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他的叔父宋元超，以候选官员的身份，来到吏部官署，讲明自己与宋憬的关系，请求吏部给他适当的优待，安排个好一些的官位。

宋憬得知此事后，立刻给吏部写了一封信，讲：“宋元超是我的堂叔，我既不敢隐瞒，也不愿徇私情而损害公事。以前他没来说什么，自当按原则办事；现在他来吏部有所请托，那么处理此事就必须严正。攀亲托请之风，不可长。请吏部将他放遣不用。”他叔父如不来托请，按原则就做上了官；但他攀亲托请，反而被拉下来了。因为在宋憬的心里，这种作风很坏，于民于国，均为不利。

后来，在开元（公元713年）初年，朝廷改任宋憬为广州都督。当时的广州，人民还住的是茅草屋，经常引起火灾，百姓常有损失。宋憬就把中原地区的烧砖瓦、盖瓦房的经验，传授给他们。从此，广州建起了许多瓦房住宅和店铺，火灾大为减少，人民安居乐业。他还减轻赋税，倡德省刑，百姓欢歌。

但是不久，唐玄宗又把他调回京城，任刑部尚书。很快再提升为宰相。

广州的百姓，舍不得他走。他们自发的要为他修建“遗爱碑”。正在筹办此事时，宋憬知道了。他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因为考虑到这也是当时的一种不正之风，必须刹住。所以，他就向唐玄宗呈了一个奏本，里面写道：“我在广州所做的事，值不得立碑记载。特别是我现在当了宰相，就更要制止别人对我过份的颂扬。如果让他们立碑，就会大大的助长这种巴结上司、阿谀奉承的恶劣习气。朝廷要清除时弊，请从我起！”

唐玄宗看了他的奏本，觉的恳切入理，十分感动，就批准了他的意见。于是，全国各地再也没有哪个长官，敢于同意百姓或暗示下属为自己树碑立传，拍马逢迎了。

宋憬的行为，在当时确实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看看古人的风范，再瞧瞧中共邪恶的表演：江贼之流，到处题字，修建纪念馆，塑像，出选集，造政绩工程，等等，名目繁多，恬不知耻，耗费民力，荡尽民财。官吏们贪赃枉法，百姓们有口难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