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迫害离家园　证实大法新开端

七二零开始后，面对突如其来铺天盖地的迫害，我感到非常震惊，一时不知所措。七二零后進京上访被抓回后，单位给我施加了很大的压力，罚款近万元。

在近二年时间里，我基本上没有坚持学法炼功，而是一有空闲就和同修凑到一起谈论听到的一些学员遭迫害消息以及做一些反迫害的具体事情等等。大家只是在互相鼓励着不向邪恶屈服。

后来，随着迫害的步步升级，我也因公开炼功及上访等被抄家及数次拘留、关押迫害。邪党对我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我成了单位重点迫害对象：电话被监听、居所被监视、行动被跟踪。面对日益严重的迫害，我的人心越来越多，怕心越来越重。当时我只是抱着人心在做着维护大法的事，被邪恶钻了空子加重迫害。二零零一年春，我被单位的恶人绑架到劳教所進行所谓的“帮教”。在劳教所那邪恶黑窝中，我没能经受住邪恶考验。面对被劳教的威胁和邪恶的高压威逼，由于怕心和放不下人情，我违心的写了所谓的“三书”，“干了作为大法弟子绝对不应该、也绝对不能干的事。”（《大法坚不可摧》）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被所谓“转化”了。

从劳教所出来后，离开了法的我，有一种负罪感。当我静下心来从新回顾走入大法修炼这几年的经历，我开始清醒：修炼“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迫害是邪恶的。这时，同修们也纷纷伸出真诚的援手，送来了师父的新经文《建议》，并鼓励我站起来从新走好以后的路。

痛定思痛。我认真回忆我在劳教所被所谓“转化”时的真实心态：当时，我面对不“转化”就被劳教的威胁，一个是放不下生死——害怕自己被劳教甚至被迫害致死；再一个是放不下对常人生活的美好向往。看到劳教所内被劳教的同修的处境，我不愿承受那种邪恶的迫害。虽然我从内心深处想做一个修炼人，可还是对常人生活充满许多所谓美好的向往。我当时的生活条件及工作环境都非常优越，我怕失去所拥有的这一切。我之所以在邪恶考验面前走了错路被“转化”，正是由于放不下常人的这些既得利益，一手抓着人不放，一手抓着神不放，才被邪恶钻了空子。我感到愧疚，但没有沉沦。我知道，此时师父最不愿看到的就是走错了路还趴着不起来。我要站起来从新走好今后的路。在坚修大法和向邪恶继续妥协之间，我做出不悔的抉择——坚修大法到底决不再动摇。

这期间，恶人也怕我清醒后从新走回大法中修炼，就经常打电话和我進行所谓的思想交流。目地是想从我的言谈中了解我此时的真实思想变化。邪恶为了加重对我的迫害，就准备叫我到转化班去做“帮教”。面对这种情况，我悟到：为反迫害离开单位是我在当时情况下“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社会形式修炼”的一种理性的选择。所以，我彻底放下了常人的利益执著，为了反迫害离开家园。

于是，我在明慧网上发表了“严正声明”。同时把“严正声明”寄给了本单位及因我被“转化”带来负面影响的个人和单位，挽回我给大法带来的损失。

二、溶于法中去怕心 坚定正念救度众生

经过一番准备，我义无反顾的踏上反迫害离家园的路。此一去，虽然我不知道今后修炼的路怎么走、法正人间的时日还有多长，我还会遇到什么魔难，但此时，我没有暂避风头的心，也没有抱着侥幸心理走出来的心。我当时的思想非常明确、纯净、坚定。我抱定了“坚修大法心不动”（《见真性》）的坚定信念。正是当初这纯正的一念，我从此彻底否定着旧势力对我的一切迫害安排，没有继续走旧势力安排的毁灭之路，我走了师父给我安排的正法修炼之路。

经过在劳教所的这次被所谓“转化”的魔难教训，我看到了自己还有许多的人心的执著，才被邪恶钻了思想空子。师父告诉我们：“不叫旧的邪恶势力钻你们的思想空子，唯一的办法就是抓紧学法。”（《走向圆满》）” 因为“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排除干扰》）所以，离家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静下心来学法，在法理上认清这场迫害的实质，这是我走好今后路的根本保障。所以，我离家后首先安定下来学法，特别是把七二零后近二年来师父发表的所有讲法及经文静下心来反复学习。这是迫害两年来，我第一次长时间静下心来学法。（后来，看到一些同修被邪恶反复迫害，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被迫害的同修出来后，没有首先静心学法在法上提高认识，而是急于通过做证实大法的事来弥补自己在被迫害中给大法造成的损失，结果又被邪恶钻了思想空子反复被迫害，这是重大的教训。）

通过静心学法，我对师父正法，旧势力与这场迫害的关系，迫害大法弟子的人中败类与宇宙中邪恶生命及旧势力之间的关系，大法弟子个人修炼与正法的关系，怎样看待大法弟子经历的魔难与考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肩负的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巨大使命和责任等等这一系列问题有了比较清晰的法理上的认识，也增强了我们对师父对大法的坚定信念。从此，我就是围绕着学法、讲真相和发正念这三件事做。

怕心是我从迫害开始以来表现最突出的人心。特别是离家出走后，怕心成了我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最大障碍。我的怕心表现的很强烈。走在街上感觉似乎到处都是监视我的眼睛，看到警车就觉的是在跟踪我，晚上听到附近有警车鸣笛声心里就紧张害怕。我的怕心在以后做三件事的过程中逐渐在减少着。

万事开头难。迈出发真相资料的第一步，也是我怕心减少的开始。我第一次发真相资料，衣服口袋内只装了几份资料。第一次发真相资料，心里不稳，有怕心。我觉的到处都有人在看着我发真相资料一样，觉的放到哪里都不安全。我看看附近没人，就大着胆子把一份真相资料塞進一个信报箱里。此时我的心跳很快。转身离开这栋楼时，看到周围和刚才一样，我才稍平静点。在另一栋楼，趁没人，我往信报箱里又放了几份真相资料，最后把剩下的一份往一个自行车筐里一丢，转身快步离去。看到小区里的人各走各的，根本没人注意我，我才放下了心。其实都是自己在吓唬自己。

有了第一次经历，后来随着发真相资料次数的增多，每次带的真相资料数量也不断增加：由一次十几份到二十几份，到一次三、四十份，到后来的上百份。经验在增加，怕心在减少，过程中也越来越理智。一个人发真相资料，我一般不带包，只在身上带几十份，表面上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進出楼道要自然大方，不能匆忙。進入楼道，边往上走，边观察放真相资料的合适位置。如果是白天，应放到既能被住户发现又不能太显眼叫上下楼的人一眼就看到的地方。避免我还没离开就被人发现，容易产生不安全因素。每个单元不宜发太多，也就二、三份。发完一个单元，我就迅速离开这栋楼。在一个小区内也时间不能太长，尽量避免被人发现我在里面来回穿走。有时带的数量比较多，我就买些水果放在上面把真相资料掩盖一下，象是带着水果去串门的样子，事先用报纸等把真相资料包一包。不能从袋子外面看到里面的真相资料。另外要特别注意住宅区出入口监控器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量太多时，有时一次带三、四百份，我都是和同修配合去发。我们不是分头去发，那样容易出现二个问题：一是容易走散，互相找不到增添心理负担；二是每人带的量太多容易心里不稳出差错。我们都是一人负责背着资料在小区外边发正念，一人每次只拿二、三十份去发，带在身上很方便，心里稳。

在发真相资料过程中也遇上过一些突发情况。一次白天，我刚把真相资料插到一户奶箱旁边，有个人正好开门出来，就问我放的什么东西。我顺手就把真相资料拿回来。我说没放什么东西。他也没追问。我边说边离开了。因为他刚开门，看的并不清楚。我如果不拿走，那人拿去看到是真相资料，可能给我带来不安全因素。

还有一次，我带了一包真相资料。我手里拿着一份刚要发，楼上下来一个人，一直在盯着我手里的真相资料。看到他后我想，要是转身下楼的话可能会引起那人的怀疑，就径直往楼上去了。我走到五楼，随便敲了一家的门，象是串门的样子。正好那家没人。我就下楼了。到二楼，那人还站在那里看着我。我就问那人：“某某某住在这里吗”？那人态度很不友善的说：“这里没这个人”。我边说边离开这里。

又有一次，我到一楼梯口，看到有个门洞，我想進去。刚迈進去，里边出来个人：你要干什么？我随即说：想找个厕所。那人说：这里没厕所。当时不在我回答什么，而是要自然，不能慌张。

在以后的发真相资料过程中，我遇到过很多次这种突发情况。有了经验就不紧张了。越是自然应对，越不引起对方的怀疑。经验在做真相资料过程中增加，心态越来越稳，智慧越来越多，怕心也越来越少。

那些至今不敢走出来做真相资料、发真相资料的同修，关键是没有迈出第一步。越是不敢出来，怕心越重。怕心也是一种物质。光靠在家中想去掉怕心是去不掉的。只有在做真相资料的过程中才能一点点的去掉。只要迈出了第一步，在师父法身的看护下，用在法中开启的智慧，由少到多的发真相资料，随着经验的增加，正念的增强，怕心一定会减少。

有几次特殊的破除邪恶迫害的经历也帮我去掉许多怕心。

有一次，我和同修要到一亲属家去。正准备动身时，同修突然觉的肚子痛，我们就没去，继续在家学法、发正念。当我们第二天到亲属家才知道，昨天邪恶在他家周围布控了整整一天，晚上很晚才离开。看似同修偶然的一次肚子痛，就使邪恶对我们的一次迫害落空了。

另一次，我和同修准备去一个同学那里讲真相。中途转车，到车站大门口时，正好有一班车刚开出大门，我俩可以拦车上去。同修说：“车上人多算了吧，等下班车吧”。于是我俩去候车室等车。中间有一刻钟候车时间。我看还有时间，就去给这位同学打了个电话。这位同学告诉我，我原单位的恶人正好到他那里去找我。我们便在当地的另一朋友家住了一晚，顺便给他们讲真相。第二天，确认恶人已离开那里，我们才去那位同学那里给他讲真相。

还有一次，我和同修带了真相资料坐火车到一个较远的地方去讲真相。中途，突然从车厢的另一端来了四、五个警察查包。警察随机抽查乘客的行李包裹。查到我们这的时候突然不查了，而是用手挨个包摸一摸。其中一个警察用手摸到了我们的资料，用手在包外边反复捏。我和同修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因包里有真相资料，我有点紧张。但我和同修立即发正念清除警察背后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因素。一会儿，那个警察也没问我们什么转身就走了。又一次在师父的呵护下，在我们的发正念中，邪恶的迫害企图化为乌有。

类似这样的事情，在我离家的前几年时间里遇到过多次，都在师父的呵护下、我们的正念中化险为夷。这些亲身的经历，使我深深的体会到只要大法弟子心正，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师父的法身时刻都在看护着我们。邪恶的迫害都是冲着我们的怕心、人心来的。只要我们心在法上，真正按照法的要求用心做好三件事，邪恶对大法弟子是没有办法的。

三、找工作观念转 归正自己路自通

转眼，我在证实大法讲真相救度众生路上走过了近三年。自离家，我没有从新找工作，经济上只出不進。尽管我在生活的各方面都很节俭，可开支还是不小。外出发真相资料，有时走路时间长，渴了自带的水喝完了也舍不得买瓶水喝，饿了也舍不得在外吃饭，都是坚持回家自己做饭吃。尽管如此，离家时带的钱到当时已用的差不多了。有的同修要帮助我一些，但我不想给同修增添负担。因为他们也有困难，他们也要做证实法的事，也要用钱。因为没有钱影响我做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事是不行的。我不能被旧势力在经济上捆住手脚。怎么办？要想有收入，我就得去找工作。

经济上的拮据使我反思离家出走这三年走过的路？为什么我一直不愿从新找工作？

不愿找工作的背后其实隐藏了我执著正法时间的心——当时，我认为靠我的存款，节约着用也能用到正法结束（自己想当然的认为正法最多还有几年就能结束）。所以从离家开始就没想从新找工作的事。

除此之外，还隐藏着我执著圆满的心。因为学法我明白当人不是目地，返本归真才是我们来到人间的真正目地。所以离家后，我想既然走出来了，常人的什么事都不干了，就一心一意做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事，这样才是真正的精進。既然出来了，再去找工作就是没有放下常人的名利执著。我没有“以法为师”来衡量自己的言行，而是用自己的观念来衡量这一切。我对师父讲的“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社会形式修炼”的法理理解的很浅、很片面。

其实，这三年面对面给家人和亲朋好友讲真相中，已经因为我失去了工作影响到他们了解真相。他们认为我是因为修炼了也不要家了、也不要工作了、常人的一切都不要了。他们很难真正理解我是因为反迫害不得已才离家失去工作的。这一切，已经严重的影响了我讲真相救度众生的实际效果。

通过学法，我对师父讲的“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社会形式修炼”法理的内涵有了新的认识：大法弟子就是在常人社会中利用着常人社会的环境证实大法救度着众生，不能脱离常人社会，要“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社会形式修炼”。大法弟子表面上做的事情和常人没有多大的区别，但是我们做事的基点、出发点和常人不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法理上明白了，我不能让旧势力钻我思想空子，利用在经济上对我的迫害，干扰我履行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我得从新找工作。

二零零四年过年后，我就到人才市场去找工作。所有招聘方第一件事就是叫我填表。因为我不想叫常人知道我的具体情况，仅填表一项就把我拒之门外了。所以几个月也没找到工作。我工作多年，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较强的工作能力。迫害前，不少单位还主动聘请我去业余兼职。然而今天我竟为找工作犯难。我在学法中清醒的认识到：这种困境是冲着我还没去的人心来的：就是我求名的心太强，不愿叫熟人、朋友、同学知道我被迫害失去了工作而陷入窘境，有一颗怕丢面子的心。

另外还有一颗心，就是不愿吃苦。只想在本地找工作，不想去外地找工作。找到了自己的执著心，我在法理上提高上来了，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不久，我在外地一个城市找到了一份月薪较高专业对口的工作。

我每天首先集中精力完成好分配的工作，剩下的时间我就在电脑上学法或听法。这样，我既能很好的完成工作，又能有一定的学法时间，还很方便每个整点发正念。新的工作、新的环境并没有影响我学法和发正念。我就利用这段时间，按时间顺序把师父的讲法尤其是七二零以后的讲法静下心来反复学习，在法理认识上不断升华着。

对照师父的讲法，我认识到自己以前有一颗很强的做事心。做常人时，我为了达到自己追求的目标，把“事在人为”作为座右铭，形成了很强的做事心。讲真相中，我的做事心表现的也很突出，就是一味的做事，很少真正看看自己讲真相的实际效果。表现为讲真相急于求成，重量不重质，达不到真正救度众生的目地。

例如，有一次回家乡讲真相。有一亲属的孩子刚刚因车祸去世不久，我由于做事心切，只想去给他们讲真相，却没有考虑他们失子的悲痛，结果可想而知。既没能讲清真相，还给对方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让他们觉的我们只关心自己要讲的事而不理解他们当时痛苦的心情。这是我做事心切的一次教训。

还有一次，也是时间很紧。我骑着摩托匆匆赶去一位中学老师家讲真相。这位老师刚好要出门参加一个画展。我远道而来，他把我让進屋里。我本可以针对当时的情况，简单的给他说明来意，简要讲一下真相，把真相光盘和真相资料留给他自己看。可我当时只顾叫他多了解真相，就用带去的笔记本电脑给他放了一个多小时的真相。其实那位老师没心思看真相，只是碍于常人的面子在看，效果也是可想而知。这是我做事心切的又一次教训。

以上二次讲真相的经历，我没能按照法的要求去讲真相，而是在自己做事心的驱使下的一味的执著于讲真相：既没讲清真相，也没达到救度众生的目地，又给常人带来了负面影响，使他们对大法产生一些误解。因为大法弟子在常人眼里不仅代表着自己，而且代表着大法的形像。所以我们在讲真相中，一定要克服做事心，按照师父对我们的要求，不再执著于为讲真相而讲真相，而是根据具体情况，按照常人思维上能接受的方式和适当的时机去理智的讲真相，才能真正叫对方明白真相。

在新的工作地点讲真相，开始，我对当地的情况不太熟悉，需要有一个摸索过程。虽然地域不同，恶人思维是一样的，都跳不出人的那点理。我就穿戴整齐，手里拿一个空手提包来到居民住宅区，目地是熟悉一下当地的情况。熟悉了当地的情况，再進出就很自然。心里有数了我再带上资料去发。每次我也是由少到多逐步增加带真相资料的数量。但表面上不叫门卫对我有异样的感觉，進出越自然大方越不容易引起注意。我根据具体情况，有时选在傍晚吃饭时分，有时选择白天合适时间发真相。发真相资料时，我一般每栋楼只发一个单元，每个小区尽量不在里面来回穿走，尽量只走一条线，不贪心，时间越短越好，不怕多走路。有时刚進到一个单元，忽然发现有人不便发真相资料，为了不引起怀疑，我常常临时编一个要找的人名主动向对方询问，某某某是否住这里等等。这样就显的很自然。

此外，我有时也利用星期天到公园等地面对面讲真相。要根据自己的心性和具体环境、情况来讲真相，不可抱着做事心来讲真相。

二零零四年十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我到公园去讲真相。先给一位七十多的老人讲真相。后来，看到一个衣着不太整齐小伙子在一张木椅子上躺着。于是我上前和他搭话找讲真相的契机。谈话中我知道他是甘肃偏僻农村来的。本想找个工作挣钱，可他讲话人家听不懂，所以他没找到工作。我问他大白天怎么在公园睡觉？他说他是二十多天前来这里的，穿的衣服少，又没钱住店，白天暖和，所以只好白天睡觉晚上用走路来保持体温。我问他打算怎么办？他说再在本地玩一、二天，就沿铁路线边打工边往家走。我一边和他聊天一边给他讲真相，一直讲到快天黑。谈话中，我知道他是没钱买车票回家。于是，我就帮他买了回家的车票。到晚上十一点半开车还有四个多小时。我回宿舍给他准备了些饼干、水果和两大瓶子水，还拿了MP3叫他听《普度》、《济世》，同时又把三张真相光盘和几份真相资料给了他，告诉他一定拿给家人看看。他随后把《普度》、《济世》完整的听了一遍，连声说简直太好听了。听完音乐后他就直接拿出我给的真相资料来看。我说：“回家再看吧，这里人太多”。他说：“别，现在不看，万一在车上叫警察搜去不就捞不着看了？”（因为我提醒他在车上要注意安全）我看到一个生命在觉醒，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小伙子临上车前把他家的电话留给了我。

几天后，我给他打电话。接电话的果然是这个小伙子。他告诉我，真相资料和光盘家人都看了。就这样，师父用这样巧妙的方式让那么偏僻地区的众生知道了真相。

我的体会是，做好三件事不在于环境、不要拘于形式，关键是自己用心大小的问题。只要大法弟子真正用心去做，随时随地都有讲真相的机缘。

坐火车也是我讲真相的好机会。每次上车，刚入座我就和邻座及对面的人打招呼。这时打招呼最容易。开车后大家安定下来，我就根据对方年龄、特点，找话题和他们聊天。通过聊天尽快找到他们感兴趣的话题聊下去。目地很明确，就是给他们讲真相、讲《九评》的内容。通过谈话，让对方觉的我说的都很客观，不带偏见和过激的语言，为讲真相、讲《九评》的内容奠定基础。

因列车是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重点场所，所以我一般总是以第三者的身份来讲，一般不直接暴露自己大法弟子的身份。这样讲真相可深可浅，根据情况而定，也不容易被邪恶钻空子。有时不宜讲的太直接，我就讲一些《九评》中关于中共邪党的罪恶历史的内容，为听者“三退”奠定了解真相的基础。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心在法上，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大法负责对众生负责。我看到“明慧网”报道出来的一些同修因讲真相被邪恶迫害，其中就有不够理智的因素被邪恶钻空子造成的。只有确认情况合适，我才直接劝其“三退”。

二零零五年夏天，有一次乘火车。我和对面一位乘客聊天。正好我们是同乡又是同龄人，所以谈话很自然。我问他学什么专业。他说学中文的。我又问从事何职业。他就讲起他毕业二十多年来的情况。特别是现在这些年，学中文的就业很难。他在为一些有钱的商人和当权者写歌功颂德式的传记文学。我顺势说：“江某某不是也请外国人写了本传记吗”？这样很自然我们就切入讲真相正题。接下来我就给他讲《九评》的内容，讲中共邪党四十九年前及四十九年夺取政权后，对国人犯下的一桩桩罪行。他是作家，自然能谈的很深入。他很惊奇：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我说这些内容大部份都是我《九评共产党》一书中知道的。我顺势就把《大纪元郑重声明》和当时已有多少人在《大纪元》上发表“三退声明”等情况告诉了他。我告诉他我以前是个邪党徒，我已经在《大纪元》发表了“三退声明”，退出了中共邪党（我没有暴露自己大法弟子的身份）。我问：“你入过党吗”？他说他是党员，他也想退。我说你起个笔名吧，我帮你退。他说不用起笔名，就用真名退，他叫某某某，家住某某市。我回家后很快帮他发“三退声明”。

这里，要提醒大陆同修，要理智、智慧的去讲真相、劝“三退”，千万不能只是表面模仿。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因为保护自己就不讲真相、不劝“三退”，那是怕心；如果保护好自身的安全是为了更好的、更有效的、更多的救度众生，那是理智。这个问题也不是三言两语说说就能把握好的，惟有学好法，真正在法理上明白了才能真正把握好讲真相、劝“三退”的时机和分寸。

随着对所在城市情况的逐渐熟悉，我在新环境中讲真相、发真相资料也有了经验。我利用办公室的条件做真相不是长久之计。我住的宿舍又不适合我做真相资料。就在我正犯愁资料来源问题的时候，一位和我从未谋过面的当地老同修在师父法身的巧妙安排下，很自然、顺利的和我取得了联系。从此，就利用她家原有的电脑和打印机建立了一个家庭资料点。自从在这位同修家建立了资料点，我又有了很方便的做真相资料的条件，又在新的环境中继续做着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事。

转眼，我从新找到工作已经二年多了。我从新工作后，增加了经济收入，做真相有了充足的资金保障，也为我到更多的地方去讲真相提供了可能，彻底的否定了旧势力在“经济上截断”我、阻碍我救度众生的邪恶安排。同时我们的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近二年多来，我几乎很少再遇上邪恶的干扰。我也越来越体悟到师父一再告诫大法弟子要“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社会形式修炼”法理的更深层涵义。由于在法上越来越精進、越来越同化大法归正自己，我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正法修炼路也越走越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