，送到县“六一零”。

在县“六一零”，我头疼，吃不下饭，身体极度虚弱。约在二零零四年正月十五那天，恶人又给我拍片，我试图走脱，结果被抓住。回到县“六一零”后，县“六一零”头目类延成用橡皮棍在我背上、胳膊、大腿、脸各抽打一下，脸上接着变成紫青色，至今脸色还没完全恢复正常。

又过了几天，我被拉到县中医院注射了不明药物。其他病人好奇说：“怎么戴着手铐打针？”县“六一零”恶人房思敏说：“她炼法轮功炼邪了，得了病治不起，她男人炼法轮功炼的判了刑。”我说：“这是害我，有病让家人治，还用得着你们！”县“六一零”恶人房思敏说：“别吆喝了，快走。”县“六一零”恶人王欣说我把他上了恶人榜，就趁机报复，用手铐铐住我的手向外拖。上车后，王欣继续毒打我。一个小打手用手铐狠命猛砸我的头，打的我浑身发酥、麻木。回到县“六一零”我再也不能动了。

一天县“六一零”恶人李宝元来到关闭我的室内说：“针也打了，躺了这么长时间了，该说话了。”他看我的样子实在不行了就走了。大约五天后，他让县医院的大夫给我全面查体，县医院的大夫查体后作了鉴定：“小腿萎缩，再这样下去全身瘫痪。”恶人仍不死心，想从我家里讹钱，又让我躺了十天才让我婆婆接我回家。

回家后，法院恶人时常到我家骚扰。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法院和县“六一零”恶人企图再次绑架我，送往济南劳改队。趁他们翻东西时，我未来得及穿衣服匆忙走脱，至今流离失所。

特务的伎俩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五日左右，一特务坐三轮车到东儒来村我婆家，说：“我是炼法轮功的，听说于在花流离失所，我来接她。”我婆母说：“我不知道她在哪。”那特务又问：“她不是有个女儿吗？在哪？”我婆母说：“在她姥姥家。”六点多钟，这名特务又到了我娘家，对我妈说：“我在东北，叫孙某某，是丕进的叔叔，回老家看家，听说侄儿丕进出了事，把丕进接走了，丕进在那干木匠，让我来接她娘俩。给你留下电话号码。”我妈妈被骗了，信以为真，高兴的说：“等女儿回来时跟你联系。”实际上丕进二零零三年二月初十已被绑架。

二零零五年春天，曾欺骗过我父母的特务又到了我娘家，费尽心思的到桃园找到我父母。以同修的身份再次欺骗我母亲时，被我母亲认出：“你上次装成她叔公公，这次又装成同修，原来我女婿早被你们抓起来了！”特务忙说：“不是我。”我母亲说：“你以为我不认识你，你们把我女儿吓跑，她杀人放火来？你们不甘心让她在家过日子，我还想找你们算帐呢！”我父亲说：“你们这些人专欺负好人，你们有本事去抓贪污腐败的人，你们是不是没钱化了，想弄两个钱，治治炼法轮功的？”那特务灰溜溜的走了。

在此正告仍在继续为邪党卖命，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和邪党人员：你们的所作所为不但违背了宪法，而且违背了天理良心，收起罪恶的双手，停止对大法学员的迫害。善恶有报是天理，等恶报降临到头上就晚了。望你们认清中共恶党的邪恶，早日退出中共，莫成为恶党的殉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