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常人中有两个非常要好的朋友，都是博士毕业，在名牌大学当老师。朋友甲是历史博士，曾经读过我给他的九评，认为非常好，他也认为中共非常坏，罪恶可比纳粹。对法轮大法的真相，他也略知一二，比如“天安门自焚”伪案。朋友乙是法学博士，九五年前后曾与另一位同修（也是我的同学）一起观看过师父的讲法录像，但没有得法。

我和朋友甲同在北京，见面的机会较多，零五年我就曾几次劝他三退，但他总认为没必要。他认为中共是很坏，但毕竟在“朝正确的方向发展”（我的朋友中有这种认识的人还不止一个）。去年，在一次电话中，他还表示要和我辩论，认为中共正在“改良”，要看到“希望”。

通话之后，我都有点心灰意冷了。但很快我就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他是个有文化的人，在常人中是个博士，知识丰富。每一次讲真相，劝三退，开始时效果都很好，他都接受，但到后来，他就能从历史中找出一些反证，证明中共的邪恶是历史的悲剧，是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能够改良。再最后，我的讲真相，就变成了与他辩论历史、传统文化、政治等常人学问，最终不了了之。

读了《解体党文化》，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当今的中国人，都是在党文化中长大的，很有知识的人，受党文化的毒害也会越深，即便他对大法有一定的正面了解，但还是不能摆脱党文化，回归到正常思维。因此，我们讲真相，不仅要对这个人的主体表面讲，还需要在此前及过程中彻底清除他背后的邪灵因素，解体控制他的党文化因素。没有了外来邪恶因素，他的主意识就能真正主宰自己了，这时候的选择才是他本人真正的选择。

朋友乙在外地工作，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另一同修与他的个人关系更近，但也没有成功让他退出中共的组织。理由几乎与甲一样，认为没必要。上个月，乙来北京出差，我们三个人约好了聚会。有了上面提到的认识，这次我改变了方法。在他告诉我来北京之前的几天，我就对他发正念，清除控制他的邪恶因素，让他选择三退。在当天与他见面的路上，我一直持续发正念。见面之后，我直入主题，对他说“上次小张（同修）跟你说了，把团退了吧，你也不相信中共这个邪恶的东西”。他非常爽快的答应了，一切看似非常容易，水到渠成。

第三个例子。前一段时间，我找部门一把手（新上任），要求对我的工作合理安排。因为我的要求合情合理，他就答应向有关部门做工作。他还说，他不主张用意识形态看问题，在我的问题上他的态度上开放的（与前任有所不同）。我就生出了一点欢喜心，尽管不是很重。结果，没过几天，他就找我谈话，要我在大法问题上表态，说是有关部门要求的。当时，弄的我心态很不好。回来后反思，立即发现了自己的问题，一方面归正自己，同时对他和相关部门发正念，不允许他们以任何借口迫害大法、干扰我。

上个星期，我又找一把手，我直接告诉他，单位对我工作的安排是一种迫害。他听后一惊，他可能没想到我敢这样说。我当时很平静，念也很正，没有任何的怕。他很快就平静下来，接受了我的说法。接下来，我又给他讲真相，效果也不错，他应该是都接受了。但后来，他又劝我学习前任总理朱镕基，学会接受个人的荣辱，并举了一些古今中外的迫害信仰、危害道德的例子。当然又都是党文化的东西，最后无非要证明坏事也不只中共一家在干，其它国家、政权也都那样。我试图破除他的这些错误认识，但由于时间关系，没有继续谈下去。不管怎样，有了这次经历，我想他至少对大法有了更好的认识。同时，我也将寻找机会，帮助他進一步了解真相，破除他背后的党文化因素。

历经这几次讲真相、劝三退正反方面的经历和教训，我对今后如何更好的讲真相、劝三退有了新的认识：讲真相，劝三退，一定要正念足，事前发正念，过程中不要就学术问题与常人争辩，如果常人谈那些问题，我们可以保持听的姿态，静静的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党文化因素。如果和他所谓的探讨，恰恰就容易中了党文化的圈套。

其次，不要在意对方的反应和效果，不要起任何心，一切顺其自然。对方接受了、退出了中共的组织，这是一件好事，但也没有什么欢喜的，这是众生应该做出的选择，是为他自己选择光明与未来。对方暂时不能接受、不愿退出，也不要气馁，不要失望，不要有情绪化的东西，还是要把善意留给对方。这样，以后还可以找机会。即使自己没有机会了，其他的同修可能还有机会帮他。我们留下的善意，也会给下一次他接受真相、选择三退创造更好的条件。

现阶段的一点认识，层次有限，请同修慈悲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