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说，这两个加拿大人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看起来不象是对一个国家可能造成威胁的人物。乔高身材高瘦，爱笑，深蓝的眼睛透着幽默。麦塔斯个头瘦小，说话轻声细语，镶金边眼镜后面的目光严肃。

特别是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后，他们的联系就更加紧密了。在他们的信箱里，躺着一封令人震惊的指控信等待他们调查。在这封信中，中共被指控大量盗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并高价出售，卖到国外。全球追查迫害法轮功组织，一个在华盛顿注册登记的非政府组织，在信中请求乔高和麦塔斯，进一步调查这项指控。后来，他们两个找到了很多调查线索，让中共无法反驳这项严厉的指控。于是，他们把调查结果详细、具体的写入二零零六年七月份发表的，二零零七年一月份更新的调查报告中。

自此，这两位先生奔波往返于世界各国之间，把他们知道的情况告诉他人。他们在不同国家的议会发表讲话，与内阁政客交谈，尤其在联合国做了许多工作。现在，他们来到了德国。

比利时政治家扮作病人买肾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底，比利时议员帕特里克•万科鲁克斯文（Patrik Vankrukelsven）给北京的两家医院打电话，称自己是一名等待换肾的病人。两家医院都马上为他提供器官，报价折算欧元五万元。

“百分之百的证据我们没有”，从政前曾担任检察官的乔高坦白的说。这时，麦塔斯帮忙解释了调查线索和证据之间的区别。他说：“我们的报告是根据调查线索写的，但这也都是必然的。器官摘取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摘取后尸体被马上焚毁”。乔高和麦塔斯曾申请去中国，希望对指控进行进一步调查。但他们没有获得签证。

从数量巨大的调查线索和它们之间的连带关系构成的完整画面，他们得出结论，这项指控只可能是真实的。法轮功学员在手术中或手术后死亡。说白了：就是利用摘取器官的方式杀人。“很多次我们自己都不敢相信我们的调查结果，并为之感到震惊，不愿继续下去，”乔高说。曾为很多在二战时期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打官司的麦塔斯想起了曾被谋害的几百万犹太人，他表示：从那以后，就没有什么残忍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了。

在中国，人们令人吃惊的几乎认识不到这件事情的残酷性。到七月份为止，中国医院在他们的网页上公开宣传，器官移植等待时间短。一所中国国际器官移植中心的网站上写着：我们大概只需要一个星期就可以找到一位合适的肾脏捐献者，最长的等待时间是一个月。

与此相比，西方国家的病人通常需要等待多年。同一家移植中心也列出了一张器官的价格清单：一个肾脏六万二千美金，一个肝脏十万美金，一颗心要价十五万美金。二零零六年七月后，这种广告被从网页中拿下去了。

尽管如此，许多医生在电话里毫不保留的对你告知实情。“我们会挑选年轻的健康的肾脏”，广州军区医院一位朱博士二零零六年四月在电话里这样说。他还说，几个法轮功学员的肾脏正在“运输的途中”。

麦塔斯和乔高说，虽然所有被处以死刑的人基本上都可能被摘取器官，但是法轮功学员确是一群被中共政权特别侮虐对待，受尽凌辱的一个群体。

联合国特使谈酷刑

“在一个充满仇恨的大气候下，法轮功学员非常容易成为暴力的受害者”，麦塔斯说。对此，联合国特使曼福瑞德•诺瓦克（Manfred Nowak）在他去年的关于酷刑的报告中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而且法轮功学员是人体器官“完美的供应者”，乔高和麦塔斯在他们的报告中这样写道。他们大多数人年纪轻轻，既不抽烟，也不喝酒。

主要证人安妮是一位在辽宁苏家屯医院摘取了二千位法轮功学员眼角膜医生的前妻。采访了安妮的乔高认为，她的证词细节准确，是真实的。他强调说，她和法轮功一点关系也没有。

他们认为最有说服力的是，一九九九年法轮功被中国禁止后，器官移植的总数量在跳跃式的增长。按官方统计，从一九九四到一九九八年，共有一万八千五百个器官移植案例，而在二零零零到二零零五年内，器官移植的总数是六万例。乔高和麦塔斯推断到，这笔交易给本来经济拮据的医院和医生带来了巨大的额外收入。而从中牟利的还包括军队，许多家医院是属于军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