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博

北京六位律师李和平、黎雄兵、张立辉、李顺章、滕彪、邬宏威被感动，顶着压力代理王博案。在海内外正义人士的呼吁下，在律师和亲友的多方努力下，王博案二审于2007年4月27日开庭，律师义正辞严，做了无懈可击的无罪辩护，并再一次递交补充辩护词。法庭上，六位律师题为“宪法至上、信仰无罪”的联合辩护意见，首次从宪法和立法、司法程序、法律事实等各层面系统全面的为法轮功辩护。审判结果应该在一个月内公布，请海内外正义人士继续关注。

我是法轮功修炼者王博，于2006年7月27日被石家庄公安局非法抓捕，现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2007年2月1日我和父母被石市长安区法院非法判刑4至5年，这是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无理迫害，现将理由陈述如下：

1、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

法轮功自1992年传出，使越来越多修炼的国人身体健康、道德回升，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以我们家为例：我从小身体素质比较差，经常发烧，每个月都要跑几次医院，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常出现昏厥，一旦病发便倒地不醒，身上难免摔伤，为此妈妈甚至不许我留长发。医院方面查不出病因，只怀疑是脑供血不足。从十六岁（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我的身体状况明显好转，几乎再没发过烧，也没有再出现晕倒的现象。妈妈炼功后神经衰弱、腰腿痛都好了，以前查出的糖尿病（大概是两、三个加号，记不太清了）也消失了，连近视眼都好了。爸爸身体就变化更大，我小时候爸爸曾病危，心脏病、高血压还有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从来不能吃凉东西，水果、冰糕根本不敢碰，一吃完饭就去床上趴着，我小时候一吃完晚饭就跑去趴在爸爸旁边以逃避练琴。爸爸炼功后这些毛病都好了，可以和我们一起吃水果、冰糕了，而且看上去年轻了。我和爸爸站在一起，很多人都不相信爸爸有我这么大一个女儿。

2、法轮功给我们一家人带来幸福

父母都是个性很强的人，多年来争执不断、积怨颇深，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想离婚。父母很疼爱我，不忍对我造成伤害，所以商定等我上了高中后就离婚。他们一直瞒着我，到我上初三时才知道这一切。得知父母要离婚，做孩子的矛盾与痛苦自不必说。我上高中前的那个暑假，妈妈接触了法轮功，不但身体状况好转，而且性情比以前温和了许多，我和爸爸也开始修炼法轮功。多年来潜伏着的家庭破裂的危机不知不觉中散尽了。当然，矛盾冲突还会出现，可是修炼后的父母明白了“遇事向内找”的道理，不再一味苛责对方，语气措辞也真诚缓和许多，“真、善、忍”真的成了我们家一切矛盾的化解之道。

十六岁修炼前，我已经是父母最头痛的心病（其实从一出生我就被整个家族的所有人一致“推举”为最令人头疼的孩子），从小就爱从精神上折磨人，长大些又在学校里和最叛逆最淘气的孩子打成一片，有早恋倾向，想干什么就去做了，从不和父母商量。爸妈愁的晚上睡不着觉，研究对付我的“作战方案”。我骄傲，谁也不放在眼里，看似挺听话，其实我行我素、既不虚心，连脾气火暴，常把学生嚷哭的钢琴老师都一直顾及我的自尊心，不敢跟我轻易发火。可修炼之后我真的变了，不撒谎了，因为师父告诉我们修炼人不想说的可以不说，但说出来的就得是真话。学习上不用父母督促了，而且无论多难的考试，决不作弊。师父告诉我们做学生就要把学习学好，而且修炼人讲无所求而自得、淡泊名利，没有了私心杂念后反而更能专注于学业本身。高考时我没有什么思想压力，很平静的应对考试，顺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最后一场面试是考生普遍发怵的，但是我觉的就是和一屋子的老师聊的挺愉快的，一点也不紧张，这也给系里的老师留下深刻印象。其实这都是修炼之后才有的心态。从性格方面来说，我的妒嫉心比以前小了很多，也不那么爱撒小脾气了，虽然有时父母批评自己时心里还是憋着气，但只要一想到修炼人要如何做时，很快就会调整好心态，客观的评判自己的言行。

“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子女优秀”，这几个词组要一口气念下来很容易，可是对于一个家庭，在现实生活中要全部实现这几个词却并非易事。

法轮功使我们一家人在修炼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拥有了这一切，而这些不正是所有家庭所希望得到的吗？人们心目中的“幸福”不就是这样吗？每每回忆那段幸福平静的时光，我都感到很快乐、很怀念。这一切都要感谢法轮功，感谢我们慈悲的师尊。

然而99年7月20日之后，法轮功这么好的功法却被中共诬陷成“X教”，实在是颠倒黑白。全世界对法轮功都是尊敬与认同，国外有的学校还专门开设课程，教学生学炼法轮功。唯有中国大陆肆意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中共在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对几千万法轮功修炼者進行迫害的同时也将自己推到了历史的审判台上。

3、中共强迫我们放弃正信以图达到精神控制

我们有坚持自己美好信仰的权利与自由。中共近八年来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无理智的迫害情况相信你们已有相当的了解，我在国外媒体上公布的录像及文章可以作为个案供诸位参考，故在此不再多说。中共的宣传中一再声称法轮功对其修炼者進行精神控制，在这里我们就看看究竟是谁在对民众進行精神控制。

法轮功对其修炼者一向持“来者不拒、去者不留”的态度。修炼的关键在于修心，只能出于自愿。法轮功修炼者在修炼过程中要逐渐达到很高的思想境界：淡泊名利、不记个人得失、与世无争、遇到矛盾时宽容忍让、以直报怨……这一切高尚的表现除非是发自内心的愿望，否则根本无法贯穿于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师父讲“强制改变不了人心”，然而中共却不懂。中共将法轮功修炼者抓到洗脑班、劳教所、监狱里，用熬夜、殴打、电刑等各种酷刑强迫法轮功修炼者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反复的向法轮功修炼者灌输诋毁法轮功的文章、录像，企图洗去修炼人心中对大法的正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权会如此荒唐的强迫民众只想当权者喜欢的东西，忘记那些令当权者恐惧的东西。连人的思想都要管，而且管的如此歇斯底里，在中共的社会里，人权何在？

然而中共用了八年时间动用一切国家机器耗巨资迫害法轮功的结果是真修的大法弟子依旧坚不可摧，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真相被越来越多世人看清，发动这场迫害的江泽民、罗干等众多中共高官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被以“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酷刑罪”提起起诉。为何落此下场？因为自古邪不压正，因为法轮功修炼者通过修炼获得了真正的精神上的自由：修炼人不会受金钱利欲的诱惑而卑躬屈膝；不会因个人得失而丧失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更不会在高压迫害下放弃原则、任其摆布。大法弟子通过修炼获得的这种精神上的自由是中共永远都无法强行剥夺的。

4、我们为什么自拍录像片并交给国外媒体公布于世？

2002年4月7日、4月8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在报道我们一家人情况时用剪接技术断章取义、歪曲事实。节目播出后参与制作该期节目、当初负责采访我们的“焦点访谈”记者李玉强（女）事后打来电话向我解释说节目中所做的“改动”是为了应付上级的审查。之后的几天里该录像在中央其它频道（包括国际频道）多次播出，其恶劣影响已经散播到国际上。

2002年4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中以“我”为第一人称所述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许多文字完全是撰稿人凭空捏造，此行为对我和家人造成严重侵害。

2002年5月至2005年7月，中国司法部指使河北省石家庄市劳教所、专门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河北省法制教育培训中心”对我进行毫无理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24小时贴身监控及非法软禁，这种没有人身自由、与亲人隔绝的生活长达三年零两个月，加上之前2000年12月至2002年5月的非法劳教和被关在“河北省法制教育培训中心”的时间，中共非法剥夺我人身自由的时间四年零七个月。

2005年7月，在摆脱中共警察24小时贴身监控后，我将自己口述的几年遭遇的过程拍摄下来。这既是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是在维护民众的知情权。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这些侵害我的权益、进行造假宣传的媒体具备勇气与能力，能够公正如实的播放我自拍的录像片从而纠正过去的不实报道，那么我愿意把录像片交给这些媒体，帮助它们纠正错误、澄清事实。然而我们都知道，在中共的独裁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只是“党的喉舌”，不是真正的媒体。

有一点需要澄清：自拍录像片由我一人完成，我父亲王新中、母亲刘淑芹并未参与。我父母对电脑的操作一窍不通，平时他们只是在生活中照顾我，在院子里种点油菜、生菜，给果树浇浇水、在农村的大灶上贴饼子、煮饭……和其他人家的父母一样。

我父母不具备拍摄录像片的能力，即使是在中共无理迫害法轮功的高压政策下，我及我的父母也应无罪释放。

结语

万事皆有因果：如果99年中共没有强令禁止人们修炼法轮功并编造谎言丑化诋毁法轮功，从而使法轮功修炼者的信仰自由被践踏，那么无数因修炼法轮功而身心受益的民众就不会依法和平上访反映情况；如果中共没有把上千万法轮功修炼者强行关进劳教所、监狱、洗脑班里酷刑折磨（三千多人被迫害致死）、强行洗脑，从而使法轮功修炼者最起码的人身自由、生命权受到严重侵害，那么饱受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也就不会揭露、曝光邪恶者的犯罪事实；如果中共没有垄断一切新闻媒体、肆意攻击法轮功、欺骗民众，而法轮功修炼者却没有正常发表观点、澄清事实真相的渠道，从而使法轮功修炼者的言论自由被剥夺，那么法轮功修炼者也就不会在迫于无奈下开始自制真相资料向被蒙蔽的民众讲清真相……

我了解诸位虽身为执法者，却处处受制于中共独裁之下的尴尬与被动，也深知你们身为中共把持的国家机器的一部份，很难拥有言行甚至思想意识上的独立与自由。但愿你们为自己身处此境而感到或深或浅的悲哀。无论你们当初选择这个职业是为了匡扶正义、捍卫人们合法权益，还是为了抱个好“饭碗”，在个人生活上过的好一些。继续听命于中共，迫害法轮功，都会使你们当初的愿望破灭。

作为法轮功修炼者，我真的希望你们和家人能有好的未来。然而万事皆有因果，脚下的路，让良心去选择。

王 博
200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