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在江泽民流氓集团操控下的大陆公安恶警，特别是沈丘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卢峰等人对我的残酷迫害，让卢峰的恶行再一次在全世界善良的人们面前曝光（卢峰早已上了“恶人榜”），让海内外正义之士看一看江泽民流氓集团是如何对外编造谎言欺骗世界舆论、对内血腥镇压信仰“真、善、忍”的手无寸铁的好人的。

我自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炼功前我长期被多种疾病折磨，痛苦不堪。炼功后所有疾病都好了，浑身上下一身轻，个人生活愉快，家中也充满了温馨祥和。我从内心万分感激法轮大法给我的一切，能遇到大法，我觉的真是无比幸福。我就一直坚持学法、炼功，按师父书中的要求遇到问题向内找，多考虑别人，处处做一个好人。

万万没想到，1999年7月20日，风云突变，大难临头。中共流氓集团对法轮大法弟子开始了迫害。我们失去了集体学法、炼功的环境。我感到大法和修炼大法的弟子遭受了千古奇冤，决定行使宪法赋予一个公民的权利，赴京护法，从我修炼后身体和精神境界发生的巨大变化，向中国高层反映镇压大法是完全错误的，大法对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人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应该还大法弟子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

1999年10月下旬，我到了北京，没找到信访办，转而去天安门广场向游客们证实大法。在广场被警察劫持，强行带到前门派出所。他们拿出《登记表》对被绑架的大法学员逐人进行登记。我不愿给当地领导找麻烦（因邪党对他们以免职、处分相威胁，逼其阻止学员上访），闭口不报自己的姓名和籍贯，恶警们就给我拉背铐，折磨长达两个多小时。最后，他们通过周口驻京办事处让沈丘县来人带我。沈丘恶警把我带回当地，非法关押在县看守所进行迫害，迫害了一个多月。我丈夫托关系活动，才放我出来。出狱时被勒索1800多元，钱交给了恶警头目卢峰。卢锋接了钱，却不给开任何收据。

从这次进京上访以后，沈丘恶人就一直对我采取各种方式骚扰，在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氛下，灾祸随时都有可能突然降临，全家人整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家里再也没有安静过。

2000年4月中旬的一天，我在家里做饭，站北派出所的张贵苹到我家，说是公安局的卢峰找我“谈谈话”。不容我把锅端下来，就把我劫持到外面的警车上。到了公安局，他们问我还炼不炼？我说：“法轮功教人做好人，同时还有一个好的身体，对自己、国家、对社会都有好处，没有一点害处，我怎么能不炼呢”？他们说：“法轮功是×教，你现在就得签名，保证以后不炼了。”我不同意签。就仅仅因此，他们就把我投进看守所关押。坐牢的痛苦可想而知，俗语常说“难受的跟坐监一样”，那真是暗无天日，度日如年。我丈夫找他们要人，他们张口撒谎，推说“不知道”。我丈夫心急如焚，再三求情追问，后来卢峰才说：“人在看守所，交3000元罚款才能放”。为了让我早离魔窟，我丈夫东找西借筹了3000元，忍气吞声交给国保大队，还是不放人。谁知是站北派出所恶人又从中作梗，他们以为自己抓人“有功”，“说忙了半天没见一分钱”，因而不开证明，要开证明得交1500元钱现金（什么钱，他们自己都起不出名目）。我丈夫只得再次找亲朋借钱。恶人们收了非法罚款以后，都不给任何收据。

在卢锋这帮恶人眼里，国家法律如同一堆废纸，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做人的良心也变的一钱不值，善恶有报的古训更是抛到九霄云外，只有自己的保官、上爬、捞钱压倒一切。恶警们视钱如命，视人命如草芥，这一次把我关押了55天，才放我回家

2000年10月12 日，我正在家做饭，卢峰又指使站北派出所来人将我绑架到公安局。卢峰说我和炼功人“在一起背经文”，让我写所谓“悔过书”，我不写，他们又把我关到看守所。非法提审时，恶警卢峰采取残忍手段折磨我，派人轮流严密监视，一连三天三夜不让我睡觉（非常残忍的一种办法，恶警们管此种酷刑叫“熬鹰”，比酷刑摧残性更强，熬的时间一长，人的精神近于崩溃，生不如死）。一次，我背师父的经文被巡警看见，狠毒的给我砸了一个38斤的大脚镣，一戴就是一个多月。这是看守所最重的镣，是给死刑犯和重大凶犯准备的。恶警在中共流氓集团的谎言欺骗、高压胁迫下颠倒了善恶，丧失了做人的起码良知，把此刑具用在了一心做好人的大法修炼者身上。还有一次，我和被关押的另一个同修就说了一句话，他们气急败坏，又在镣上加上一个手铐加重摧残。在看守所挨打挨骂，更是常有的事。

2001年6月份，国保恶警又非法判我“劳教”，把我送到郑州十八里河女子劳教所这个骇人听闻的人间地狱进一步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