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右派帽子带给全家人的苦难

我出生于1954年，家住云南省昆明市，父亲是机关干部。1957年我2岁时父亲被打成右派，那时他才29岁，为此父亲曾两次被送去劳动教养。听母亲讲，父亲第一次被带走时很凄惨，那天突然闯进家里几个人，不由分说地把我父亲拽走了，母亲当时正抱着我，她还怀着7个月的身孕。在慌乱之中，她急忙找出父亲的几件衣服，又拿出几元钱，追出去想让父亲带着。等出门一看，人已走远了。

当时我家门前有一个很深的大沟，人们都迈不过去，想跨过沟得从东边绕着走，母亲一看绕着走追不上，情急之中她顾不得身孕跳进沟里，然后爬到沟的对面，这样从近路追上了他们。她哀求那几个人说：“求求你们把这几件衣服和这几元钱给他带上吧。”

然而，母亲的哀求却被无情地拒绝了。母亲趴在地上放声大哭，哭了一阵子没办法只好回家。到家后看见邻居正抱着我，母亲一把把我抱在怀里，放声痛哭。

父亲被劳改后，母亲由于在当地无依无靠，就领着幼小的我到河北省承德市我的外公家过活。为了生计，母亲找了一份工作。我父亲在劳教到期前，在劳教所里说了一句：“我锦州老家那儿，人都吃不饱饭。”就因为说了这句话，人没等出来，他又被判了第二次劳教。

＊ 5年后才见到被革职的爸爸

父亲第一次劳教到期时，又被告知被第二次劳教。我长到7岁，看到同龄的孩子们都生活在父母身边，自己却从未见过父亲。问了两次母亲：爸爸在哪？母亲只说在很远的地方。我又去问姥姥：“我爸爸长得什么模样？”姥姥告诉我说：“长得大个儿，很瘦。”

我7岁时，突然有一天，我和弟弟正在院里和泥玩，进来一个高个儿男人，穿着旧衣烂衫，他问我们的名字，弟弟见是生人，吓得赶紧跑到屋里去。得知我的名字后，这个男人又问：“你姥姥在家吗？”我说：“在。”我赶紧进屋喊姥姥，姥姥急忙出门，与高个儿男人对视之后，两人顿时泪流满面。姥姥把他让进屋，让我和弟弟叫他爸爸，还解释说：“你爸爸出门回来了。”因为陌生，当时我俩谁也没敢叫，我虽然没敢叫，但心里知道这就是父亲了，就端出一盘炒熟的黄豆招待他。当时我的父亲很尴尬，由于他身无分文，没有见面礼给我们，只是拉着我俩的手不停地哭。到了晚上母亲下班回来了，父亲看见她伸出手来要与她握手，母亲看见父亲后悲喜交加，扭头跑到另一个屋哭去了。当时我不太理解母亲为什么要哭，现在回想起来，那眼泪里包含着多少心酸苦辣。后来得知父亲被开除了公职，我们一家被下放到辽宁省锦州郊区农村。母亲为了一家人团聚，辞去了承德市的工作，随父亲来到锦州郊区的一个村庄。

＊ 爸爸又被扣上反革命帽子

这时父亲又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从那时起我和弟弟就成了狗崽子，每天生活在歧视中。那时冬天学校室内生炉子，同学们用烧红的炉钩子烧弟弟的棉衣，还烧他的脸，并且还说：“看你狗崽子老不老实。”

从那以后挨打成了家常便饭，母亲心疼得常常暗自落泪，可也没办法。

看到我和弟弟备受欺凌，父亲的心都要碎了，他与母亲商量：“为了孩子，咱们离婚吧！两个孩子都归你，少受牵连，别让他们当狗崽子了。”

当时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母亲这样回答说：“你劳改好几年我都带孩子等你了，以后就是再难我们一家人也得在一起，不能撇下你一个人。”正是母亲的这番话，坚定了我堂堂正正做人的信念，我觉的我的母亲很伟大。

＊ 两代人被专政，爷爷含冤离世

原来爷爷家的住房是个大院，五间正房，，还有三间偏房，屋内还有许多上等家具等家产。四清时，爷爷被定为地主成份，这些家产全部分给了贫下中农。爷爷家几口人被撵出大院，在“工作队”指定的一间不到10平米小土房里生活，做饭、吃饭、睡觉都在这间小屋里。奶奶有病买不起药，就喝小苏打维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爷爷家又在劫难逃，自然就成了专政的对象。70多岁的爷爷每天在生产队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晚上他和父亲等几个被专政对象在台上挨贫下中农的批斗，批斗过程中还不时地喊口号，什么：“紧跟毛××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让反革命永世不得翻身！”“听毛××的话，阶级斗争要天天斗，月月斗，年年斗！”

被批斗的几个人天天被打得遍体鳞伤，早上疼得起不来炕，“贫宣队”干部就说他们不好好接受改造。后来爷爷被折磨得含冤死去，火化之后火葬场知道爷爷是地主，不卖给我们骨灰盒，只卖给我们一个价值一元钱的小坛子，这是火葬厂专门给“黑五类”和“反革命”准备的。

＊ 耄耋老人劳郁成疾，含冤离世；无辜父亲屡遭摧残，险些丧命

住在承德市的外公在中共建政前自己有工厂，中共建政后被迫全部交公。文革时，70多岁的老人，每天挨批斗，批斗完就被逼着去工厂洗油布，后来病倒了。母亲得知消息后，带着弟弟去照料外公，当地造反派不顾外公死活，天天逼着他去洗油布，母亲和弟弟只好替外公去干活。

家里只剩下我和父亲相依为命。父亲在村里工作队的监视下每天吃饭前都得在我家院子里的毛××像前请罪，一群人围着他喊：“打倒反革命！造反有理！”等口号。那几年，几乎每天晚上父亲都被拉去批斗。有时我自己在家里害怕，就去批斗会场看父亲，去了更害怕，只见七八个人在台上，跪在几寸宽的长凳上，造反派们有的拿着皮鞭、皮带抽；有的拳打脚踢，一会儿就把他们打到了台下，然后再命令他们爬上来，再跪在长凳上，他们的脸被打得像猪头一样肿胀。有一天在家里，我看见父亲将一只家做的布鞋鞋底用剪子剪成两半，又在鞋底的两边缝上了绳。我问父亲何故？父亲将裤腿卷上去，露出了膝盖，我一看：父亲的双膝都露出了雪白的骨头，跪得膝盖处的肉都磨没了。父亲用鞋底将膝盖处盖住，一边往腿上系绳，一边痛苦地说：“我实在受不了了。”我的心被刺得在流血。我劝父亲：“去卫生所，让他们给抹点药吧！”父亲说：“今天抹完了，明天还这样，没用。”一个姓侯的叔叔也天天被罚跪批斗，父亲就偷偷地把这个办法告诉了他。侯叔叔一家9口人，那时他全家只有一个被子，一家人吃野菜吃得全都浮肿。被专政的这几个人有时白天还被迫戴着纸糊的大高帽子游街。有一天开批斗会时，造反派把我父亲打得趴在台上起不来了，一个姓田的干部叫道：“干脆给他踢下台去，打死得了，省心！”这时我家对门的张爷爷劝阻说：“把他打死，他家四口人谁养活？”这样，我父亲才免于一死。

一天晚上11点了父亲还没有回来，我哭着又去看他，只见被批斗的李叔叔被吊了起来，然后让他的儿子打他，他儿子不忍心，但还是打了，又让他小女儿说他父亲如何反党，女孩说：“我爸爸没有反党，只是在家里供祖宗的灵位。”造反派听罢，就去他家拿来了祖宗板狠狠地打李叔叔。

然后他父亲又被毒打一顿。我见了吓得跑回了家。刚到家不一会儿，几个人架着我父亲回来了，进屋后使劲儿一推，父亲便被狠狠地推倒在地上，没有了知觉，我吓得使劲地哭喊：“爸爸，你别死啊，我害怕啊！”

那时多盼望能有人看我们爷俩儿一眼啊，帮我们一下啊。我还小，才13岁啊，可是谁敢啊，都是“亲不亲线上分”。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第二天我向张爷爷借了一块钱，买了饼干泡水喂父亲，这时我发现那天晚上父亲被打掉了三颗牙，脸全肿了。

我开始想母亲，盼望母亲和弟弟早点回来，我记得母亲临走时走过的小路，就天天跑到小路口盼母亲，真是望眼欲穿呵！

＊ 被当作“狗崽子”的悲惨童年

由于长期生活在这种恐惧中，我上火肿痄腮，肿得很厉害，比馒头还大，走路时得用手托着，一咳嗽都疼。由于母亲在承德照料外公，父亲只好向生产队请假，想带我去看病，生产队负责人不但不给假反而说：“狗崽子死了省心。”

我疼得实在受不了了，父亲只好领着我去请假，他们一看我病得实在严重，就同意了。到了公社医院，一个很胖的、姓佟的医生说得用刀切个小口，把脓和血放出去，但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狗崽子，不给打麻药就动刀，把我疼得大声地哭，父亲按着我不让我动，也忍不住地哭了。

那时我上小学，工作队几乎天天找我，让我揭发父亲。说：“亲不亲线上分，出身不能选，路线可以选。你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要和你父亲划清界限。”

他们还问我：“你父亲在家里有什么反革命言论？说出来你的前途是光明的。”

我告诉他们说：“我父亲只告诉我要好好学习，没有反革命言论。”

就这样学校停了我三个月的课。

＊ 父亲被中共的残忍逼到了绝路口

大约是在1967年的夏天，李叔叔由于受不了长期批斗折磨，再加上女儿在造反派的诱骗下和他划清了界限，他痛苦地喝白矾自杀了。火化时也卖给他家一个一元钱的小坛子。那时造反派们整天找李叔的女儿谈话，让她站到所谓的无产阶级一边，还说：只有听党的话才能走上光明的大道，才能有美好的前途。

我生怕失去父亲，每天小心翼翼地看着他。李叔叔死后不久的一天，爸爸磨了一袋子高粱米，又磨了一袋子玉米面，还嘱咐我：天太热时要把粮食袋子口敞开，免得粮食发霉生虫子。

一天，我半夜醒来突然发现父亲不见了，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就拼命的往河套方向跑，也顾不上路黑害怕，一口气跑到小树林，只见父亲正要拿绳子上吊，我拼命跑上去，抱住父亲哭着说：“爸爸你不能死，我不能没有爸爸啊！”

父亲一脚把我踢开说：“你饶了我吧，我实在受不了。”

我爬起来又抱住父亲的腿说：“爸爸，明天再开批斗会，我让他们打我，我替你挨打，爸爸我害怕，我要回家！”

由于我喊声很大，父亲害怕了，若让生产队知道这是畏罪自杀，还得罪上加罪。同时在我的哀求下，父亲终于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带着我回了家。这时我才明白那两袋子粮食是父亲为我准备的。那时父亲是为了我坚持活着，每天继续挨打、挨批斗。

那阵子，我时常看到被专政的人自杀的惨状：有的手触高压电电死的；有的自己躺在白菜地里，用刀将喉咙切开；有喝药死的；有上吊死的……。真是恐怖至极啊！我的精神都要崩溃了，常常仰望天空，问苍天：“老天爷，这是怎么了？”

＊ 外公含冤离世，父亲在人不如猪的日子里煎熬着

1967年7月的一天，贫宣队干部在我家窗前挖了一个长坑，里面放了5、6桶大粪，弄的我家满屋臭味，到处都是苍蝇，他们说这是反革命分子应得的。

大约在1968年冬季的三九天里，气温平均在零下二、三十度，生产队的几头母猪要下崽了，队干部白天让我父亲下地干活，晚上命令他与这几头母猪住在一个破屋里面守候它们。有一天，父亲自言自语地说：“晚上十点以后我太冷、太饿了”。我听了后决定晚上去给父亲送点饭。那天晚上下着大雪，我烙了几个玉米面大饼子，用毛巾包上2个，放在胸口上，双手捂着胸口小跑2、3里路到了父亲那里。一进破屋，只见房子没有窗户，大雪从外面被风吹进来落在地上。几个母猪偎缩在草里鼾睡歇息，可是父亲却被冻得抱着双臂在地上走来走去。见此情景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从胸口里取出已经凉了的大饼子送到父亲嘴里……。

那几年造反派每隔几个晚上就到家里来查户口，看看有没有外来人，弄得我们睡觉也带着恐惧。

后来住在承德市的外公终于被折磨成疾，得了癌症，不久含冤而死。母亲和弟弟料理完外公的丧事后回到了锦州。

＊ 一人被专政，全家人生活更凄惨

那时我家5口人，只有我父亲一个劳力，非常贫困，每逢年节生产队都借给每户贫下中农20元钱，被专政的人家不准去借。我家穷得没吃没穿，我直到20岁才穿上裤头。有一次抄家，造反派要抢走我母亲的一条裤子，他们说：“这条裤子的布料抖擞，只有资产阶级小姐才穿这样的裤子。”这时母亲被逼急了，说道：“我只有这一条换洗的裤子，你们拿走了我就得光屁股。”这样裤子才没被抢走。

与我父亲一同被批斗的还有一个姓宋的老太太，老人身材瘦小，而且是裹小脚的。她无儿无女，因为出身不好白天被逼出工干活，晚上照样挨批斗。后来她被摧残得起不来了，无人照看她。有一天邻居发现她死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咽的气。

＊ 抹不掉的痛苦记忆

1980年，中共给我父亲平了反，局外人觉的中共党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可是这些年的苦难怎能两个“平反”二字就能抹去？日日夜夜的折磨，年积月累的恐惧使我父亲的身体早就被拖垮了，他患了胃癌，勉强活到1985年，才62岁。他一生中半辈子都是在中共暴政的迫害中度过的。

父亲在晚年时有一次提到了他在昆明劳改所的经历。他告诉我们，有一天他们被迫到山上去背煤，每人一个大个儿的竹背篓，也不知道走了多少里的山路，天黑才到住地。回来时一点名发现少了一个人，管教让我父亲一人回去找，父亲一个人走在山路上，周围漆黑，他又不敢喊，就硬着头皮找，走着走着他突然被绊倒了，一看正是掉队的那个人，这人已经咽气了，可那篓煤还压在他的后背上。他还提到，在劳改所里被管制的人都吃不饱饭，一个大学刚毕业就被打成右派的小伙子，饭量很大，每日都饿得发慌。有一天半夜他实在饿得睡不着觉了，就扒下枕头套到厨房的大锅里偷了半袋子饭吃了。第二天早上劳改所发现饭少了，就开始搜查，这个大学生怕查不出来连累大家，就主动承认了。结果从那天起大会小会批斗他，他实在忍受不了折磨，就用菜刀把自己的左手剁掉了。因为这个事儿，他的未婚妻与他断绝了关系。这个小伙子才华横溢，大家都在暗地里为他惋惜。

＊ 深重的创伤使我早年就被病魔缠身

李叔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同班同学，她从小就没有母亲，是父亲一个人把她拉扯大的。李叔叔自杀后她无依无靠，15岁就到了偏远山区，与一个比她大15岁的男人结了婚，至今仍然生活贫困。这就是其党指给她的“光明大道”。

多年来我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不用说看到警察，就是看到解放军都害怕。苦难的生活使我20多岁就患上了心脏病，后来又发现肝大，时常头疼还伴随着抽搐，生孩子落下了风湿痛，夏天不敢开窗户，每逢阴雨天疼得直哭，40多岁时又查出肚子里长了个瘤子，想到我的父母都是癌症去世的，我不敢去医院确诊。到了后来瘤子疼得我只能侧着身体睡觉，而且不能把腿伸直，一伸腿瘤子就剧烈地疼。因为那时下岗家里没有钱，所以我从不到医院去医治，有时竟想一死了之，但又舍不得孩子。后来听说到庙里烧香能祛邪治病，我便常常光顾那里，可病情非但没好转，还越来越重。

＊ 大法师父驱走折磨我几十年的病魔

1997年6月，我有幸修炼法轮大法，炼功后仅半个月就觉得浑身轻松，从头到脚没有了疼痛。一天夜里睡觉时不知不觉中我把腿抻直了，醒来后吓得我赶紧捂着肚子等着出现疼痛，可等了半天也没有疼痛感，我再仔细摸了摸肚子：瘤子没有了，当时我以为在做梦，就掐了掐腿，原来不是做梦有感觉，我万分惊喜。立即起身下床，对着我们师父的像磕头，我泪流满面，感激之情无以言表，我下决心一定要修炼到底。我的女儿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也开始了修炼。

＊ 讲真相，无辜遭中共恶警绑架

1999年7月，江氏出于妒忌利用中共迫害法轮大法。身心受益的我凭着做人的良知，依照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于当年10月去北京上访，后被非法关押。未修炼的弟弟找不到我，就去饶阳派出所打听消息，争吵中他被派出所的4个警察捆起来，带上手铐打得口吐鲜血，后住进了医院。被警察毒打时，弟弟拼命想挣脱手铐，哪知越挣手铐越紧，至今双手被铐的地方还留下深深的印迹。

我出狱后看到世人被媒体所蒙蔽，带着敌视的心理看待大法和法轮功学员，我开始向人们讲述大法真相。2000年10月25日，我正在家里洗衣服，义县政保科的6、7个警察突然闯入我家，进屋不出示任何证件就开始到处乱翻。可是什么也没找到，最后他们把我丈夫刚发的一千多元工资抢走，然后把我强行带走。我到楼下看到两辆警车，而且还有很多人围观，我就向人群大声说：“我是炼法轮功的，我是好人，警察抓好人，还把我家钱抢走”。这时恶警看到我喊赶紧把我推进车里。

＊ 我亲历丧失人性的肉体摧残

他们开车把我带到义县政保科，带到五楼，进屋后说：“你的情况我们都已经掌握了，你自己交待吧”。我不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他们开始露出凶相，把我的外衣扒下，把我按跪在地上，2个人按着我；2个人一边一个踩我的后脚的大板筋，同时破口大骂。他们骂出来的话我凭生都没有听到过。过了一阵子他们又拿来绳子把我捆上，我的脖子被勒得出不来气，后来才知道这叫“上绳”。现在我的脖子上还有一个大包。然后他们又拽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疼得我眼睛冒金星，牙咬得直响，泪水和汗水交织在一起，我什么也不知道了。后来在恶警的叫喊声中我渐渐地醒了，但眼睛还是睁不开，这时就听有人喊“用水浇”。我清醒了，要坐起来，当时浑身疼得实在起不来，头上都是鸡蛋大小的包，头沉得象戴上大铁帽子一样。警察看我起不来，就用穿着皮鞋的脚踢我的乳房，乳房被踢破了。我又一次昏了过去。当我再次醒来时感觉大便都被他们踢出来了。我要求上厕所，他们说肠子出来也不允许去。就这样我这个近50岁的妇女被他们连续毒打8个多小时。

这时已经是后半夜二点了，几个警察把我拖到看守所里，给了我一个“单间”，我一进去就倒在地上，这时我就想喝口水。过了一会儿我睁开眼看了看这房间，好象很久没用了，地板上的灰很厚，地上还堆着大便，屋子非常冷，没有采暖设施。我被毒打时出了许多汗，现在感到浑身发冷，不一会儿腿就开始抽筋，一直抽到天亮。

第2天早上7点打饭时，功友说你喝点白菜汤吧，这时来了两个恶警，不允我吃饭，就把我架走。看守所本来有审讯室，他们怕别人知道他们的恶行，把我带出去继续审问。6个警察先是对我一顿毒打，看我还是什么也不说，他们就狠毒地把我的肩卸下来，我咬紧牙关一言不发。这时一个干部模样的警察指使另一个警察去饭店里取牙签，说是要往我的手指里面钉，可是那个警察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后来他们把我拖回看守所。我趴在地板上又起不来了。寒冷的冬天警察不允许家里人给我送被子，说是这得上边批。

第3天8点他们又把我提出去，还说是为了救我，如果我能说出同修的姓名就让我回家，我浑身疼痛难忍，睁不开眼睛，仍一句话没说。这时大队长接了一个电话，好象又去抓法轮功学员，就赶紧把我送回看守所。

第4天8点，我又被带到一个房间，见到了我的家人。妹妹看到我抱着我就哭，大队长说给我们半小时的时间。这时70多岁的叔叔说：“你赶快让说啥就说啥吧！这不是人受的罪”。弟弟的眼睛都红了，抻出双手说：“姐啊！这几年我们就没跟你省过心，你看看我的手（被手铐铐过的痕迹），你还让我们怎么活啊！”妹妹跪到我的脚下不停地给我磕头。

我心如刀绞，只有共产党才能逼着人在亲情与信仰之间作出选择，也只有这邪恶的党才会给人出这样的选择题。我强忍泪水，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吧”。妹妹放声痛哭：“姐啊！我没有父母、没有丈夫，自己带着孩子过，我可不能再没有姐啊！”这时一警察闯进来，又要动手打我，我弟弟说：“请你们手下留情！”妹妹哭喊着说：“求你们了，给我姐留条命吧”。

我的家人给我带来了换洗衣服，可警察不让留下，家人只好又带了回去。

第5天8点钟警察又把我带出去，先是一顿毒打，我还是不妥协。这时他们换了一副面孔，开始哄我，面带笑容地叫我“大姐”，一口一个“大姐”地劝我：“你为什么抱着你们师父大腿不放，你见过你师父吗？何苦呢？江泽民是皇上，他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得怎么做。”

这时我吃力地给他们讲大法真相，讲江泽民为何迫害法轮大法，讲世界几十个国家政府怎么支持法轮功，讲文革的惨痛教训。又给他们讲不同时期都有佛下世度人。还引导他们思考：难道我们这些人都没有思想吗？如果法轮功不好，还用得着江泽民动用全国的宣传机器吗？江泽民计划三个月内铲除法轮功，为何越铲炼的人越多？法轮功超越了国界，超越了种族，超越了文化和语言，任何政治压力都阻碍不了，已经在世界洪传。最后我说：为了你们自己，为了你们的家人请善待大法吧！他们不再说什么了，架着我送回看守所。当经过长长的走廊时，犯人们都拥到了窗口，用非常敬佩的目光目送着我。有的伸出大拇指说：“你们的师父真伟大！”

第6天又提审我，这次警察把我带到看守所的一个屋子里。一个警察说：“肯定给你判刑了，你回来也是老太太了，你有什么要说的？”另一个说：“把你打成这样，你也别恨我们，你当时要什么都说也不能打你”。我起身就走，刚一起来没站稳差点摔倒了。被送回到号里后我就起不来了，功友们都照料我，犯人们对我十分钦佩，他们主动送给我方便面和苹果，一个窗口一个窗口地给我传过来，并说法轮功太好了，太了不起了！但我当时什么也吃不下。

＊ 610恶警的阴损折磨使我双臂残疾

1个多月后，我又被拉到县政保大队5楼。这时锦州市的610恶警李协江来了，还有几个人跟随他，其中有一个人姓张。李协江进屋二话没说，就给我上背铐，即：把我的右臂从肩上拧下来背到后背上，又用力抓起我的左手，然后把两只胳膊在后背上斜交叉地铐在一起，他又将一个玻璃瓶子塞进我的双臂与后背的空当处，以勒紧铐子的拉力。然后李协江恶狠狠地说：“再有钢的人也挺不过一小时，二个小时人就得废了，什么样的杀人案在我面前都得开口。”李还说：“我们为你做方案到后半夜有家不能回，你到底想怎么样？”

这时他妻子往他手机里打电话让他回家，他说：“这法轮功什么都没说呢！”他妻子在电话里喊道：“不说就整死得了。”我在一旁听得十分清楚，其妻子对生命的漠视着实令人吃惊。李协江等人不但铐着我，还你一拳他一脚地打我。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的双臂和手全都肿了起来，又热又麻，这时李协江很内行地上来用力攥我的双手，顿时我浑身的骨头像被碾碎了一样疼，豆大的汗珠像雨点似的落了下来，之后我开始呕吐。可我就是横下一条心，决不屈服。李协江看我呕吐得厉害，就拿来一个盆，放在我两脚中间，说：“不能给你打开（铐子），你就往盆里吐吧。”

过了一会儿李协江又过来，一只手拽着我的头发往后背，另一只手掐着我的下颚往下捏，还阴损地说：“我办案20多年了，什么样的犯人在我面前都能开口，我就不信你不说。”3小时零10分过去了，我还是一声不吭，最后他们要去吃午饭，不得不把手铐打开，然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这之后的第3天，我又被提出去，李协江领来两个生面孔的人，对我说：这回市里的县里的主要人物都到齐了，你要怎么办吧？我当时就是头痛得想吐，头上被他们打满了大包，我刚要吐又失去了知觉。当时李协江和义县警方都知道我已经致残了，无论是送去判刑还是教养体检都不会合格，他们便勒索我的家人一万元钱后，把我放出。

2001年农历新年刚过，，锦州市610和义县政保大队又来到了我家，还要绑架我，当看到我躺在床上不能自理后，不得不走了。临走时说过几天让我等下传票。后经调查得知这次直接参与迫害我的有：义县政保大队大队长张彦复，副大队长王占林、景学民、王军林、李春雨、杨立学、锦州市610李协江、张新才、吴明军。我弟弟怕我再入魔窟就把我接到他家。市610又让当地派出所每天到弟弟家看着我。有一天一个片警察拿来一张纸，让我签名，我质问他：“你们把我迫害成这样，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有家不能呆，在我弟弟家你还不放过？”接着我就给他讲真相。后来他说：“你签上名，我以后总也不来了”。我说：“你把我拉出去枪毙我眼皮都不眨，但我决不能签。”他走后，我又被迫离开弟弟家。

出狱后的三年时间里，我在生活上我根本不能自理，连洗脸、梳头、穿衣服都得他人代劳，我被酷刑折磨得浑身整天疼痛，经常整宿不能入眠。但我坚信师父，坚修大法，每天坚持学法，并忍着疼痛坚持炼静功（当时不能炼动功）。至2005年夏，我的双臂渐渐康复，现在我已基本能自理。

＊ 女儿讲真相，苦历了三年魔难

我的女儿由于为大法和平上访遭到拘捕，又被送进洗脑班，最后因向世人讲述大法真相被送到臭名昭著的沈阳马三家劳教所，非法劳动教养3年。

在马三家劳教所的劳教生活使她尝尽了同龄人无法忍受的苦难，使她深深的感受到了中共豢养下的打手们的邪恶、卑鄙、残忍和伪善的流氓本性。

刚进马三家劳教所，她被分进不同的大队，见证了马三家劳教所的邪恶。

那时马三家劳教所共分三个大队，每个大队还分成六个分队。当确定了所去分队后，就由分队长安排人员对新到的法轮功学员进行“转化”。所谓的转化就是由二名已经转化的学员对刚来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歪理邪说的轮番灌输，从早上起床开始一直到深夜1、2点钟、有时甚至持续到夜里3点多钟。每次二个人讲累了再换二个人，不间断的、轮流向法轮功学员进行“转化”。其间不让法轮功学员睡觉，而且从早上到深夜，让法轮功学员坐在塑料板凳上，有时坐在走廊，有时坐在厕所，有时坐在水房，或教室，经常换转化环境。

当这种方式持续二个月左右后，法轮功学员仍不接受转化的，队长便安排已经转化的学员对其进行强制转化。就是将这名学员单独囚禁在一个屋内，由二名已转化的人陪同，吃住都在这一个屋子里面，一天24小时的轮番做转化工作，不让其睡觉，进行精神与意志的折磨与摧残。这种转化方式是每个曾在马三家接受过教养的法轮功学员都亲身经历的。而实质上比这个更加阴险、更加隐蔽和残忍的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往往都是在不被外人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

首先对不转化的学员，当家属来接见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不让见，因为马三家劳教所的恶警们害怕这些法轮功学员把自己受迫害的情况告诉家人，恶警们害怕自己的恶行被曝光。下面是马三家的恶警对法轮功学员实施迫害的普遍情况：

1.从精神上折磨法轮功学员：每天播放诋毁大法的录音给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听，不让睡觉。

2.从身体上摧残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性转化：体罚坚定的法轮功学员一天24小时站立，直到挺不住；甚至让法轮功学员一天24小时蹲着，不准起来，直到挺不住；让已经转化的学员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打骂，打嘴巴、用脚踢、用手铐铐在凳子上；将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双腿盘上，用绳子勒紧，不让双腿拿下来，直到受不了为止；将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双手举高，举高的程度是双脚不能完全着地，双手被举高后铐在暖气管子上，直到挺不了，让你说不炼了为止。

3.对待高喊“法轮大法好”的坚定法轮功学员，马三家的恶警更是采取武力，强行将其关入小号内，进行打骂、电棍电击等酷刑折磨。

4.每天进行手工劳动，从早晨吃过早饭后，一直干到晚上9点钟。每年的春季还要去挖树坑、栽树为劳教所赚取大量的钱财；每年的六月份还要去掰青苞米，一干就是一个多月。每年的十月份还要下大地扒长熟后的苞米，天天顶着烈日，有时赶上下雨更是惨，浑身都是泥，一扒就是一个月为劳教所赚取大量的钱财。这项体力劳动就连年轻人都受不了，马三家连六、七十岁的老人也不放过，必须人人下地进行体力劳动。

5.马三家劳教所还时不时的请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思想教育，会后还要写揭批写感受，不停地折磨在泯灭人性的双重迫害下违心转化的学员。

每当女儿回忆起在马三家劳教所的日日夜夜，心情非常沉重。用她的话说，真是度日如年，不堪回首。

＊ 苦难经历话心语

半个世纪以来，我家四代人遭受中国邪党的残酷迫害，家中亲属均受牵连，几十人吃尽了苦头。可这只是中国大陆亿万个不幸家庭的冰山一角。

中共执政57年酷爱暴力，杀人如麻，同样的悲剧以不同的方式反复上演，从无间断，半个多世纪害死中华同胞8千万，罪恶累累，罄竹难书。欠债还钱、欠命还命，这既是人道也是天理，欠一个民族的苦难更是不可能逃脱的。中共亡定，解体清算必然。漫漫黑夜终有尽头，让我们认清邪党本性，坚决与其决裂，迎接没有中共邪党的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