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学任教，博士学位，但我生长在农村，神、鬼的概念是老人们传给我的。上学后，我特别喜欢看书，看到古人修炼的故事，常发感慨，慨叹现在为什么没有修炼的人和事。一九八二年，我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又直接读了研究生，八九年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大学任教。在我读大学和研究生期间，气功在全国就已经很盛了，我对气功很感兴趣，也看了一些气功书，但是没有练。参加工作以后，大约是九三年，我练了一种气功，现在想来，我所以练那种功，不是因为它在全国搞的挺盛，而是因为它讲了一些修炼的东西使我感兴趣了。后来，又练了一种属于藏密的气功，值的庆幸的是，这两种功我都没有练下去，就自动放弃了。直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二月五日，这个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我有缘看到了《转法轮》这本书，至此，我明白了什么是气功，为什么会有气功。我把以前的气功书都烧掉了，从此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道路。

我特别庆幸，没有任何障碍，一看到《转法轮》，我就知道这是一本讲修炼的书。其后很长一段时间，一想起能修炼法轮大法，我就发自内心的高兴。得法后，我就一直惦记着把法传给有缘人。所以得法不长时间，我就请了两套师父的讲法书，还录了一套师父的济南讲法录音。在我的带动下，大姐、二姐、弟弟、弟妹、妹妹都修炼了。后来我婆婆和丈夫的婶婶也走上了修炼的道路。婆婆和婶婶原来都身体不好，修炼大法后，身体都好了。遗憾的是，七二零以后，婆婆由于对邪党迫害的恐惧，放弃了修炼。

在我修炼后的一年零八个月，风云突变，邪恶的江某某一伙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记的一九九九年的七月二十一日晚去学法点学法时，辅导员说省大法总站的一些负责人被抓了，许多学员打算二十二日早晨去省政府上访。听到这一消息，当时的感觉不是震惊，而是不解。大法学员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遇事向内找，一心要做一个好人，这样的人怎么会被抓呢？一定是国家不了解法轮功，得去说明情况。当时虽然是假期，但是由于我们系恰好是函授生面授时间，所以二十二日我有一整天的函授课，去上课还是去上访，我选择了上访，让爱人给我请了一天假。

二十二日的深夜一、两点钟我和两个同修一起到了省政府。当时人还不多，后来陆陆续续的来了许多同修，还有许多外地的同修。到了五、六点钟以后，为了不妨碍市民们上班、上学以及不妨碍交通，大家就自动排好队，站到马路崖子上面。大家怀着一片善心，等待着，等着省委领导上班后说明情况。大约是六点多，出现了一辆黑色轿车，轿车开的很慢，里面有人用录像机给大家录像。当时的心情很坦然，炼法轮功堂堂正正，依法上访，怕什么录像呢？大约七点钟的时候，又来了一辆车，上面架着大喇叭，来回走，边走边宣布，说法轮功是非法组织，要求学员解散。非法组织？这太离谱了，法轮功怎么会是非法组织？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迫害已经开始，依然是怀着善心想去说明情况。

后来又来了很多车和很多警察，警察要求学员们上车，大家就上了车，上车后被拉到南岗区体育场，到了体育场后，学员们自动坐好，背法、交流。警察要求学员们按区坐好，同修们不配合，后来就再次分流。警察的态度非常粗暴，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同修，不上车，四个警察拎着四肢就抬走了；警察推推搡搡，有个男同修说了一句：我们又没有犯法…，话没说完，两个警察如狼似虎的扑上来，架着就走。我被分流到了一所中学，到学校后，警察把大门关上，派人守着大门。七月的北方，也非常炎热，大家坐在骄阳下，炼动功、静功或者是背法、交流。有些同修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炼法轮功的好处，记的有位叫刘姐的同修，截瘫，炼法轮功炼好了，她能走路，且走的挺正常，只是坐下和起来的时候，能看出她腰有问题。她以她亲身的经历和警察讲真相，警察也很认同。

到了下午三点多，警察让大家坐好，听广播，并说广播的内容很重要。广播的内容是对师父和大法的恶毒的诽谤，并有邪恶的离间计，说什么不追究大多数，只对极少数坚定的份子才会如何如何……。邪恶的目地无非是迷惑大法弟子与世人，让大法弟子脱离大法，让世人不相信大法。邪恶的阴谋没有得逞，大法弟子依然对大法很坚定且依然不报姓名，这时邪恶就有点歇斯底里了。有一个警察以非常严厉的口气反复的宣布让大家报姓名，不报姓名后果自负等等，一直僵持到晚上七、八点钟。到现在我也没有搞清楚确切原因，好象是大家觉的报姓名就报姓名吧，这样大家就陆陆续续的报了姓名、住址。现在想来那时大家仍然没有意识到邪恶的迫害已经开始，仍然认为国家不了解情况，所以持续很长时间大家都是去北京反映情况。

警察得到姓名、住址之后，就把大法弟子们按住址分流到各街道办事处，然后逼迫大法弟子写不上访、不炼功的邪恶保证。这使我从心底认同不了，大法这么好，怎么能保证不炼呢？我就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说大法的种种好处，我记的我说的口干舌燥，办事处的人看我很坚定就问我炼了多长时间了，我说一年零八个月。然后就威胁我，不写就找单位领导，然后就给我们学校保卫处打电话，打电话就打电话，不写！后来和我一起去的我们一栋楼的同修写了保证就回去了，并通知了我丈夫，丈夫也来了。这时办事处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好象开始也不超过十个人，具体人数记不清了），丈夫就给打圆场，希望办事处的人放我回去。办事处的人就说：你说你多犟，你们一起来的那个老师多尖，写了保证就回去了，并念她的保证给我听。同修的保证大意是：拥护国家的领导，没有写保证不炼功、不上访的言词。当时根本没有彻底否定迫害的想法，没有认识到虽然没写不炼功、不上访的言词，依然是承认迫害了。然后我也写下了一个保证：“我以后要再出去炼功，后果我自己负责”。办事处的人看我很坚决，也就认了。一会儿，我们系主任也来了，丈夫和主任都是很有思想的人，对大法和邪党都有一定的认识，因此他们谁也没有说我，只是让我注意，以后好好上班。

邪恶妄想利用办事处的留名各个击破，因此就根据大家的留名情况让街道上门逼迫大家放弃修炼。街道的人到我家里来了两次，第一次主题是不要被人利用等等。我当时只是就事论事说我不能被利用等等，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有赶紧打发她们走的想法，没有很好的讲大法真相，因此给了邪恶有机可乘的感觉，过几天街道的人又来了，这回让我们整个街道的大法弟子去座谈，说给录像，让大家谈怎么脱离法轮功。我一听，表示坚决不能去。我当时虽然是人的状态，但由于我的坚定，街道再也没来找过我。后来区政法委就经常往我单位打电话，了解我的情况，详细的情况到今天我也不太清楚。我记的我们办公室主任一次很不平的对我说，她说着我的名字，她说那是多好的人，就因为炼法轮功，区政法委就总往这打电话，干啥呀？这我才知道原来区政法委经常往我单位打电话。应该说单位的领导还是很不错的，并没有配合他们迫害我。单位书记针对我炼功的问题也只是走过场的和我谈过三次，而每一次我都根据我对法的理解尽量阐述大法的正确，同时每一次我都很坚决的表示法轮功肯定是不能放弃。记的二零零一年邪恶搞了震惊全球的自焚闹剧之后，书记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找我谈话，问我对自焚的看法，我明确的表示：这是造假。然后阐述了当时我从网上看到的一些疑点分析。书记虽然没有完全认同，但也没有过多的纠缠。然后我就和书记说，怎么总关心我，又来关心我来啦。书记表示这是学校要求的，因此才找我谈。从此之后单位再也不和我谈我炼法轮功的事情了。

七二零以后，面对邪恶的疯狂迫害，我依然非常坚定。不能到学法点学法了，我就在家学。每天早晨都起来炼功，最初的半年坚持的非常好。后来听说有同修到北京去上访了，还不理解，心想在家坚定实修就行了，到了九九年的十月一日，和几个同修交流了一下，同修介绍说目前全国各地在北京上访的同修有上百万人，同时介绍了一些同修的感人情况。我豁然开朗，原来到北京是去修炼，那时我依然不明白正法的含义，但是知道修炼这涵义就够了，我发自内心的发出一念，我也要去北京，其实我那时依然是个人修炼的状态。第二天，我就去和我最初修炼时的同修去交流，他们都不太认同，因此，我也就作罢了。后来有一对夫妻同修去北京上访，我去送他们，那位男同修（明慧网报道，已被迫害死了）对我说，以后悟到什么，不要和别人交流，就按照自己悟的去做。我想，他是说我不要受别人的影响。但是现在想来，我当时的状态其实是我心性的真实体现。

七二零后的一段时间，邪恶非常猖獗，打开电视，就是铺天盖地的邪恶诽谤，因此我根本不看电视。到了十月二十六日大法竟然被侮蔑为某教，我不能再坐视不管，上北京上访。于是我就给我爱人留了一封信，和一个同修商量好，收拾好东西，我就到她家去了。北京是什么情况呢？能不能安全到北京呢？其实还是人心太多，心性不到位的体现吧，但当时就是那个状态。打听一下情况，说，没有身份证，根本到不了北京信访办，一下火车，没有身份证的人，就被直接带走了。而我的身份证在七二二省政府上访后，就丢失了。当时心想，没有身份证也到不了北京，上访也访不上，因此就不去了。其实当时还是有怕心。其后很长一段时间，想去北京上访的念头时时萦绕在心头，觉的这么好的法，被邪恶打压，自己作为大法弟子，不去上访真是说不过去，但是由于怕心，几次想去上访，几次都未成行。一直到二千年的八月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参加完会议的最后一天，看准一个机会，我就坐车到北京去了。一路上，杂念特别多，一会儿想，我被关押在什么地方了，邪恶怎么样来迫害；一会儿又想，丈夫来找我怎么办？压也压不住，背法，还是往上返。一出北京站，左右一看，丈夫不在，挺好！刚一放松，看到了一起参加会议的丈夫单位的教师，因为先前知道他要去参加会议，因此也没有多想，自然的上前去打招呼。他就问我：“为什么到北京来？”“看一个同学”，我回答说。“看什么同学，你丈夫都跟我说了，把包给我。”我马上意识到我心性不到位，因此，我发了一念，下次我一定纯纯净净的来上访。当时也没有更多的懊悔，心想，反正我们原计划下一站去丈夫的老家，我恰好可以洪法、讲真相。其实现在想来，还是被邪恶干扰了。我要去上访，邪恶就害怕，所以就往上返一些不好的念头，那时还不知道发正念，没有很好的排斥，因此被邪恶钻了空子。

到了二零零零年的九月二十多号，看到了明慧编辑部文章《严肃的教诲》，我再也坐不住了。那么多同修被打死，被严重的迫害，很朴素的想法就是，不能再让别的同修吃那么多的苦了，等着我走出来，我也去等别的同修去。十月三日晚上，买了车票，坐上火车就去北京了。一路上什么都没想，十月四日早六点顺利的到了北京。因为当时已经看了很多学员的体会，知道不报姓名是更好的抵制邪恶，因此在下车前，就把所有可能暴露我身份和住址的车票、面包的包装等东西都扔掉。吃了点饭后，就走到了天安门广场。当时我非常想打横幅，但考虑到安全问题，没有带横幅。我绕广场走了大半圈儿，希望碰到打横幅的大法弟子，我好和他一起打，没有。这时看到一个男同修坐着看《洪吟》，因此我就坐在他旁边打坐。一会儿，过来一个警察问我们是不是炼法轮功的，回答说是，就上了一辆依维克，那个男同修的《洪吟》也被收走了。一会儿，又抓捕了一个男同修，就把我们一起送到了邪恶的天安门广场分局派出所。

警察询问我们都是哪里人？看《洪吟》的男同修说是辽宁盘锦的，另一个说是北京石景山的，因此就把他们送到置留室，等着当地来接。问我是哪里人，答：不报姓名。恶警很生气，把我所有的东西倒出来，没有找到线索，恶警骂了一句就走了。一会过来一个较胖警察来审问我，欺骗我说，马上要开人代会了，让我以真实姓名填一份表格，他说，你不是要上访吗，把你要上访的事情写在表格上，写上真实姓名，就能把你要上访的事情送到会上去，我不为所动。他看骗不了我就说，你填一份上访表格，写上假的姓名和地址也行。我听后，心里起了欢喜心。难道他想放我？让我写一份假的他去应付了事。既然这样我就写，姓名和住址写个假的，但上访的要求得写真的。打定主意后，我就动笔写。拿过表格一看，我写不下去了，因为按表格所提的问题回答就是谤法，这怎么写呀。这是我的性格在障碍我了，我做什么事情都规规矩矩的，看到问题就老老实实的按问题回答，为此，我后来还栽了一个跟头。警察看我不知怎么写，就说你们法轮功都写三条：第一，取消对李洪志师父的通缉令；第二，释放所有的大法弟子，给大法弟子合法的炼功环境；第三，法轮功不是某教，允许法轮功的书合法出版。现在想来这是师父慈悲我了。我写上这三条之后填上假的姓名、住址。写完后，警察就问，“姓名和地址是真的吗？”“都是假的，不是你让写假的吗？”那个胖警察有点生气，但也没说什么，然后他把我领到另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是天安门分局最里侧的一个房间，和厕所相对，房间里有很多人，最里边的一个角上放着一张桌子，后边坐着两个着便装的人，门后靠墙角那站着六、七个男警察，靠墙站着一个四十左右的女同修，自我到后，警察一直没有问过她什么问题。那个胖警察把我领到桌子那，说：你不是要上访吗，这两个人是专门接待法轮功上访的，你有什么问题就和他们说。这两个人就问我姓名、地址和要上访的问题。强调说，我只有说了姓名、地址他们才能把我的问题反映上去。我一看，还是想骗我说出姓名、地址，无论他们怎么说，我都不上当。最后，没办法了，他们就说：拿上你的东西出去吧，然后对墙边站着的女同修说，你也出去吧。我们就相继往出走，这时，站着的警察当中，一个矮个子警察用他手里的红色塑料水舀子，照着那个女同修的脸上就是狠狠的一下子，然后又照着我的脸上狠狠的打了一下子，打完我之后，塑料水舀子的把就断了，可想而知他用多大的劲儿。我只觉的脸上火辣辣的，并不怎么疼，令我没想到的是，这就拉开了我挨打的序幕。

到了分局后边的院子里，又看到了六、七个同修，这使我很高兴。我们就一起背《论语》，警察很生气，马上让我们脸朝墙站着，且不允许我们背法，我们就在心里背法。不长时间，出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警察，直接走到我跟前说：拿着东西，到屋里来。又把我领到了厕所对面的房间里，这时那两个便衣和那些男警察已经不见了，桌子上面坐着一个年轻的女警察，桌子边上站着一个高个的年轻女警察。去叫我的女警察让我在桌子边那靠墙站着，然后就开始逼问我的姓名和住址，我不说，她问我为什么不说姓名、住址。我说：不能连累当地。她就开始翻我的包，把我的东西倒了一地，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又开始逼问我。她说了一大堆我应该说出姓名、住址的理由，我一听又是来骗我，不为所动。这使她很生气，她就用脚狠狠的踹我。警察穿的皮鞋，底儿很厚，她将整个鞋底踹到我的腿上，这使我非常疼，感觉都疼到骨头了。踹几脚之后，她就还来问我，不说。不说就再踹几脚，打几个耳光，耳光一打一个来回。

那时还不知道发正念，因此抵制迫害做的不好，就在那承受着。突然，我想起一篇大法弟子写的体会，也是去北京上访，恶警打他，他说警察不能打人，警察就不打他了，想到此，我就说警察不能打人，没想到打的更厉害了。后来我才明白，表面上完全相同的一句话或一件事，由于修炼者的心念不同，其结果就完全不同。那位同修也许是抵制迫害的正念很强，也许是慈悲警察，出于让他少犯罪的心，因此警察就不再打他了；而我则完全是出于不想挨打的心，因此警察反倒打的更厉害了。当时就听警察说：“打的就是你，你没有姓名，没有住址，没有身份证，整个一三无人员，想提高，还有怕心。”这后一句话就不是人能说出来的了，现在我才明白，这是旧势力说的，旧势力是破坏性的检验，它看出了我的怕心，正念不强，因此打也要把我的正念打出来，但当时也来不及深想。

女恶警边说边打，可能是动静太大了，又進来好几个警察。打着打着，那个女恶警就抓着我的衣服往下脱，我挣扎着不让脱。那个女恶警就让一个男警察帮忙，当那个男警察明白要他帮忙脱我的衣服时，那个男警察就拒绝了，并和其他后進来的男警察都出去了。当我明白了她要我脱衣服是为了查找我是哪里人的线索，就不再挣扎了，后来我被脱的就剩下了胸罩和短裤。女恶警没有从衣服上找到任何线索，就又来逼问我，逼问不出来，就又接着踹我的腿，踹几脚，问几句，接着再踹几脚。由于没有裤子隔着，疼的更厉害了。后来女恶警突然向我的肚子上狠踹了两脚。我一点没有感觉到肚子疼，师父慈悲，替我承担了。不一会儿，女恶警的肚子疼的“唉吆、唉吆”的叫了起来，然后就出去了。

这时坐在桌子上的女警察也来迫害我，一边污言秽语的辱骂我，一边扇我的耳光，开始用手扇，可能是手疼，后来就改用一叠纸扇，一扇一个来回。我简直想象不到，表面上看起来挺漂亮的女警察，骂起人来不堪入耳，骂的极其下流。那天很奇怪，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在回答警察的话时，我想说法理，可是法理说不出来几句；我想说常人的理，也说不到点子上。我很恨自己，心里想着：打的好，法理也想不起来，常人的理也不会说，该打。现在想来，我那时法理极其的不清晰，那时的心更多的是证实自己而非证实法，对抵制迫害和不承认迫害的法理不清晰。

就这样她们打了我很长时间，也许是一个小时，也许是两个小时，总之感觉时间很长。后来遭恶报肚子疼的女恶警又回来逼问了我一会儿，然后突然问我：“你想什么呢？”。我什么也想不起来，就老老实实的回答：“就目前来讲，我脑袋一片空白。”女恶警说：“真没意思，把衣服穿上，出去吧”。我穿上了衣服，由于我梳的短发，被恶警扇耳光把头发都扇乱了，因此女恶警还给我整理整理头发，那一刻我心里还很感动，觉的恶警还有人性的一面。后来我才反应过来，她是怕打人的恶行曝光。

这时院子里已经有十多个同修了，大家都面朝墙站着心里背着法。不时的有各地驻京办事处的人认当地的人。有同修想去厕所，恶警不让，理由是你们不都修真、善、忍吗？忍着吧。有个女同修实在是忍不住了，和警察说，恶警依然不让去，后来几个女同修给挡着，她就在院子里解了个小手。大约在下午一点左右，有个山东（大约是济南的）的穿深黄色风衣的女同修，大约二十岁左右，就和大家提议绝食绝水，我那时还没有从法理上搞清楚为什么要绝食绝水，但觉的既然有同修提议就要配合，所以从十月四日下午开始直到七日晚上我正念闯出，我就一直在绝食绝水。其实除了四日早晨下火车时吃了一碗面，中午喝了两口矿泉水以外，我绝食的时间应该是整整四天。我们在院子里整整站了一整天，我那时有个心，一直希望同修多来点，越多越好，觉的人越多受迫害的可能性越小。现在想来，我其实是有个害怕受迫害的心，而缺少否定迫害的一念。直到下午四点的时候，警察才允许我们上厕所，但是一次只准去两个人。我们让年纪大的同修先去，轮到我的时候，到了厕所以后我发现我腿疼的蹲不下去了。脱下裤子一看两条大腿青一块紫一块的几乎没有好的地方了，肚子上被女恶警踹了两脚的地方，颜色发紫且已经破了皮，可想当时恶警用了多大的劲儿，但是我始终没有感到肚子疼。回到院子里之后依然让我们面朝墙站着。大约五点的时候，恶警又陆续的叫了两个女同修進屋，逼问她们是哪里人，恶警折磨她们，我在院子里都听到了她们的哭喊声，后来出来的女同修说恶警使劲碾她的脚趾，恶警穿的是皮鞋，她穿的是黑布鞋，恶警踩着她的脚趾来回碾。

天渐渐的黑了，直到晚上八点多的时候，恶警才让我们進屋，把我们这些上访的大法弟子都关到置留室里。天安门派出所的置留室，相信大陆的许多大法弟子都在那里呆过，面积不大，约八～十平米，是个长方形的屋子。我们進去时，屋子里除了一条长条木椅子之外，什么也没有。我因为一下蹲或往下一坐时，腿就挺疼的，所以我就坐到了椅子上，而椅子上只能坐三、四个人，大多数人都只能席地而坐。后来我们干脆谁都不坐椅子了，大家都席地而坐，我们背法、交流，这时恶警也不来干扰了。我们约定为了不被钻空子，大家互相间不问是哪里人。交流时，我说：“整个一上午，除了我，你们谁都没有挨打。我向内找了一下，我有执着心”。我自己总结了三条：一是怕心，二是法理不清，三是特别想出去。想出去没有错，但是得自己修出来。说是这样说了，但是怎样算修出来，我自己也不清楚。记的当时我还发了一念，以后警察再来审问我时，一定要用法理回答。

大约九、十点钟的时候，警察又关進来一个穿紫色条绒衣服的女同修。她想用气球撒真相资料，结果没有成功，被警察发现了送到了天安门派出所。同修讲了几个她自己和先出来上访同修的修炼事迹，特别的感人。具体的情节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但还能记的大概，其中有一个事迹给我的启示很大，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同修一个月内到天安门四次的事迹，由于他念很正，前两次安全返回，第三次被关在了天安门派出所，他正念走出来，第四次他是陪一对没有去过北京的母女到天安门正法，这一次他动了人念，觉的警察对自己脸太熟悉了，因此被关了两周，但是他不报姓名、地址，两周后正念闯出。但是当时同修讲的修炼事迹和她的体悟使我在法理上清晰了不少。同修说上天安门证实法是闯关，念正时，就不会被关。因此在此后的几天里，每当冒出一颗执着心时，只要我意识到了，我就尽量克制它。

整个晚上，大家交流，背法，警察也不来干扰了。大约十一点的时候，又关進来一男一女两个普通犯人。警察進到置留室里，把那个长条椅子横过来将置留室隔开，让后進来的那两个人坐在椅子上，并且大声的对他们说：你们不能过到那边去，你们是真正的犯人，人家不是。可见警察对大法是受诬陷及大法弟子都是好人非常的清楚，其实在警察逼问我们姓名的时候，也经常表示，就是江某某打压你们，它是国家主席，我们是奉命行事，我们也没有办法。

后来又来了一个四十岁左右，穿运动服的中年妇女，她也说自己是大法弟子，还跟大家一起背论语，大约和我们一起呆了两个小时，然后被警察给叫出去了。她走后有同修就说这应该是卧底的尖细了，来探听大家的消息。由于我们已经约定了，互相不问姓名，也不问是哪里人，因此她也没有探听到更多的消息。后来大家困了，就直接躺在瓷砖地上，由于师父慈悲，我不仅没有感到凉，反倒觉的热乎乎的。第二天大约七点的时候，警察让我们起来到院里站着，这时我们要求上厕所，警察不让去。有三个男同修，他们四日下午没有去厕所，晚上刚到置留室时候，他们就要求上厕所，警察就不让去，现在又过去了十多个小时仍然不让上厕所，这对他们来说就已经是二十多个小时没有上厕所，对我们来讲也是十六、七个小时没有上厕所。警察明知道我们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可是却这样的迫害我们，连最基本的生理要求都不让解决，可见这些警察的人性多么扭曲。

大家到了院里后，依然是被要求面墙而站，只有穿紫色条绒衣服的女同修除外。警察把她的一只手铐在长条凳子的腿上，所以她只能蹲着。她四日晚上交流了许多她到北京以及从北京回去后在当地监狱中证实法的情况，若穿运动服的中年妇女是卧底的尖细的话，那就是警察根据她的报告猜测出了她是哪里人，等着当地来接吧，因为只有她没有和我们一起分流走。五日一站到院里后，我们就大声的背法，警察也不管了，后来又陆陆续续的来了很多同修，最后小院都装不下了。后来就调来了好几辆大客车，把我们都分流到北京的外县，我被分流到怀柔县看守所。

我们大约是五日下午一点左右到的，到了之后，仍然是不让我们上厕所，而是先来一轮逼问。记的我被叫到一个楼道的尽头，警察声色俱厉的逼问我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看着警察的凶恶样子，当时我心里还真是没底，尽管心里有点紧张，我依然坚持不报姓名、不说住址。我的理由是，我是修真善忍的，我不能连累当地，我就是为法轮功上访来了，你若认为我违反了法律，我人在这儿，你治我好了。警察认可了我的理由，他嘴里还叨咕着：“啊，你人在这儿”，然后就把我领回到院子里。到了院里一看，我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因为看警察刚才逼问我的架势，我担心很多同修会挺不住从而报出姓名、住址，结果到院里一看，黑压压一片都是同修，坐成一行行的，等着分监号呢。只有不报姓名、住址的才要等着分监号，而报了姓名、住址的，就都被汽车拉走了。看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修坐在院里，觉的这么多的同修又闯过了一关，所以我就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警察让我们一个个的排着队体检。靠牢房门三米左右的地方，放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着便装的男人，应该是医生吧，旁边一个挺壮实的，高个子，也是着便装的警察在维持秩序。离桌子不远处，一、两个普犯翻我们包，把大家包里卫生纸、卫生巾、毛巾等日用品以及线衣、线裤等物品都给搜走，一般的外衣不要，不太新的不要。清出的东西在地上堆了一大堆，应该是普犯和警察用了吧。清完包之后，就不还给我们了，把大家的腰带放到包里然后就把包拿走了，说是走时再还我们。大家的钱也都交上去，钱数记到本子上（是本子还是一张纸上，记不清了），也说出去再还我们。

体检时首先问叫我们什么名、哪里人，然后再量一量血压，问我们得过什么病。体检完以后就把大家分到各个监号。很明显的是再来逼问一次我们的名字，可见这么多大法弟子到北京上访对邪恶的压力很大，它们急于把大法弟子疏散到各地去迫害。我记的我们当地的一个同修曾经说过，假如到北京有一千个大法弟子上访，相对于北京的警察来说，假如是一个警察要面对三个大法弟子，这对邪恶来说压力就比较大；而把这些大法弟子分散回各地，一个地区至多三、五个大法弟子，那就是多少个警察迫害一个大法弟子，这就加重了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所以说我们不应该报姓名、地址。并且我们是为大法讨公道来了，一句话都没有说上，就被送回当地迫害，这也不是我们的目地，我们也不是为了被迫害才来的。因此大法弟子们依然不说姓名、住址，当被问到时，多数都回答：名字叫大法弟子，家住在中国。一般的，警察也认可。但到了我前面的一个穿牛仔服的女同修时，她也说自己叫大法弟子，维持秩序的胖警察立马就急了，一边狠狠的薅着她的头发，都把她薅的身体都快仰平了，一边高声的喊着你叫什么名？！你叫什么名字？！直到这位大法弟子报了名字、省份，恶警才住手。但这位大法弟子依然没有说具体住址，因此她后来和我分到一个监号。这个恶警的邪恶没有吓倒我们，我们依然不报姓名、住址。轮到我时，我心里很稳的说，不报姓名，警察就在名字一栏填上三百四十号，量血压时，我的高压一百五十，他又问我已往病史，我说以前有心脏病，炼法轮功以后好了（我二十岁开始就有心脏病，开始时，一年发作几次，生完孩子后，一个月就发作四、五次，后来需要靠速效救心丸减轻症状，炼功以后好了）。

進监号之前，还要再检查一次。先到一个房间，这个房间一个女警察，一个男普犯。要我们把外裤、外衣脱下来，普犯拿着钳子把扣子都剪掉，鞋带也都给扔了。我穿的是牛仔裤，扣子不好拽，他就连布一起剪掉。剪掉了扣子，又没有腰带。我说这裤子也系不上了，那个女警察狠狠的说：“系什么系，系上裤子跑的快呀！”裤子剪掉扣子后，还不让我们穿，我们再到另一个房间，把线衣、线裤也脱掉，女警察还要彻底的检查一遍，看我们带没带什么东西。我脱下线裤后，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女警察就问我，腿是怎么回事，当知道是北京的警察打的时，这个女警察也挺唏嘘的，看来她还有善良的一面。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到了监号，大家第一件事是去厕所，因为四号到的大法弟子，基本上是二十四到三十个小时没去厕所了。方便完之后，由于我的裤子系不上，同修就帮我找可系裤子的东西，一个同修很有经验，到暖气片后面找来了一段布条，从而解决了我的裤子问题。那些多次到北京上访的大法弟子都非常有经验，他们多数都穿运动裤，避免遇到我这样的问题。

监号是个长方形的屋子，最里边连着一个没有门的卫生间，外边是一个象农村的炕那样大的一个大床，床面是铁质的，很凉。我们号里大约是十二个同修，穿深黄色风衣的同修也在我们监号里，看到她我挺高兴。在她的倡议下，大家就围成一圈坐着背法。一会儿警察拿着电棍就進来了，不允许我们背法，也不允许我们在床上坐着。警察看我们背法，情绪异乎寻常的激动，说发疯也不为过。他们声色俱厉的让我们面墙而站，看见谁不顺眼就拿着电棍电，我的脖子上还被电了两下。在大法和师父的维护下，我一点也没觉的疼。

后来就让我们在床边上人挨人的坐成一排，并说除了睡觉以外，不允许在床上坐，后来我才知道这叫坐板。一会儿，同修们都被纷纷的被叫走了，说是提审。一个高个子警察到我们号门外叫三百四十号，把我叫到一个房间里，所谓的提审，主要是逼问姓名、住址。由于我先前发了一念，要用法理回答问题，所以师父也加持我，对于警察提出的问题，我都能很顺畅的用法理回答。而这个警察虽然表面上时不时的凶几句，但是，只要我说的在理，他就认可，没有过多的难为我，就让我回去了。到了晚饭的时间，给我们送来了一桶白菜土豆汤和一些馒头（馒头还是窝头，记不清了）。饭一送来，有几个同修就说：我们上访没有犯法，这饭我们不能吃，绝食绝水！大家纷纷赞同，同时我们说，绝食是绝食，但如果你挺不住，吃点就吃点。说是这样说了，但五日的晚上，谁也没有吃饭，包括一个七十多岁的农村大娘，她看起来特饱经沧桑，但她对法的坚定成度一点也不差。

我们号里有一个女同修，她来例假了，求女警察到门卫那里，把她包里的卫生巾给拿来。我们告诉她，你包里已经没有了，都给清走了。她又求女警察给买一包卫生巾，钱从她带的钱里扣，不给买；求她在清出的那堆中给她拿一包，仍然是不行，同修坐过的地方都有一块血迹。后来同修也就不在意了，和我们一起交流、背法。在和同修的交流中，我才明白了“正法”与“正法修炼”的含义，我们出来上访就是证实法，当时我心里就想，我要回去把正法的含义告诉其他同修，尤其要告诉我的姐姐、妹妹及弟弟。

七、八点钟之后就比较松了，可以躺在床上，这时，下午提审过我们的那些警察来分别叫我们出去在拘留证上签字。我觉的不应该签字，但我心里没底，我就和一位同修交流（她是第四次为大法上访），她坚定的说，我们又没有犯法，不能签字！她的话给了我信心，当那个高个子警察让我在拘留证上签字时，我坚定的回绝了。我说：我没有犯法，不签字。警察骂了一句，就走了。一会儿，那个第四次来上访的同修被叫走了，然后把她调到另一个监号去了。说到这里，插一句，在站队分监号时，我非常希望能和一个穿浅灰色运动装的女同修分在一个监号，这个女同修也是十月四日来的，在来怀柔的大客车上，我们两个坐在一起，她会按顺序背《洪吟》，而我不会，所以我非常希望我们能分在一个监号，结果她被分在了另一个监号。来到号里之后，我看到了那个穿深黄色风衣的女同修，四日的时候她组织在天安门派出所我们绝食绝水，到监号里之后又组织我们背法，所以我看到她和我在一个监号，我心里感到挺安慰的，觉的以后有什么事情，有人组织了。后来警察发现我们坐在床上背法来折磨我们时，问谁组织学法的，那个同修毫不犹豫的说是她组织的，恶警就让她出去，然后在走廊里迫害她，从声音上判断，恶警应该是打了她，并用电棍电她，我们听到她大声的抗议。恶警折磨完她之后，她也去了别的监号，再也没有回来。后来那个第四次上访的同修来到我们号里，我心里又挺安慰，觉的她有经验，我法理不明白的地方，把握不好的地方，可以有人切磋了，这个念头产生一会儿，她也给调走了。这时意识到了我好依赖的那种心理，我就在心里产生一念，我来组织大家。在此后的几天里，我再也没有起依赖任何一个同修的念头。

大家躺在床上，可是我根本睡不着，和四日晚上不同，我觉的很冷，感觉铁板床很凉。一会，我和一个同修起来炼动功，警察发现了，不让我们炼。我就和警察商量，我说太冷了，让我们炼会儿吧。警察拒绝，他说，谁让你们上访了。我只好又躺回床上去，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后来听到同修交流的声音，大约十二点到一点，同修们打坐，我也起来和大家一起炼，炼完静功后，我们又开始炼动功。大家站在床上，就开始炼，这时，警察被惊动了，来阻止我们。我们就坐下，只有一个女同修，警察让她坐她偏不坐，和警察挣扎半天，把警察气的够呛。警察走后，大家说她不应该这样，那时候，大家对反迫害的法理不清晰，还认为她做的不在法上，现在看来，她不承认警察的任何命令和指使，才是在真正的反迫害。我们也不睡了，大家背法。值班的警察不多，别的号里传来了背法声，警察就去斥责，我们听到后，我们就大声的背法支援。警察管不过来了，最后，警察把普犯找来，把铁门打开，站在铁拉链门外看着，看到谁的嘴在动，就把谁拽出去，用“开飞机”那种刑罚来迫害我们。我们号里，除了七十多岁的大娘外，都受到了迫害。所谓“开飞机”，就是让我们撅着，把整个脑后部贴在墙上，然后手向上举，整个手心再贴在墙上。手心贴不住，普犯就使劲的往墙上按。几分钟之后，就发抖了。十多分钟吧，也许更长时间，警察觉的够了，就让我们回去了。

早六点以后，又让我们坐板，大家就小声的背法、交流，那几天我们基本上除了背法就是交流。八点后，又一轮的非法提审，这次非法提审我的是一个矮个子警察，稍胖，一口京腔，六三年出生，属兔（在非法提审过程中，他自己说的），后来听说，他是怀柔看守所中几个最邪恶的警察之一。和昨天不同的是，我用法理回答他，他理屈词穷的时候，他就恶狠狠的咒骂我。后来我发现，这个警察很得意于自己的口才，很多时候，他提问题，根本不是让我来回答，而是自问自答，跟说单口相声似的。发现这个情况后，我就在心里不停的背法，主要是背《洪吟》，我虽然不会按顺序背，但大部份我也会背，我就一首一首不停的背，他说他的，我背我的。当某一个问题，他连着问两三遍之后，我就说，这个问题让我回答吗？他一上来就问我炼多长时间了，当得知我是九七年十二月份才得法的时候，他马上就说：你这不行，你才炼多长时间，我们当地最早炼的一个都被我说动不上访了，以前一个女研究生很坚定，也被我说的不上访了，报了姓名回去了。他想给我造成一种气势，我不为所动。不过他的那套说辞很有迷惑性。他的中心思想是，法轮功好，我们也知道；你炼，我们不反对，但是国家不让炼，你就不应该上访；你在家炼，既能照顾家庭，又能照顾孩子、丈夫，又不违反国家规定，所以，你就应该报了姓名，回家炼去。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且不说，报了姓名后，就被送回当地迫害。大家都知道，邪恶刚开始镇压时，街道也好，单位也好，基本上都是上家里去找，要求我们交书，不让炼；当大法弟子陆续進京上访，而且人数越来越多时，邪恶招架不住了，然后又找大法弟子们，说什么只要不上访，在家愿意怎么炼就怎么炼。

他认为他的这套说辞非常在理，但是我不认同，因此他非常生气。再加上他所提的问题，比如，你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什么职业等等这些问题，我的回答一般都是：不说，这个问题我不回答等等，我不回答的理由是，我是修真、善、忍的，我不能连累当地，因此姓名、住址等问题都不回答。当他问到你什么成份的时候，我又说：“这个问题我不回答”，这时他的愤怒就到了极限了，他上来噼啪给了我两个嘴巴。后来他又问到一个和姓名、住址有关的问题，我不回答，他就又窜起来要打我，我很坚决的说：“这回你就是打死我也不说” ，他本来是从座位上起来窜向我，听到我的话后，他一下就停住了，然后他慢慢的转回到座位上坐下。

我被非法提审的房间在一楼，前面不远处有一栋和我所在的房间相垂直的房子，它的走廊门正对着我们的窗子，快中午时，从走廊里面出来很多普犯去食堂吃饭。由于警察大声的对我吼叫，普犯们出来后，没有马上走，而是站在那里看着那个警察审问我。这时我被非法审了差不多一个上午了，由于大法弟子多，房间没有那么多，好几个警察过来看房间用没用完，一个警察甚至说，差不多就行了。但是审我的那个警察就是不依不饶的，非要审出点什么东西来。后来我和他说，你来问我话是你的工作，说与不说就在于我自己，你问了就算你完成任务了，为什么非得让我说出点什么东西来。那个警察听了就更气愤了，他也不坐了，站在那里不停的说着，说着说着，他就又上来打我两个耳光，一打一个来回的那种，他嘴里还说着，还打死你也不说。打完后，他站在那里，那种气势是很得意的样子，在给普犯显示着他的厉害。

在整个上午的正、邪交锋中，我们说了很多的话，许多我已经忘记了。虽然他打了我，我并没有恨他，有机会我还是和他诉说大法的美好。我记的我还和他说过，大法肯定能正到人间来，我希望他能看到法正人间的情景。他马上说，我看不到那一天了。我后来意识到这是他背后的邪恶说的，可见邪恶是在无望中，在明知道迫害大法是犯大罪的情况下，还要干着邪恶的一切。后来他看到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因此他也只好放弃了。最后他让我看了一遍审问记录后，就让我签字。他指着记录纸上的一个地方说，签上名字，我签上了三百四十号。头一天晚上，同修们已经互相嘱咐过了，警察利用签字一下子骗出了大法弟子的名字。本来这些大法弟子很坚定的不说名字，但当警察让签字时，就习惯性的签上了自己的真实名字。关于签字，我们交流的时候，同修们说，审问是非法的，我们不应该在记录上签字。但是当警察让我在记录上签字时，我的心不太稳，虽然我也说了，我不签字，但警察说，不签不行，最后我就签上了三百四十号。

警察让我回去的时候，说了一句，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我当时起了人心，觉的他一上午什么也没有审出来，他很没面子，所以我为了照顾他的面子，就答应回去想一想。没有想到这一念被邪恶钻了空子，下午一点刚过，他就又来找我了。这回没出楼，在一進楼门庭处右手的第一个房间他又接着非法审问我。下午他更加恼火，他说，我本来休息，家里房子要重修，可是为了你们，我的休息日都搭進去了，这一整天你什么都不说。他一杯接一杯的喝水，一根接一根的吸烟。从我们窗子能看到车接那些说了姓名的大法弟子的情景，他更着急了。他说人家都说了，就你不说，你修的高呀？我说修炼不看别人，自己怎么悟就怎么做。法中说了，说就得说真话，不想说的可以不说。他无计可施了，就要给我上刑，他出去到隔壁卫生室把医生找来，问那个医生说：她身体怎么样？我给他上大挂。他的意思是想折磨我，但又不想出人命。一会儿，医生就把我的体检表拿来了。体检时我血压高，且我原来有心脏病，在四日晚上和五日早，医生分别来找过我，给我降压药吃。我当时的心性不够，因此我没有直接拒绝，她给我药后，我就把药放在牙外面含着。每次医生等了一会儿，她觉的我应该咽下去之后就让我回去，这时我就把药吐到卫生间，然后漱口。我看到我的体检表上记了许多行字，医生和恶警为了给我上刑，就把那些字都划了，然后又从新写了一行字。在此过程中我始终也没有动心，后来他们两个看看体检表之后，又不给我上刑了，不仅如此，医生又给我送来两片降压药，我就依然把药放在牙外面含着。那个恶警真的气急败坏了，他想出种种办法想让我说出姓名，都达不到目地。他就恶狠狠的咒骂我，所使用的语言很下流，他把要给我上大挂的铁链子踢过来踢过去的，可以想象他气急败坏的成度。他骂我不是人是猪，我说：“你说是什么都无所谓”。我说：“我确实不是人”！他问：“那是什么”？ “未来的佛、道、神”！

恶警听后发疯了，一个黑虎掏心带着风声就过来了，也许是想到我有心脏病，因此他的拳头在挨到我衣服时又停下了。可是没打到我他又不甘心，因此他就用手来掐我的脸，由于我已经是绝食绝水第三天了，唾液比较粘，且都粘到了他的手上，他就往我衣服上蹭。好在我脸比较胖，他掐我也没感觉到我嘴里有药。他骂我、打我也动摇不了我，他认为我很犟，不识时务。他说：“象你这样的就应该把你下到圈里（即监狱里，他用了一个不常用的词，听音应该是‘圈’），下到圈里你就得被打死。”我说：“我肯定能活着出来”！他说：“你一定得被打死”！我说：“我一定能活着出来”！我们两个反复了两、三次后，警察就奇怪的问：“你凭什么？”我说：“心中有法！”恶警又气的发疯，他想扇我耳光，可能是顾及到我高血压、心脏病吧，手到我脸上又停住了，然后就再来掐我，或者是用拳头使劲的往上端我的下巴。

最后他想利用情来突破，他说：“你看你回家炼多好，你把你家里电话号码告诉我，我帮你联系，让你丈夫来接你。”不说！他马上又说：“我把手机给你，你自己打，让你丈夫来接你；让你孩子来接你。”这时我就坚定的说：“不回去，法没有正过来，不回去！而且我是依法上访，我没有犯法，你就应该无条件释放我！”恶警就再来骂我，本来他骂人用的语言就挺下流的，可是他后来又问了我一个很邪恶的问题。我义正辞严的对他说：“这是一个带有侮辱性的问题，作为警察你不应该问，你问，我也不回答你！”我想是我的正义镇住了他的邪恶，他虽然打我，骂我，但再也没有问带有侮辱性的问题。他种种办法都使尽了也没达到目地，气的来回走，然后就出去了。他一开门，门外露出了好几个人。由于他时不时的大声的咆哮，才引来那些人在门外好奇的听着。后来進来两个着便装的人，据说是政法委的。他们问我为什么不说姓名，我说：“法中说了，说就得说真话，不想说的可以不说。”他们也认可。然后一个好奇的问我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一听，这能回答。“法轮功能祛病健身，强身健体，能使人修成正法正觉的觉者。”然后他接着问：“你吃饭吗？”“不吃。”“喝水吗？”“不喝。”“穿衣吗？”“衣服得穿。”他说，嗯，绝食绝水。在得知我绝食绝水后，管吃饭的女警察（就是刚来时搜我们身的那个）也来了，问我为什么不吃饭，我说关押是非法的，所以不吃。她劝我吃饭，说不吃饭出事她有责任，后来她拍拍我的肚子就放心了（因为我比较胖，几天绝食绝水肚子依然很大）。然后她也来劝我说出姓名，回家炼等等，我说：那个警察都跟我说一天了，我也没说，你就别再劝我了。这个女警察听后也生气了，她照我腿上咣咣踹两脚，又骂了我几句，然后就不再劝我了，其他人也不来问我话了。

天渐渐的黑了，时间应该是五、六点钟了。由于我对邪恶的迫害和抵制迫害没什么概念，所以我心里还想着：这怎么没完没了了，是不是我以前欠了那个警察了，若是欠了他，这一次就还清。应该是六点钟之后吧，非法审了我一天的那个男警察终于回来，生气的对女警察说，你把她送回去吧。他的沮丧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正常的应该是他送我回监号。

铁门一打开，床边上一排的同修都抬头往外看着，由于我觉的这一天被打被骂的太厉害了，所以一看到同修们，就象看到亲人一样，眼泪一下就上来了。我马上想到大法弟子流血不流泪，另外我想我要是哭的话也影响同修们的情绪。所以警察把拉链门一打开，我就直接奔卫生间冲过去了。虽然我绝水，但是我得漱漱口，因为药在我嘴里已经含了半下午了。我借着漱口，调整了一下情绪，当我控制住情绪之后，就出来坐在床边上和同修们交流这一天的相互遭遇。

七日早晨起来后，大家继续交流，比如，针对警察问的‘你们师父为什么跑国外去了’等问题应该怎么回答。有些问题我总回答不好，通过交流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象刚才的问题，警察和世人都问过我，我一般都回答说：我们师父九七年就有绿卡了，是移民过去的，不是跑过去的。有个六十多岁的同修针对此问题回答的是：我们师父是传法去了，大法不仅要传给中国人，还要传向全世界。我觉的同修回答的真好！

七日的早饭，除了七十多岁的大娘吃了两口外，同修们依然不吃。那个七十多岁的大娘有点挺不住了，同修们就劝大娘吃了两口，同修们的意见基本是，身体能承受住的就继续绝食，因为绝食本身是抗议迫害；身体承受不住的，吃点也无所谓。我记的后来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同修也吃了两口。一会儿，同修们就陆续的被警察叫走了，我就想，警察一会是不是也来提审我。然后我马上就想，提审也无所谓，只不过是昨天的一个重复。

八点多，医生来叫三百四十号，我出去一看又让我吃降压药。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让我去医务室去吃药，我依然把药含在嘴里。吃完药后，不让我回去，女医生和我聊天。一会儿，又来了一个男警察坐在那也和我聊天。无非是聊：听你口音象哪里哪里人，或者是问：“你是河北人？是太原人？”对于这类问题我都不回答。警察就说这有什么不能回答的，我说全国就那么几个城市，一个一个否定，到最后不就知道我是哪里人了吗？他问一般的问题，我一般都不回答，而是在心里背法。他要问我有关大法的问题我就回答他，并且只要他不打断，能说多少就说多少，这使的他很气愤。他说，平时就心不在焉的，一说大法就眼睛放光。这个警察绕来绕去的也问了我一个多小时，女医生还时不时的帮着腔。由于没什么结果，这个警察就生气的说，象你这样的就应该给你上电床，但是，不能！给我感觉是当时对于酷刑迫害大法弟子警察好象有些顾虑，因为五日晚上我炼功时，警察来制止时说过：现在上面什么精神也不明朗，你们就好好的在这呆几天。也许是我的正念（在警察打我时，以及警察表示要给我动刑时，我都不曾动过心），警察最终都没有给我上刑。我就和医生说：“他都对我运气了，你让我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回去了。然后一直到下午四点多钟，都不曾有警察来问过我。

七日上午的这一轮审问下来，许多大法弟子就说了姓名、住址。我记的山东的一个二十多岁穿白色上衣的大法弟子所以说姓名、住址，是因为我们都会背《论语》及《洪吟》中的许多首诗，而她只会很少的几首诗，她要回去背法，所以就说了姓名、住址。而一个好象是少数民族的大法弟子是被警察骗出去的姓名、住址。我记的同修一進屋时很兴奋，脸色发红。她高兴的说：我说了姓名、住址了，警察说马上要开会了（几届几次会议），说了姓名、住址的就能把上访意见给交上去。同修们就说：你被骗了。我记的我说的是：我们是要出去，但是我们应该堂堂正正的修出去。把人心都留在这里，我们人出去。我记的我还说了不少，但我都记不清了。经过交流，同修认识到自己太执着于把上访意见交上去，从而被钻了空子。

中午过后，就剩下了我们三个大法弟子，一个是牡丹江的，另一个四十多岁的也是黑龙江的（不知具体地方）。下午三点多钟时，警察来问我们是不是绝食，四十多岁的大法弟子怕被灌食就说没有绝食。问到我时，我想绝食，得让警察知道，得给他们压力。因此我说：绝食绝水。她问我几天了，我说四天了。一会儿，来了一个男警察叫我出去，和以往不同的是让我拿一个发给我们的吃饭的盆和勺。我就想：要给我灌食，灌食我就背《威德》。结果警察把我直接领到门卫室，门卫室中有两个警察，一个五十岁左右，一个年轻的大眼睛的警察（据说也是怀柔看守所中几个比较邪恶的警察之一）。大眼睛的警察说，你身体不好，我们要放你，你说你是哪里人。我马上想到那个穿紫色条绒服的同修说的一个例子，一个同修進京上访，警察要放他，他一高兴，警察又把他抓回去了。因此我心里想着，不能起高兴的心，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因此我说：“不说哪里人”。大眼睛的警察声音马上就提高了，他说：“别看我说放你，你不说哪里人，我照样可以关你。”“你要关就关”，我坚定的说。然后就问我叫什么姓名，我不说他就威胁要把我关到狗窝里，我不为所动。最后他说：我都要放你了，你就写个名字吧。那个年长的警察也来劝我，因此我就随便写个“崔丽”的姓名。警察认可了，把我的包给我，把我的钱扣掉二十伙食费以后也还给我，警察还说，这是按规定，吃不吃都扣。然后给我开了个释放证，就让我走了。

我是绝食绝水了，但是我觉的我所以能闯出来不全在于绝食绝水。写到这里，我想多说几句。最近关于绝食的文章网上发表了好几篇，同修们见仁见智，都谈了自己的认识。在此，我也谈谈自己的认识。四日中午，同修提议绝食的时候，我那时根本不明白为什么要绝食，是出于有人提议就应该配合这种心理绝食的。四日晚，在天安门派出所，穿紫色条绒服的同修谈绝食时说：为什么绝食？因为我们失去自由了，不能以任何方式来证实法了，那就只有用生命来证实法。“绝食是为了证实法”，同修的话非常的打动我，使我对绝食的含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到了怀柔后，同修说应该绝食，因为我们是依法上访，关押我们是非法的，所以要绝食。我记的当时大家根本没有“绝食是为了出去”这种想法。时至今日，我觉的，“绝食是为了证实法”，“绝食是抗议被非法关押”，“绝食是彻底的否定迫害”等这些认识都是在法上；而“绝食是为了出去”，“绝食就一定得被灌食，被迫害”等这些认识本身就是有漏。就象我们刚开始认为的“上天安门就一定得被抓、被打”一样，本身就是承认了迫害。当同修们认识到这一法理之后，出现了很多神迹，很多同修堂堂正正的去，证实完法之后，堂堂正正的回来。因此我认为绝食作为反迫害的一种方式本身没有对错之分，至于结果的不同，关键在于绝食者的心态。绝食时，心在不在法上，是动的人念还是动的神念。就象我们出去发真相资料、挂横幅一样，现在同修们都认识到了，如果我们站在证实法、救度众生的角度，在没有任何怕心、没有任何人念的情况下去做都是很安全的；如果我们是出于不做就圆满不了，做了可以给自己建立威德的心理去做，或者在有怕心等人心的情况下去做就容易被邪恶钻空子。大法之下，任何一种方式用于反迫害时都可以被正用，但任何一种方式也不是人人必须得为之的一种方式。至于我们最后能不能从监狱中堂堂正正的闯出来，不在于我们采取哪一种反迫害的方式，关键是我们得“了却人心恶自败”（洪吟（二）》〈别哀〉）。象我那次所以能最后闯出来，也是符合了“了却人心恶自败”这个法理。在那几天中，在关键时刻我基本都能站在法上，人心出来后，认识到了我就尽力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