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红色恐怖迫害下扭曲成“鬼”

一九五三年我出生在山西农村的一个小学教师家庭里，由于父亲历史上曾是国民党的县级官员，在恶党红色恐怖迫害下，伴随我的常常是厄运和不幸。

由于少年时的我天资聪颖、刻苦好学，在学校一直品学兼优、名列前茅，在文革前共产恶党的阶级斗争的调子还未达到强音的时候，我在善良的老师们的“首屈一指”的赞誉声中，在天真无邪的同学们的仰慕下，我纯真的心灵也曾涌动过对人生美好的向往和憧憬，也有过常人所称道的所谓志向和抱负，也曾做过许许多多的诸如什么“政治家”、“文学家”、“教授”、“学者”等等的美梦，渐渐的滋养成了自命不凡、自谓清高的鲜明个性。可是，在恶党专制统治下，邪恶的党魁们为了巩固个人的统治地位，相互倾轧，根本无视中华民族的兴衰，无视中华子孙的存亡，人为的平地掀起一股又一股血雨腥风。

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应劫而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我被呼为“黑五类”子女而成为社会的遗弃儿。随着年龄、身体的长大、学业的增长，我从小有过的所谓“志向”、“抱负”都一个个变成了泡影。上学读书的权利被剥夺、政治权利被剥夺、连我新婚邀老同学、老朋友吃顿饭，都会被冠之为“拉拢腐蚀革命青年”横遭批斗，祸及亲属。甚至给老同学的一封信都会当成“反攻倒算”的政治事件，而大抓特抓阶级斗争的典型，以此来推动全公社的所谓“革命和生产”。多少次挨整，多少次挨斗，多少个红色恐怖的场面，多少个提心吊胆、以泪洗面的夜晚！在农村我们这类5%的人被称之为“候补副社员”，劳动出力比别人要多，报酬比别人要少，整天胆颤的看人的脸色，听人的驱使。无论是政治上层下层、还是国内国外出现什么新斗争新动向，都会跟我们遥相呼应、上挂下连，我们必定是被打倒的“孝子贤孙”。什么是人权？什么是做人的尊严？只有暴力！只有强权！

在那呼天不应，唤地不灵的岁月里，在那水深火热的漫漫长夜里，我苦苦地思索着、探究着人生的真正目地与意义，找寻着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根底渊源，忧虑着长此下去我将何往？国将何往？中华民族将何往？百思而难得其解，而只能是日复一日用一声胜一声的悲叹来寄托、排解我对命运和苍天不公正的无可奈何。我本应象一株质坚苗正的小树，在阳光雨露沐浴滋润下茁壮成长；经受的却是刀光剑影相逼、伤痕累累。

而可怜的背后还有更叫人可悲的另一面，我在无端承受中共恶党暴政摧残迫害的同时，和全中国可怜可悲的老百姓一样也遭受了一整套用谎言构成的恶党文化邪理歪说的毒害、侵蚀、洗脑，把其千万遍重复鼓噪的谎言误为千真万确的真理，从根本上不能、也不敢认清恶党的嘴脸，也没有怀疑过它的“伟、光、正”。这种灵魂的扭曲、变异、麻木、盲目、愚昧才是有史以来中华文明古国最大的耻辱与悲哀。

当时青春年华的我，却没有过血气方刚、少年时的自命清高，被高压扭曲成逆来顺受，只有用拼命的劳动来麻醉自己，以减轻心灵上痛苦的重负。长此以往，在善念尚存的乡亲们的心目中树立了一个“好后生”的形象。直至恶党暴君易主之后的一九七九年，暴风骤雨稍息的气候影响下，我的名字在“劳动模范”的名单上送大队部审批，当即被打压下来，我为争做人的权利，给当时县派我大队工作队长写信讨论：“可教育好的子女”是否能当“劳动模范”？此工作队长力排众议才将我第一次推上了领奖台。以此为始，我被乡亲们小心翼翼的推选为生产队副队长、会计员。后被选拔到乡镇企业里担任厂级领导。这里表面上是农村基层人才荟萃的样子，实际上是中共在农村最腐败的肿瘤和窥视口，这里以国家贷款为经济基础，产值利润却成为乡镇领导挥霍浪费或中饱私囊的小金库；在这里我有机会看清并亲身感受中共腐败的真实一面。

最感遗憾的是我人性中最隐晦最丑陋的恶的一面在阴暗的角度里恶性膨胀，我没有在当时做到全身而退，而是随波逐流走了下去，并且还以耻为荣、认贼作父加入了中共恶党，对一个长期以来蹂躏自己的流氓恶魔感恩戴德、顶礼膜拜，真正从灵魂深处折断了自己做人的脊梁骨。我逐渐改变着自己来适应新的环境以达到中共新时期的党员标准，随着自己关系网、权力欲、权力和知名度的逐步延伸和扩大，自己本质的颜色也在一点一点的被污染，一步一步向深渊迈進。表面看上去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顺理成章、自然而然：我学会了抽烟喝酒、学会了阿谀奉承、学会了勾心斗角、学会了弄虚作假、学会了巧捞浮油。甚至为了工作之便、为了攀附领导、款待嘉宾还必须得学会搓麻赌博！我在申请加入中共的一年预备期内，基本上学会了新时期中共党员必须具备的全套把戏，具备了其基本恶素质，顺利的完成了预备期，蜕变成其中的一恶细胞。我的搓麻赌博，从公关待客开始，上瘾成癖、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后在同行同事中输红了眼，在手头越来越紧的情况下铤而走险去上黑社会设下的贼船──玩垫底牌局，以致欠下了黑社会老大的高利债，倾家荡产也无法偿还，只好远走他乡，只身進京打工，决心用劳动报酬来偿还阎王债，在立足未稳之际就遭黑社会绑架为人质，胁迫我的亲朋东拼西凑为我斩断了红加红、利滚利的阎王债。类似这种黑社会勒索事件屡见不鲜，执法机关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其实幕后都有执法机关的黑势力做靠山。

我由原来乡亲们心目中公认的“好后生”，在置身恶党之中不久，就迅速蜕变成人人唾弃的“耍钱鬼”。这一鲜明的对照，戏剧性的变化，难道还不能让人深省吗？像我这样的“鬼”党员在中共内部俯拾即是，比我更鬼更坏者大有人在。可想而知，由千千万万个这样的“鬼”细胞组成的组织会是个什么东西？！

我变成了“鬼”，虽生犹死！我作为中共恶党一个罪业深重的癌细胞，就这样痛苦的苟活偷生了。我感觉我死了，“幽魂”背负着沉重的枷锁和债务又来到了北京。我痛苦、我悔恨，我无颜见江东父老。在风雨飘摇的夜晚乘着雷电我大声哭喊。内心的极度矛盾和痛苦诱发了老病根──三叉神经痛，这种怪病会突然间发作，顿然间停止，疼起来剜心透骨，心肝俱裂，我常用孙悟空的紧箍咒来形容它也不为过。疼的次数多了，随着止痛药的药质药量的升级，它的耐药性也在增强，疼得人真是死去活来。

就在我贫病、悔恨、忧伤等等百苦齐降之中，在怨恨老天不睁眼之余，人性中善良的一面偶尔也会诚心默念几声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菩萨救救我吧！恍惚间觉的一道白影从眼前掠过，渐渐向远方飘去，又似真切、又似模糊。一股神奇的力量坚定了我活下来的信念。

二、修大法获新生

这一天是一九九八年三月五日，农历二月二，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二月二龙抬头，我们家乡习俗在这一天要剃头，我在服了高强度止痛药后就去理发店。人多、等待、无聊，我在店主人的床头发现了一本用硬厚纸包装起来的书，我随手打开了第一页，“转法轮”三个大字映入眼帘，我的心微微一动，下页是作者近照，慈悲、慈祥、英武的面容叫我感到亲切而又似曾相识，目录里的小标题也引起我的极大兴趣。

我已完全忘我的進入书中，第一个感受是：世上竟有这么好的书，我怎么见到的这么晚！就连理发时也舍不得放下，主人见我爱不释手如饥似渴的样子，就主动提出借给我，我喜出望外、如获至宝。

当时我身在北京近郊区的一个村子里，为朋友守着一个大空院子，准备筹建一个建筑公司我是会计人选，在工程未接下来时我的工作就是看家。书中的法理深深的打动了我，在我的心灵深处产生了强烈的震撼，茅塞顿开，一下子明白了许许多多大半生以来无数次苦思冥想而不得其解的问题。看书的过程中，始终有一种矛盾心理，既想一下子看完，又恐怕这样好的书太短，释不完我多年来心中积郁的人生疑团。

看看想想、想想看看，大约用了一天多的时间我看完了这本书，拿定了一个主意：“我要修炼！”我感觉找到了有生以来一直苦苦寻觅的东西，好象在漫漫长夜里一下子看到了光明的前景，好象自己几经大难而不忍短见就是在等待着这一天，一下子感觉到天晴了、天高了、天宽了，我再不是世上最命苦的人了。

不由我记忆起我家祖上可称为信神世家，我爷爷、奶奶、姑姑、大哥、表哥、表姐等都是基督信徒，我从小就看过“圣经”，总觉的好些疑问得不到解答，而我的舅妈和我的近邻是虔诚的佛教居士，我也有机会接触过佛教的经书，也对我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这些影响只是为我奠定了信神敬佛、相信命运的思想基础。尽管这些宗教徒们都认为我是一块料，可这些宗教却总还是与我无缘。还有过朋友劝说我练气功，也都没能动了我的心。而今在我流落他乡，人不人鬼不鬼、灰蒙蒙的人生际遇中，在看似偶然中一经接触大法就使人倍感亲切、有相遇恨晚之感，这真是大法的博大精深、浩瀚无边、圆容无漏，也是我与大法深深的渊源与缘份。

当我看书看到修炼人不能喝酒时，我就下了戒酒的决心；看到不能抽烟时，我就下决心戒烟。就从那一日开始，我真的与烟酒断了缘，与赌博断了缘。可能是我与大法的缘份，还是我的一片至诚之心，大法在我身上展现了神奇。就在这一日，我竟忘记了三叉神经疼，扔掉了剩余的止疼药，与医药也断了缘。

我找到了炼功点，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中，一个新的生命从此诞生了！用尽人类最美好的语言也无法表述我的心情，我只想登上高山之巅对着全宇宙大喊：我得法啦！我新生啦！我“复活”啦！

法轮大法的炼功点和常人社会相比那简直是另外一种天地，这里充满着祥和、慈悲和正气。我这个素昧平生的外地流浪汉，在这里感受到了超越人间任何环境的温暖、亲切。这是我修炼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功友们都为我想到了，都帮我解决了。

我没有钱，省吃俭用，请了本《转法轮》，其余的大法书，我就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抄写。后来我产生了要把大法介绍给亲朋好友的念头，就抄《精進要旨》和新经文，还有师父在外地讲法。当时我的时间很充裕，每天除了炼功就是学法、抄法。虽然正赶上我的三叉神经疼，但我没有想求治病的想法，而我的病正是在忘我学法中不翼而飞，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可以说我是先在理性上认识后感性见证的。我决心要抓紧学法，刻苦炼功，把我迟得法的缺憾补回来。

通过数月光景的反复通读《转法轮》和连续抄写其他大法书籍，我的内心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一天晚上炼静功时，感觉到小腹处明显的有法轮在旋转，一会儿在小腹，一会儿在头上，有时在腿上，有时在肩头、胳膊，在浑身上下明显的转动。有时甚至是多部位同时在转，时隐时现，时快时慢，明显可数，是正转九次，反转九次。接着，是身体轻、老想离地的感觉，表现出来就是前后来回往起颠。我在学法中知道，这是大周天通了之后出现的状态，是大法神奇的展现。

三、用行动救度乡亲们

我在学法中悟到，我们每一个大法修炼的人，当我们真正坚定了修大法的决心，踏上修炼道路的那一刻起，我们的人生道路就由师父作了新安排。因此，我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如何把握好都是至关重要的。

九九年一月底是我走進大法将近一年的时候，常人中的各种因素使我无法在京城中呆下去了，摆在我面前的只有回家一条路了。这一年来我没有赚到多少钱，但我在大法中获得的东西是不能用价值来衡量的。我悟到此次回家一是要去我想逃避现实、不愿见家乡熟人的执著心，二是我来北京的真正意义就是让我得法，回去救度我的乡亲们。但回到家乡横在我面前的一个现实难题就是我背负着五、六万元的重债，而我家中仅有的几亩地的收入与此相比真是杯水车薪。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一言一行都是在证实法，所以我必须尽快还清债务。于是，我不顾面子给人临时帮工，不怕苦累去卸十二、三吨的卡车货，去临时工地当小工，去私营企业当伙头，当农民浇地的巡渠工，当临时雇用工，无论脏活、苦活、累活，我都踏踏实实的去干，面对人们的冷嘲热讽、惋惜同情，甚至遭受打骂，世态炎凉，百苦一齐降，我都坦然面对。虽然没挣到多少钱，但我得到了回报，就是人们改变了对我过去的看法。

我的家乡在河边，拥有大面积的盐碱荒滩，大集体时一直不能种庄稼，也就是在我到乡镇企业工作的那些年里，村民们掀起了开荒热潮，为各自开垦了大量的盐碱地。我现在回家唯一的出路也就只有种地了，于是租种了别人种不过来的、次等的、荒草大的空地，用勤劳和智慧结合科学治理，经过三、四个春夏秋冬的苦熬苦战，将五块总计三十亩地的“人见愁”荒滩变成了良田。不说别的，就是这满地密密麻麻的芦芽宿根草，要想彻底根除，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三伏天用锄头刨根。在那种坐在树荫下还出汗摇扇子的大热天，我从早上五点干到中午十二点，几个小时的烈日烤晒，汗水不知洒了多少。这30亩荒滩的改良，令那些几经易主反复试验反复失败的种地老农们都惊叹不已。从而见证了大法超常。

这样经过了长达6年的辛苦耕种，我终于还清了欠下的一切外债。当我用血汗钱亲自去送还那些已经不寄希望的赌债时，人们都被我的变化所感动，都被法轮大法能改变人的精神世界的力量所震撼，在家乡百姓心目中树立了一个法轮大法弟子的形像，也为我日后讲真相、救众生铺垫了坚实的基础。在邪党迫害开始后，我们组建的小型炼功点虽遭到了破坏，但我义正辞严，为大法鸣冤、讲真相，使人们消除了邪党谎言的迷惑。当上边检查时，乡党委书记常常为我通风报信，保护了大法的书籍和我的安全。

我体会到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圆容大法的神圣责任，我们只有真正做到“理智”、“智慧”、“慈悲”，才能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

在正法修炼中，我和通过讲真相走進大法中的另外五名同修，在条件局限的情况下，充份利用仅有的资料，针对不同接受能力的人讲大法中悟到的低层次的理，使乡亲们能够理性的分析这场迫害孰正孰邪，主动的要求看大法书籍，然后走向修炼大法的路。现在又有十几人得法，進入修炼。大家主动帮助陌生人解决难题，在村里邻村红白喜宴帮忙，盖房子干活而从不收报酬，这些行为使乡亲们对大法及大法弟子有了更進一步的认识。有的人相互打赌将一百元大票放在同修必经之路看他要不要，同修连腰也不弯，在村里传为佳话。一个在村里红白喜宴、盖房子等当总管的人感慨的说，“咱们办什么事要多几个法轮功的就好办了。”我还在每年过年时利用对联来讲真相，比如，“善恶有报天理昭彰劝君莫信假恶暴，天地无私世道轮转为人应循真善忍”，“春回大地千山竞秀同化真善忍，法到人间万象更新齐感救度恩”。过年时，村里人看见我的对联全是大法真相的内容，就让我也给他们代写，有力的震慑了邪恶。后来大伙都要求退出邪党控制，力保平安。

在证实大法中，我们没有那样轰轰烈烈，也没有隐蔽躲闪，总是堂堂正正、大大方方，环境很宽松，家庭支持，世人敬重，邪恶遁形。师父在《转法轮》第七讲〈医院治病与气功治病〉一节里有一句话：“我们不能看表面的工具，得看它的实效。”我对此法理有更深层的领会。如果说我也做了一些该做的事，那都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完成的。我还有许许多多的常人之心，也有摔跤和做不好的时候，我想只要对师父和大法有坚定的正信，有理智、圆容、取中的正悟，就会做到正念正行，就会在神路上走向成熟、走向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