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九九年六月，由于当地公安、特务的不断骚扰，使我不能安心学法炼功，便决定进京上访。

到北京以后，因为时间还早，我就在中山公园休息。不一会儿，走过来几个武警，不由分说就把我强制的推上面包车，送到北京武警总队，进屋一看里面还关了很多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他们用绳子画地为牢，不准乱动，否则就会招来谩骂和殴打。有一个队长骂骂咧咧的说：你们谁还有经文，赶快交出来！不然的话，一会儿搜出来，对你们不客气。警察又把我们一个个叫去登记。然后用大客车送到一个体育馆（名字忘了）。一下车就看到由警察和记者组成的队伍排成两行，我们在中间走过，摄像机和照相机不断的闪烁。进到体育馆里警察让我们坐在地上，楼上楼下都有全副武装的警察看管。一直到晚上七点多才被当地的驻京办事处的警察接走。连夜就遣送回当地。

在九九年九月我又一次进京上访，被府右街派出所抓去三天，又被送往昌平收容所。一到收容所，首先强迫搜身。如果身上有钱，就强迫你买东西。之后我被拉到一个院里，一进院，看见院中央蹲着好多人，一排一排的，双手抱头在地上蹲着。后来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快到所谓的十一了，恶党是坏事做尽，怕人们表达不满，所以每年十一前夕都要把居住在北京的外地人遣送回当地。而且还下达任务，每个警察一天要抓五十人，达不到就扣发奖金。警察为了得到奖金，不择手段，为了凑数什么人都抓。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说：她在北京是卖早点的，警察把她的摊子给推翻了，把她和她丈夫都抓来了。还有一个妇女说：她在市场卖菜，就给抓来了。还有去北京看病的、旅行结婚的都给抓来了。她们白天在院里蹲着，警察叫犯人看着，谁乱动、不听话，就遭到犯人的殴打。到了晚上，警察象装饺子一样，把她们一个挨一个坐着，挤的满满的遣送回家。邪党的恶警对老百姓这么恶毒，对不报名的大法弟子，恶警更是残酷迫害：对她们进行体罚、殴打、电击、不让睡觉。三天后我被遣送回当地，又被非法拘留十五天。

九九年十月，我再一次进京上访，这回被送进北京西城看守所。一进看守所，就被逼脱光衣服，从里到外搜查。然后再把衣服上的是金属装饰物剪掉。好好的衣服都给剪坏了，裤腰带被没收，只好用手拽着裤子。关入牢房还要被搜查一遍。

牢房有号长。逼人背监规，背不会，不让睡觉。有一次出去摁手印，那个男恶警让我们双手抱头蹲着。我和同修说了一句话，就把我狠狠的打了一顿。有一位五十多岁大法弟子要求炼功，那个姓周的女恶警说：你一头撞在铁门上不死，我就让你炼功。后来我们十一个大法弟子集体罢工，一起背法、炼功。看守所的所长把我们骗到放风场，说让我们在那炼功。北京十一月份的天气很冷，我们每个人穿的衣服都很单薄，脚上穿的塑料底的布鞋。不一会儿，那个所长就拿来一堆手铐，把我们一个个铐上。先是在前面铐，不一会儿，又把双手铐到后面。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看我们没有求饶，觉的不够狠，就强制让我们背铐。就是一只手从肩头放到后背，另一只手从后背上举，用手铐连上。那恶警给我们铐了三、四个小时。拿下手铐时，双手已经没有血色，右手大拇指麻木，半年以后才好。看守所对绝食的大法弟子强行灌食。对要求学法、炼功的大法弟子进行殴打、体罚、不让睡觉、戴刑具。

九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我被遣送回铁岭，关押在铁岭看守所。在看守所里不准学法、炼功。谁要炼功，就要受到处罚。有一天晚上，我和张艳值班，她在地上炼动功，我坐在板床上炼静功。刚炼不一会儿，那个姓岳的号长就起来了，抓住张艳的头使劲儿往墙上撞，打的张艳鼻青脸肿，头晕目眩。打完张艳，又过来打我。她一脚把我踹到地上，拿硬塑料底的拖鞋猛抽我的太阳穴。把我打的眼前一阵阵发黑。打累了才算罢手。第二天大队长柳忠臣来到号里，他体罚我们六个大法学员面墙直跪，用皮带抽我们。还用电棍电我的脚心。当时我们六个中有一位年近六十岁的老人，他也不放过。还把张艳定位了（就是一种刑具，一头是很粗的铁环套在脖子上，另一头是铁链子用锁头锁在板床的铁环上），脑袋抬不起来，每天只能躺着。

三个劳教所的邪恶迫害

九九年十二月初，我收到被非法教养一年的通知，和另外两位同修一起被劫持到铁岭教养院。一到铁岭教养院，首先是搜身，把我带去的经文没收。强制的把我的头发剪成齐耳短发。他们对坚持炼功的大法弟子采用体罚、冷冻、电击、不让睡觉等恶毒手段迫害。

二零零零年一月三十日，我又被转到辽阳教养院。辽阳教养院更是邪恶，不但搜身，还把被子里的棉花、枕头里的稻壳都倒出来。恶警把大法书籍都没收了。因为我没把书交出来，姓尹的副大队长打了我一顿大嘴巴。

接下来就是每天没日没夜的干活，把我们当成赚钱的工具。每天要干二十个小时的活。干不完定额就不让睡觉。为了达到不让我们炼功的目地，节假日都得十二点以后才能睡觉。还要经常出外役：挖树坑、平地、拆水泥袋子等，出外役回来也不让睡觉，还得干手工活，到十二点以后才能睡觉。身体不好也不照顾，也得干到后半夜。

有一次它们放诬蔑大法的录象，我不看。恶警霍艳就把我叫出去打了一顿，关进小号。让你整天双手抱膝坐着，不许动。当时正是夏天，把屁股都坐烂了，流着脓血把裤衩都粘上了，上一次厕所就要揭一次血痂。也不给吃饱饭，每次只给一小块包米面饼子和几口包米面粥。每天都播放诬蔑大法的录音。

二零零零年十月十九日，我又被送到马三家教养院，在恶警王晓峰作恶的三分队。一到三分队，恶警王晓峰就分派了几个邪悟者“转化”我，先灌输它们的歪理邪说，几天以后看我还没“转化”，它们就变脸了，开始罚我蹲着、倒立、不让睡觉。恶警王晓峰还教唆邪悟者打我，它们罚我蹲着并把我围在中间，象“文化大革命”一样批斗，它们谩骂，把我推来搡去，它们越骂越激动，有一个叫王秀芝的邪悟者和一姓王的用书本猛抽我的头和脸，当时就把我的嘴唇打破了，脸也打肿了，脑袋也打起了几个大包。

恶警、恶徒们还经常把大法弟子弄到教室或没人的地方殴打。它们把孙娟弄到旅店，把她踹倒在地，骑在她身上，抓起她的头使劲儿往地上撞；把王建华打的在外面打了一个星期的吊瓶，回来时她的脸还肿着，眼角发紫；王金兰是五十多岁的老人，恶徒们也不手软，经常体罚她，不让她睡觉。恶警经常播放诬蔑大法的录象强迫我们看。

我在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九日被释放。

再次被劫持到马三家劳教所

二零零二年一月我去发真相资料被恶人举报，被送进铁岭县公安局政保科，那个政保科有个长得象猫头鹰似的老头，他叫来年轻的男警察审我。我不配合，他就打我嘴巴，我就高喊“法轮大法好！”那个老头就找来两个彪形大汉对我拳打脚踢。他们对我这样，我也没有害怕，依旧高喊“法轮大法好！”它们没有办法，就把我送到银州区公安分局政保科。

到了银州区公安分局政保科，我也不配合它们，恶警刘戴英和杨东升就把我铐在墙上，在我头上套上塑料袋，用书本打我，最后我也没有配合它们，他们就把我送进铁岭市看守所。有一天晚上我炼功，被值班警察看见就来打我，并且还要给我铐上铁链子定位。我和另外两位同修的共同抵制并高喊“法轮大法好！”恶警没有得逞，吓跑了。第二天，我们就绝食抗议它们的暴行。它们就对我们进行野蛮灌食、定位。

二零零二年三月，邪恶之徒非法判我劳教三年，再一次将我劫持到马三家教养院，又被关到恶警王晓峰所管辖的大队（一大队一分队）。因王晓峰迫害法轮功学员特别卖力，当上大队长了。

一到一分队，它们就找来两个邪悟者企图“转化”我。当时就被我严词拒绝。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就没再继续“转化”我。

有一天早上上操，我在屋里炼功，被一个四防看见，它叫来好几个邪悟者往外拽我，我高喊“法轮大法好！”它们把我拖到值班室仍在地上，一个转化者把它的袜子脱下来要塞进我的嘴里，我闭上嘴不让它塞，它就把我的鼻子掐住，不让我出气。不一会儿，王晓峰来了。它叫四防把我送进小号。小号里只有一个长条硬板凳，两手用手铐铐在板凳的两头，在板凳上坐着，一呆就是二十五天。

四月八日早上，我给同修经文，被坐班员宫西玲（音）看见，向恶警薛凤举报了我。我被拉到一楼，那里是专门折磨大法弟子的地方。在那里我被铐在暖气管子上站了三天三夜。它们还在屋里贴标语，谩骂师父和大法。我们几个就高喊“法轮大法好！”邪悟者李青和小段等人就用绸子把我们的嘴勒上，用尿臊被子盖在我们的头上，再用密封胶条缠上。

他们叫来于洪区公安分局的警察，把我们关进小号。这时小号里的长条板凳已经被大铁椅子所代替。这种大铁椅子是专门为折磨大法弟子设计的。上面焊了很多半圆型的钢筋，把手、胳膊、腿和脚都固定在铁椅子上不能动。一天方便二次，憋不住就逼你往裤子里尿。

七天后王晓峰就把我拉回一楼继续折磨。因为我炼功，王晓峰就叫李青和小段把我反绑在床头。坐在地上的小塑料凳上（从那天开始，一直到离开，两年多的时间我没上床睡过觉）。由于长时间这样坐着，我的四肢都肿了起来。稍一活动就疼的厉害。

这屋里有位张云霞老人，六十多岁。恶徒也不放过。只要炼功，它们就这样迫害。有一位叫苏意文的，她有心脏病和高血压，腹胀，它们也这样虐待她。还有一位张春梅，由于长期被铐在暖气管上，也是这样坐着，她的手肿的象面包一样呈黑紫色，就连她的脸都肿了起来。还有一位叫孙进军的，它们给她灌食的时候，用羹匙把牙撬开，把牙都撬活动了，再用木棒塞住，再灌玉米面糊。

大约在七月份，恶警对不穿劳改服的大法弟子进行迫害。王晓峰和三分队队长黄海燕带着五、六邪悟者把张云霞老人按在地上，强行将老人的衣服扒下，套上劳改服，再把老人的手铐在长条凳子两头，不让她上厕所。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二日，马三家教养院开大会，将大法弟子李黎明、李冬青、宋彩虹非法批捕。以这种形式恐吓坚定的大法弟子。那天来了很多警察，它们将会场围了起来。我不去开会，它们就将我连拖带拽，并把我的嘴巴塞上再用密封胶条缠上。在开会期间不断有大法弟子站出来证实法。那些警察非常邪恶，将站出来证实法的大法弟子踹倒在地，连踢带打，拖进楼内双手反铐在暖气管子上，嘴巴用抹布塞上再用密封胶条缠上。

散会后，它们再一次把我送进小号。小号里有九个小屋，都住满了。都是那天站出来证实法的，它们认为表现最不好的人。小号里有监视器和扩音器。扩音器从早到晚不停的播放骂师父和大法的录音。声音放到最大，震耳欲聋。每天上厕所三次变为二次，不让洗漱。一关就是三十天。脚肿的老大，皮都快崩开了，而且脚上的血管通红，踩在地上钻心的疼。小腿也红肿、发热。手和胳膊也都肿的象馒头一样。

九月十八日恶警薛凤把我拉回一分队，她们正在看纪录片，看完后让讨论。邪悟者革云玲不说“九一八事件本身，而说法轮功如何不好，参与政治。我就给她讲真相，她不听还继续谩骂大法。我就喊正法口诀：法正乾坤 邪恶全灭。它们就围过来一帮人，把我打倒在地按住，双手反绑，嘴巴用抹布塞住，再用绸子系上。这时王晓峰和姓项的女警察过来给我录像，并叫它们把我拉到一楼。晚上副大队长王树峥把我拉到值班室，她想叫我站一宿，但没有得逞，只好将我铐在离地很近的暖气管子上。我在冰冷的搪瓷砖地上坐了一夜。

残暴的“转化”迫害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初，马三家教养院又开始新一轮的迫害──攻坚战。在攻坚战期间警察不准回家，吃住在教养院。十二月九日那天，恶警王晓峰把我叫去，对我进行威胁、恐吓，不准再炼功。否则，就对我不客气。我不答应它的要求。就被它骗到一楼，铐在暖气管子上。嘴巴用抹布塞上，再用密封胶条封上。并用高压电棍电我。一会儿就把手电流血了，它还骂我缺德，因为血粘到电棍上了。它把密封胶条拿下，开始电我的嘴。嘴唇被电的肿的老高，几乎张不开。它又开始电我的脚心。它看没电倒我，就跟薛凤说：以前电脚心，一点就倒。今天怎么不灵了？一定是电不足了。薛凤就去又拿来二根，一试，不行，还没有这根电足呢，他就不再电了。他又拿来记录本，要做笔录，为将来迫害做准备。我不配合。他就把我又送进小号。那年的冬天非常冷，它们不让穿棉衣，还把门窗打开冻我们，还不让吃饱，每次只给一小块硬窝头、几条咸菜，也不给水喝。每天还不断地播放诬蔑师父和大法的录音。

二十二天后，王晓峰和薛凤把我接回去。因为第二天是元旦，小号警察要放假，它们才放我出去。那时我被它们折磨的有些发呆，体重只剩八十来斤皮包骨，双手不会拿东西，满是冻疮，肿的象馒头一样，呈黑色。脚肿的没有鞋穿，只能穿特大号拖鞋。脚脖子也肿的发炎流脓，现在还留有疤痕。特别是膝盖，活动的时候钻心的疼。上厕所的时候，我是蹲不下，又站不起来，疼的我直流汗。就是这样王晓峰都没让我上床睡觉。每天还是双手反绑在床头坐小凳。

它们不但对我这样残酷的迫害，对其他的法轮功学员也没有手软。它们采用冷冻、吊刑、电击、不让睡觉、体罚、强制把腿盘上等恶毒手段，残酷的迫害大法修炼者。它们将一大队二分队黄淑芬弄到三角屋（储藏室），将她双手用手铐反铐在后面，在手铐上系上绳子，将她吊在铁架子上，象提水桶一样上下来回拽。造成她的双臂脱臼，右手腕粉碎性骨折。没给接好就打上石膏，一年多还不能活动。它们将一大队五分队的张海燕吊在暖气管子上，脚尖勉强沾地。吊了三天三夜。每天还要听谩骂师父和大法的录音。这样的残酷迫害使她无法承受。她还不想昧着良心去出卖师父和大法，来换取眼前的安逸。在一次去厕所的时候，她撞了暖气片，鲜血直流。被送到医务室做了简单的包扎。回去后又将她吊了起来。第二天她又一次撞向暖气片，致使她精神失常，不会说话。头顶有三条3－4cm的疤痕。它们将法轮功学员骗到三角屋，铐在暖气管上电击胸部、腋下、大腿内侧、脖子、手、脚等敏感部位，直到所谓“转化”为止，并恐吓学员不准说出去。

二零零三年四月，苏意文心脏病犯了，非常难受在床上躺着。有一天王晓峰和四分队队长苏红、值班队长孙干事拿着手铐非要给苏意文戴上定位，苏意文坚决不配合，我在一边声援苏意文并高喊“法轮大法好！”它们把我俩一起送进了小号，关了二十天。

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马三家教养院将我非法批捕并关入沈阳市看守所。看守所副大队长徐艳非常狠毒，对绝食的大法弟子进行野蛮灌食，还将玉米糊里倒进多半袋食盐（每袋一斤装）。恶警段国云教唆犯人打我，将我的头发薅了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