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又把我和其它村同修叫到娄村乡派出所，而后送公社大院，正是秋收种麦季节，不让回家，让我们去修路，叫我们去给他们自家抱玉米，强迫义务劳动，有一家人全都炼法轮功，一个也不放，不叫回家种地，家中只剩一老人和两个孩子，这次迫害四十天。

九九年腊月又把我传到公社，睡的是水泥地，年底了也不叫回家，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到二零零零年期间，今天被传到公社，明天又被叫去，共计两个多月。

二零零零年二月份，我为了说句真话，“法轮大法好，修炼法轮功没错”，去了北京上访，到了北京后，因不知信访办地址，在天安门广场打听。有人问：干什么的？我说：要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法轮功不是×教。那两个人说：我们认识，跟我们走吧。到了一辆警车前把我们塞上车，却把我们拉到了天安门派出所，问我们叫什么？从哪里来？问清我们的姓名地址后，过了三个小时，不允许我们说话，他们把我们送到保定驻京办事处。

在从保定驻京办事处押回涞水的路上，涞水县公安局政保股的人问我：知道不知道把法轮功定为×教了？我说：要不说法轮功是×教，我还不上北京呢。于是他们给我戴上手铐，把我身上的钱全部搜光，还打我一通嘴巴子，还说：看到涞水我怎么收拾你们。

到涞水把我送到涞水东关恶党党校，那时那里已关押了近七十多个同修了，他们把我交到公安局强制转化组转化，扒光我的下身用板凳腿打，第二天扒光我的衣服，用麻绳蘸水抽打。过了几天，乡里来的刘小朋、马永付、县里的赵庆国三人把我推进一间屋子，拳打脚踢，用竹板子抽，没头没脑毒打，打的筋疲力尽了才罢休。又一天晚上，娄村乡乡长张子义又把我推进一间屋子，打来打去的皮带都成一段一段的了，并拳脚加之。在党校半个月，他们毒打我七次，每次都打的皮开肉绽。释放回家的大法弟子让每人交2000―3000元罚款，由于我拒交罚款过了五天才叫我回家，被娄村乡派出所接回后还要勒索3000元，我不交，最后才把我放回家。

在二零零一年中，共产邪党的每一个敏感日，都要到娄村乡派出所报到，还得家属保证别上北京，抄走我三组合录音机一台，电视机一台，新自行车一辆，二零零三年元旦，因贴真相，妻子被抓，大儿子因为阻止恶警抄家遭毒打，被抓，我也被迫流离失所。

二零零二年七月一日我在家学大法，晚八点左右，突然闯进涞水县城关镇派出所公安，把我戴上手铐强拉到城关镇派出所，同时被抓的还有几位同修。我被关押进涞水县看守所，睡在水泥地上，在看守所的黑板上有诽谤大法的话，我用水把它擦了，开始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天安门自焚真相。

经过非法审讯之后我被判三年劳教，把我用绳子捆上，用绳子勒住嘴，用胶纸把嘴封上，挂上牌子游街示众后，2002年11月中旬，把我送保定八里庄劳教所，那天被非法劳教九人。我因身体被迫害的严重，劳教所拒收，我又被非法关押到涞水县看守所，因长期睡在水泥地上，加上邪恶们的残酷迫害，五个月，造成我半身不能动弹，大小便不能自理，看守所的狱医说：再好的医生也不行了，这才通知我的家属及村干部接回家。

回家后通过学法炼功，2003年后我能走路了，能干点活了，他们又以我串连为名把我抓到涞水县公安局，非法审讯，第四天夜里我昏迷不醒，次日把我送回家，娄村乡派出所不断干扰我家的正常生活，非法搜查；在非典期间，王金石、梁桂坡又抄走我家的一台录音机，

二零零六年农历十月，涞水县610王福才，公安局戴春杰四人抄走我家电视大锅、大法书籍、真相资料，将我的妻子抓走，在涞水县拘留所非法关押十五天。

二零零七年正月初四，我和同修曹继伟在宋各庄水库南行走时，被涞水县娄村乡派出所恶警劫持，抢劫曹继伟现金5800元，两大包物品，娄村乡派出所以王金石为首，惨无人性的毒打曹继伟，把我们拉到娄村派出所又用电棍电。在恶人们的非法审讯后，当晚把我们俩用手铐铐在一起送涞水县拘留所，在拘留所里恶警又继续残酷迫害曹继伟。在拘留所里我的身体又出现危险，昏倒在的，生命垂危才被放回家。

以上是中共恶党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我在精神上、肉体上所遭受的迫害经历，在江×ד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灭绝人性的政策下我所遭受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