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爱人不认可大法，对我百般干扰，还常常莫名其妙的殴打我，有一次还整整一夜不让我进家门，我只好在家门口蹲坐一夜，可是我心中有坚定的信念──我要返本归真，所以从不放弃大法。

99年7.20时，我一人到北京证实法。在府右街，警察把我引进一个小院里，里面已经有很多同修。一个年轻的女警察问我叫什么？哪里人？边问边做记录，还有人在录像，问话的语气很硬，象是在审判犯人，感到这里的气氛很紧张，空气像凝固了。警察把大法弟子一车一车拉走，我被装进一个小的面包车。车里有十几个人，在经过西单的时候，因为是红灯，车等红灯，一个叫丁岩的小姑娘说：“我们下车！”司机听了气急败坏的扭打旁边的一位学员，我们其他人趁机跳下车跑了。可是，我又茫然了，我是干什么来的，我是证实法的，我又该做什么呢？第二天我又来到了府右街。今天的警察好象比昨天还嚣张，到处响着警车的警报声。我又一次被抓并被送到丰台的体育场。大法弟子坐在一起背《洪吟》中的《善恶已明》：“众生魔变灾无穷，大法救度乱世中；正邪不分谤天法，十恶之徒等秋风。”晚上我们被送到石景山体育场，后送廊坊。最后我被送回我市，单位领导将我带回去接受他们所谓的“教育”。

2000年11月，只因发放真相资料我竟被非法劳教三年，关进石家庄劳教所五大队。

大队长名叫刘志英，对法轮功学员很狠毒，动不动就动手抽打大法弟子的脸。我曾被她铐在禁闭室窗户上的铁栏杆上铐到深夜，她还故意把窗户推开冻我，等手铐解开的时候，我的手已经没有了知觉。她对绝食的法轮功学员迫害的更厉害。在我们绝食的日子里，她每日不停的让我们擦地板，擦她的办公室地板、擦玻璃。对我们强行灌食的时候还嘲笑我们有饭不吃从鼻子里灌。后来她的丈夫得急病死了。她的坏事做多了，恶报牵连到自己的亲人。这无疑是上天对她的一次警告。

当时的一个指导员也是女的。她每当打了我们，回去身体就难受得受不了，后来就调离了劳教所。

一个月后，我被转到石家庄劳教所第四大队。这里同样处处散布着恐怖气氛。恶警耿行军，周益林、裴××（我们看到他从来都是穿便衣，连警服都没有）是四大队迫害大法弟子的主要打手。

记得一次恶警强迫我们看诽谤师父的录像，因为对我的表现不满意，等大家全部离开房间后，恶警又把我和另一个法轮功学员找回。耿行军当时就把那名法轮功学员的胳膊拧折了；周益林甩开大巴掌打我的脸，打的我失去知觉才罢休。给他们讲真相根本就不听，说自己不怕造业。耿行军给我们用刑时脸上常常伴着魔鬼的狞笑。他们没事的时候经常拿着电棍四处溜达，看到谁不顺眼就电谁。

一天晚上因为我没有吃饭，深夜里突然把我叫醒，让我来到一个很偏僻的小院，我看到很多的法轮功学员也来到这里。前面的一排房子里灯火通明，从那里发出凄惨的喊叫声和怒吼声。我看到女警察刘俊玲（那时的刘俊玲还是个普通的警察，劳教所的人议论她乱搞男女关系，可是因为对法轮功学员既狠又毒，现在提升为指导员）双手拧着法轮功学员的胳膊，也看到了同修痛苦的表情，我心在颤抖。我们依次被送到了那间灯火通明的房子里，房间很大，里面有很多当兵的，我一进门就有四个当兵的迅速围住我，四肢被他们抓住抬起举过头顶扔到一张桌子上强迫灌食。为了突击给我们灌食还动用了部队，当时感觉自己好象进了杀猪场，我们像猪一样任人宰割，没有尊严、没有说话的自由，整个场面阴森恐怖，真是个人间地狱。

又是一个深夜，我被叫到办公室。一进屋看到满屋子的人。它们让我说污蔑大法的话，我不说。耿行军给我上绳。他用很细的绳子把我从脖子到双手捆紧，还不过瘾，又在我的背后绳子的缝隙间塞进两块砖。我不知什么时候失去了知觉。等我醒来的时候，屋里就只有几个女警察，其他的人都走了。他们故作善良的说，你真是的，这么犟，说了不就没有事了吗？你快把我们吓死了，你的脸都白得吓人。多么的虚伪啊！

又一个深夜，我被从睡梦中叫醒，带到恶警们的办公室。他们拿出刑具橡胶棒。裴××将我的裤子拉下毒打臀部，打完了叫下一个。我们一个个都遭毒打，回来后都得趴着睡觉，根本不可能平躺，我们全屋的法轮功学员挨个被打，打完了我们屋的学员又打其它屋的。过几天后，我们洗澡时，我们每个人的臀部都黑的象紫茄子，其他的犯人看到后既同情又害怕。

我亲眼看到周益林、耿行军用电棍电法轮功学员，逼学员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