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孙淑琴诉说的她遭迫害被关精神病院及洗脑班的经过。

我原是辽宁省锦州市工商银行城内支行的职员，于一九九六年年底得遇《转法轮》宝书，读后真是相见恨晚哪，那种人生疑惑顿解后的喜悦是无以言表的，我确定这就是我生命的意义，这就是我生命等待和找寻已久的。那时我下定决心一修到底。

我遵循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宗旨，听从师父的教诲，很快疾病全无，生命真是健康、快乐、充实、幸福啊！得益于修炼我能自觉的用较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表现在对工作任劳任怨，认真负责，尽心尽力。出色的工作善良的为人，端正的人品也赢得了单位领导和同事的尊重和好评。

依法上访　遭非法拘捕

正当此时，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迫害法轮功开始了，电台、电视台、报纸等舆论铺天盖地的造谣、污蔑。面对这种形势我出于真诚、正直和对国家、人民负责的心态，选择了站出来说真话。

我于一九九九年十月修干部假期间，依法去北京信访办反映法轮功事实真相，我才接近信访办的门口，就被拦住问是炼法轮功的吗？是哪里来的？我如实的回答后，被面包车送到了北京龙风宾馆（锦州市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公安在京驻地），之后被锦州石油派出所接回。

当时亲属朋友一帮人早已等候在派出所门口。亲属们随我一起走进了派出所，警察们不出面，由亲属们用亲情劝说、恐吓、写保证，亲属们利用我向来孝顺、听话来施压，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哭闹，我一时糊涂，接受了保护自己的可耻做法，违心的答应写一句保证不参加一切非法活动，拿去后说不行，让改写成保证不参加一切非法组织活动，拿去后警察又出面威胁不加上“法轮功”三个字就别想出去。真是得寸进尺，亲属们就按着我的手填“法轮功”三个字，并哄骗说不算你写的。我反悔要夺回保证书撕毁，被他们抢走了，我被亲人们拽出了派出所。

接回到父母家中后，不允许出门，真话没说成反而演变成了说假话。亲人们不明真相，听信了电视舆论污蔑法轮功的谎言可以原谅，可我明知大法真相，我写了假的东西不是坑人吗？我无法原谅自己，这是有生以来最大的耻辱、污点，我痛苦不堪，我告诫自己修炼就要做到堂堂正正，无论如何再也不能违背道义、良知去行事了。

被关入精神病院

紧接着我母亲又接到单位银行的电话，通知我写不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由于我坚决不从，亲人们无计可施，就又在别人的授意下，把我劫持到锦州市康宁医院，即精神病医院，亲人意图开个假精神病证明了结此事，保住工职。他们行此下策是被当时大批法轮功学员被抓、被拘、被开除工职等的迫害气势吓坏了，加之他们对历次政治斗争的恐惧，不得而为之吧。但是他们哪里知道，这种迫害并非他们所想象的，那是与以往任何迫害都是不同的。

康宁医院的主治医生见我“为了不写保证书，那么好的工作都不顾了”，就这一条就与平常人不一样，就凭此一条就为我确诊为“偏执型精神不正常”，并劝说家人同意对我进行药物治疗，家人也被搞糊涂了。这也难怪，那时电视一贯以傻子、精神病等不正常形像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抹黑，也真有为数不少的人视修炼人为傻子、精神病。长期党文化无神论的教育已使他们无知的视修炼为“迷信”、“伪科学”，加之修炼人与平常人的心性差距，对修炼人那种“朝闻道，夕可死”，“对人一旦知道了真理为其舍命而不足惜”的理念与行为更是无法理解的。我这个身心健康的人，只不过是要求自己做更好的人就被看成是精神不正常了，我真是跳进黄河也难洗清哎！我只好以绝食抗议对我的迫害，但医生却以插食管喂食药物进行所谓的医治，亲属们也只能无奈的躲起来哭泣，看着亲人们的良善被欺骗、被愚弄、被利用我真是痛彻心肺呀！那种最亲近的人由于对彼此的关爱、保护而使彼此不解、伤痛，那种伤痛是没有语言能够形容的，此时亲人们所受的精神上的压力不次于我，他们被有形无形的压力搞的整日惊恐，惶惶不安，处于精神崩溃边缘。尽管我也十分痛、爱我的亲人们，但我无论如何再也不能违背天理、道义、良知去行事。我坚信世人及亲人们有一天终归会明白大法弟子们痛苦的承受，坚忍不屈的向他们证实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是对他们最大最根本的慈悲与呵护。

我写出这段经历并不是责怪我的亲人和牵涉到的其他人，如果要怪只能怪我自己没能尽到责任，没能向他们讲明真相。其实我与我亲人们的遭遇仅仅是众多大法弟子及其亲人们魔难经历之点滴。因为在后来的迫害中得知邪恶利用亲情施压、胁迫、“转化”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一种迫害手段。亲人寻死、下跪、打骂、哭闹逼迫大法弟子妥协的什么样的都有，那是邪恶至极呀！又何止是大法弟子亲属被欺骗、被愚弄、被伤害、被株连，那时舆论的煽动、蛊惑、造谣又有多少世人不被蒙蔽，整个社会都被利用着向大法及大法弟子发难、施压，良善之人被欺骗而产生不解气恨，邪恶之人趁机参与迫害捞取政治资本和金钱等各种利益。可以说这场魔难与迫害所受伤害的不仅是大法弟子，也包括所有被谎言欺骗的世人，更包括与邪恶为伍的参与者们！所以我至今对迫害的参与者们有的是更多的怜悯，我真心的盼你们能够明白真相，能够得救。由于我一贯的工作表现和为人，领导和同事们没人相信我会有什么政治的企图，都认为只不过是维护修炼的信仰，做好人，这样风波总算平息了。

第一次被劫持到洗脑班

好景不长，时隔半年，到了二零零零年七月份，又掀起了对大法弟子进行洗脑的迫害，各街道派出所纷纷抓、骗大法弟子到洗脑班，石油派出所以我的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符把我的户籍和被扣压的身份证（去过北京上访的都被扣压身份证）推到了敬业派出所，我前去落户籍又被要求写保证书，我不从，被敬业派出所劫持到洗脑班（原锦州市玉器厂），当时劫持了很多大法弟子。

我一去就被强迫观看诬蔑大法的电视，不准相互说话，各自写所谓的观后感，大法弟子们不约而同的写的都是真心话，写的都是法轮大法好的事实真相，都以亲身经历揭露电视舆论的欺骗、诬蔑。洗脑班的管理者看着大法弟子的观后感只是无奈的点头、摇头，其中一位还看着大法弟子感慨的说了一句：“李洪志的弟子呀！”接下来大法弟子们认为这种“洗脑“转化”是践踏人权的违法行为，于是集体绝食罢课，集体高声背诵师父的经文《论语》，《洪吟》等，那声音，那正念之场足以震撼天宇，足以惊天地、泣鬼神。那是用心声证实法轮大法清白，证实师父清白啊！大法弟子就是这样的付出一切代价甚至生命向政府、向世人证实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样和平的方式维护信仰、人权，迫害不但不止，反而升级，一批批大法弟子被送往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我当时已五天食水未进，生命危险，于是我被单位与家人接了出来，回到家中，就这样我的工作和生活又平静了两年。

再次被劫持到洗脑班

二零零二年，中共邪党在其十六大前夕，再次对大法弟子进行打压。二零零二年九月锦州市工商银行市行（简称市行）与支行新任领导班子三次较正式的在支行会议室对我进行非法“转化”。

第一次是由市行党务主任李英柱带队，由市行工会、党办人员及支行行长毛建华及部门行长对我进行非法“转化”，当时气氛严肃、压抑，问话态度让我觉的受审一般，他们很正式的记录着谈话内容，中心内容还是老生常谈（1）保证不进北京上访（2）保证不修炼法轮功。我说法轮功只是教人修炼按真善忍做好人，我修炼法轮功做好人也是历届领导和同事公认的，鉴于信仰，上访是《宪法》第三十六条和四十一条赋予人民的合法权益，我没有必要去做什么保证。

第二次，由市行行长耿敬东一行及支行领导班子全体人员参加，那次人很多，气氛较平和。我向他们讲诉了大法的真实情况，并善意的表明，不是我不给诸位领导们面子，只是基于道义、良知我不能随和你们的行为。

第三次，是原市行党委书记张江找我谈话，只有原支行部门行长陪同。张江首先以“党员”干部不允许修炼法轮功进行胁迫。我说本人不是党员。张江又说：“国家民政部把法轮功定为非法组织，你不退出组织就是参与政治了”。我解释法轮功是修炼，是信仰，即规定不允许参与政治，更不允许违法，学与不学、炼与不炼都是自愿的，没有组织。他阻止我提法轮功，只让我回答“党和国家的规定是服从还是不服从”。我见他抛开真假、善恶、对错不能提，不能说，只许按他的歪理回答是与否，就没正面回答他，只是说，我对你说的政治既不懂，也不问，更不参与，我人生的准则和做人的标准就是遵循真、善、忍做好人。

邪恶对我的迫害升级了。我被市行党委书记张江、党务主任李英柱及支行行长毛建华、书记张素洁、工会主席张玉金等人非法送到沈阳张士教养院洗脑班进行迫害。

那是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我正在单位工作，被告知交接工作，随之就被看住了，连上厕所都有人堵在门口陪同。我被带出了支行的营业大厅，一辆面包车已等候在营业大厅的前门口。上了车，只见车窗全部都用铁丝上扣拧紧封闭，我被指定坐在两边有人把守的位置，同时被送去的还有一位离休的大法弟子叫鞠永和。车子在警笛呼啸中离开，见此紧张气氛，我问去哪？工会主席张玉金谎称省行领导找我谈话，途中张玉金还说：“孙淑琴，不是没劝你，你有今天就是因为你太正直了。”我不解的问：“诚实、正直不是美德吗？”

万没有想到，车子停在了沈阳张士教养院院内。到了张士教养院洗脑班我才知道原来张士洗脑班拒收锦州法轮功学员，是单位通过锦州市六一零打通沈阳六一零走后门才收的我。事后还请吃饭答谢。其实当时锦州市也办洗脑班，但是他们费尽心机把我由锦州送到沈阳不知是何居心？张士洗脑班收费惊人，每人每天交费二百元，我的费用是打折后一个月五千元钱，除此之外迫害手段背地里阴毒而且极其隐讳，不可告人。关于在张士洗脑班被非法迫害的经历详见后面的附一。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的迫害下，在我身体受到很大的伤害生命垂危的情况下，单位从锦州市市医院“请”医生，备了急救箱把我从张士洗脑班监送回家。

被非法解除劳动合同

但是迫害并没有结束，接下来有以省行党务主任宁长文的电话指示通知我，要我自愿申请买断离职，否则将蒙受经济损失，被解除劳动合同，开除工职。我对迫害从不予配合，明确表态：“买断是自愿的，请不要无理强迫。”于是单位又兴师动众的进行骚扰，电话象雪片般的打来，行长的、书记的、部门行长的、部门主任的、同事的、多年不见的老领导的，人事科长不停的通知着买断截止的时间，最后期限一会一变，一会一延期，不停的威胁，李英柱领着几乎所有的领导班子成员及部门领导堵在我家门口，找不到我就一次次到我父母家中骚扰，以经济损失吓唬我父母，让他们劝我“自愿申请买断”。我在电话中要他们不要为难我父母，他们年事已高，经不得连续的惊吓、刺激了，我的事只有我自己做主，谁也动摇不得。对于他们那一套我真是不好说什么了。事后也有同事主动向我道歉表示是被动的，没有办法而为之的。

家里象开了锅一样，亲属们愁眉不展，惊恐抑郁到了极点，可怜我那年迈的父母，眼见女儿遭受身体、精神、经济等的连续迫害，经不住打击迫害，被惊的落下了听到电话铃声、敲门声就发抖的毛病，还曾一度抑郁的不行。最后他们还是不肯罢休，张江又把我家属找到他的办公室进行谈话。我家属气愤到了极点，指问他：孙淑琴到底犯了什么法？你们有什么依据对她实行拘禁和这般迫害？

之后支行单方面非法强制解除劳动合同，并于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上报到省行人事部门，省行人事部门未批复才暂作罢休，这样我的工作与生活又得以平静了半年。

几年来没完没了极其疯狂的肆意践踏我的信仰、人权，没有任何理由的说抓就抓，说拘就拘，对于这种非法迫害行径知情领导、同事十分反感并同情我，迫害参与者自知理亏，但仍然执行迫害法轮功的邪恶命令，只是一改往日兴师动众，采用低调掩盖着进行迫害了。

于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九日，我被部门行长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在那里支行党委书记张素洁和支行新任人事科长赵红军对我下达了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并告诉我截止到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前，如不自愿申请买断，则只能按《国务院一九八六年国营企业实施劳动合同暂行规定》（此规定已于二零零一年十月六日废止，但他们说条款还有效），支付补助费一年的工资约一万元余元。我反问，所有员工合同同时到期终止，为什么同等条件仅对我一人歧视，剥夺续签合同的权益，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吗？张素洁书记说：“我们不提法轮功了，我们不说原因了，因为银行就象私人的一样，愿意与谁续签就和谁续签，不愿意与谁续签就不续签，现在领导班子集体决定不与你续签合同，所以给你下达了终止合同通知书”。这是他的原话，他当时象背书一样生怕说漏一句，也不知谁教他这样说话的。

我说不对吧，银行是国家的，不续签应该出示法律依据，请出示不续签合同的全部法律依据。他们说就是于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即将到期的原合同二十五条一款（二十五条一款见附二）的后半部份“甲乙双方或一方不同意续签合同的”。我咨询律师得知：依据劳动法第二十三条、原合同第二十五条一款的后半句“甲乙双方或一方不同意续签的”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可有可无多余的废话，就是说合同只要期限届满，本合同就自动终止，而其它条件再附加一千条一万条，本合同也都是自动终止，既然大家合同都终止，而与你甲方续不续签没关系，这句废话怎么能成为我不能续签合同而别人能续签合同的依据呢？我分别找到七位领导班子成员及人事科长赵红军，指出用没有法律效力的废话作依据是一种欺骗，是违法行为，是对我人权和法律的践踏，讲明领导班子的集体意愿只是个人意志，不能取代法律，不能剥夺我依据《宪法》、《劳动法》及《二零零三年支行人员分流实施方案》续签合同。

在事实和法律面前他们无话可说，表示被动。于是事情又推到了市行人事处，我找到市行人事处处长谢广成，他说与市行无关，是支行决定的。他又反推到支行，我又找到支行行长毛建华，告诉他谢广成说与市行无关，全是支行所为。毛行长对谢广成的话表示极为不满。我于是问：“你们说不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那你们到底是因为什么呢”？他说：“不因为法轮功又能因为什么呢？”然后马上补充说：“我只是私下里说，公开我是不承认的。”我又问：“你们真是认为我修炼了法轮功变的很邪吗？”他说：“你不邪，你善良。”于是我又找到市行党委书记张江。他说已经听说此事了，但与他本人无关，不归他职权范围。我又找到市行行长耿敬东问他：“你们明里不承认是迫害法轮功，那是不是因为我本人人品或工作有什么问题？”他说：“我很敬佩你人品高尚，至于你的工作从上至下，包括历届领导都反应很好，你除了修炼法轮功我们说不出你别的什么。”于是我又经他们同意又到省行上访。

我先后两次去省行上访。第一次去了省行人事部，省行人事部副经理等人接待。他们向我调查支行终止合同的具体操做过程并做了记录。我陈诉了具体操作步骤是按《二零零三年支行人员分流实施方案》进行，以综合评定和考试成绩排出名次，并按三名指标进行末位淘汰，三名被淘汰人员以自愿申请买断行式支付补偿金（按工龄）终止合同。我本人虽然考试成绩是全行第六名，加之各项综合评定应该是排名次远远不在淘汰之列的，但我被剥夺了按上述《方案》进行排名、判定、续签合同。并指出原因是对我修炼法轮功这一信仰进行迫害，他们让我回去听信，之后省行人事部门也下来调查此事。但又听说人事部门与党务部门有分歧。

于是我第二次向省行行长苏达奇和党务主任宁长文上访。接待人员说苏行长不在，把党务处的李主任（中年女性）叫来与我谈话。他说：“总行规定不允许修炼法轮功”。我告诉她法轮功是被迫害的，真实情况与舆论宣传是不一样的，讲了天安门自焚的疑点等。她说政府还能错吗？我说政府不是承认文化大革命就是错误吗？她让我回去听信。之后市行及支行领导极力劝我申请买断，我坚持申请续签，不予买断。我向他们每个人表明，我坚持申请续签是坚持正义，并不是为了我个人。因为这种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的迫害行为既违背天理、道义、良知，又违背人间的法律，是极其不正的，我阻止你们行不正之事是真心为你们和我自己负责，因为善恶有报是天理，人做好事得福报，做坏事得恶报。

此事僵持到二零零四年四月，支行非但不履行续签手续，还非法剥夺了我十七年的工龄补偿金约七万元左右，以补助费一万余元开除工职。手续上的签字由支行所有领导班子成员集体签字，听说是被上面做了工作之后才签的。试看这种行为与地痞流氓抢劫钱财在性质上有何不同，只不过是打着国家和法律的幌子明目张胆、堂而皇之而为之罢了，就是这一万余元的补助费支行人事科长也把其同失业证明等其它证件列在一个单子上要求一起签收才能给，所以我至今也没能拿到分文。

我开始向有关部门上访上诉：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日，我去纪委监察局上访，纪委监察局不予受理，之后我又多次前往，均不予受理。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一日，我到市检察院申诉，申诉书当时是收了，可是于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九日被通知不予受理，原因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日，我依据《宪法》、《劳动法》到劳动督察大队上访，也不予受理。

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再次去锦州市劳动局上访，他们问明是由于修炼法轮功后，让我申请仲裁，我说时效已过，他们说可以申请，结果申请后，他们下达了锦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

其实我于二零零三年六月份也曾到过劳动局咨询，当时也去过劳动仲裁部门咨询，他们问我有证据吗？我说有。他们问什么原因。我说因为修炼法轮功。其中一小个子蛮横的威胁说：修炼法轮功，开除你。

附一：以下是我在张士洗脑班遭迫害的经历：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单位领导谎称省行领导找我谈话，万没想到车子停在了沈阳张士教养院院内，我拒绝下车，被几人强行抬了进去。他们抬人很熟练利落，两人分别抓住脚脖子在前行，两人分别抬左右肩在后侧，一个人在后面抬着头，我就这样被面朝上抬进了大铁门，抬进了一个小楼的第二层。第二层的出口处设有铁门，上大铁锁，由教养院的狱警把守。

此二层直接与室外的楼梯相接，而不与其它楼层相通。铁门里，也就是整个第二层关的是被非法劳教、被迫放弃修炼的原法轮功学员，她们被利用充当“帮教”，协助教养院非法“转化”大法弟子。这里的队长史凤友反复向我单位领导介绍说：张士洗脑班的“转化”是“感化”，绝对不存在明慧网揭露的酷刑迫害。（后来我被告知这里的“感化”会使人绝望到生不如死的地步。）然后，他们头一项是让单位领导对我搜身，没收全部随身携带物品，我身上的钱、手表、手提包及包中物品全部由单位拿回代保管，后期我的皮带又被没收代保管。我从此与外界隔绝失去了人身自由，我的人身自由还不如政府划定的“劳教犯人”即“帮教”。我被“帮教”单独隔离在一个房间里，每天二十四小时被她们监控、约束，与其他法轮功学员隔离，只有去厕所或水房洗漱时才能出房间，过程中还要被两个人夹在中间（包夹），寸步不离的监控，即便是解手时也不离左右的在旁边守着。这时偶遇其他法轮功学员也不许说话，交谈，晚上睡觉也有人看守，被规定不许关房门，头要面对房门等。

邪恶的敲诈

张士洗脑班规定每个学员每人每天交费二百元。我的费用打折后是一个月五千元，被告知从我的工资中扣除。我惊讶什么样的地方能有这么高的收费呢？这不是执法犯法借“帮教”之明进行非法拘禁和搜刮钱财吗？我表示我本人在这里既不吃也不喝，更不接受任何所谓教学，我是被强行骗来的，我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我是被害人，没有交费的理由，我是不会交费的。

将近一个月后，史凤友对我说，你的第二期学费行里已送来了，并且说一般人一个月不“转化”就该劳教的劳教，该送走的送走了，而你不同，你可以无限期的在这里“学习”下去。出洗脑班后银行向我索要所谓“学费”，我本人没有交。试想一下，一个人一个月五千元，上亿人在修炼，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惊人数字！即便办班成本既是如此，这成本或社会承担，或单位承担，或个人承担，这样的数字成本摊在哪里不是灾难！

被灌食、洗脑迫害

我问史凤友：你们身为执法部门向对待犯人一样拘禁我，难道我本人犯了法或有什么危害社会的行为吗？他说：“你犯没犯法，谁抓来的，我们管不着，我们的职责就是执行命令，对修炼法轮功的进行洗脑‘转化’”。还说“我们是不收锦州学员的，是你们单位领导通过锦州市六一零打通沈阳六一零走后门送来的，把你送来后你们领导还请客吃饭答谢”等等。我要求见单位领导成员，给他们打电话。他说找你单位领导有什么用啊，你去找江泽民呀。他问我：你绝食是什么意思呢？我回答，修炼人也享有宪法赋予的人权，我要求无条件释放，被迫用绝食方式抗议有什么可非议的吗？他说，打消这个念头吧，这里用这种方式出去的还没有一个，教养院的医院有的是对付绝食的办法。

三天后，我被粗暴插胃管折磨。走廊里的单人破旧沙发被抬进了房间，我被推坐在沙发里，双手双臂被两人分别按在沙发两边的扶手上，双腿双脚被两人分别按住，头被一人按在沙发靠背上。小个子中年狱医（“帮教”称他插胃管技术是最好的）把胃管从鼻子插入，经食道、胸部到胃里。他很卖力气的挥动手臂，反复的插入拔出，把着一端转来转去。我感到胃管在体内翻腾、转圈，使我干呕，直到我鼻口出血不止才达到目地罢手。对于出血狱医并不言语，队长史凤友掩盖说：出血是我不配合干呕造成的。其实他们本来就是折磨，因为食物都不曾准备，况且胃管也不同于我见过的医用胶皮细管，而是较粗硬的塑料管，后期在那里他们曾经把三种粗细较硬质地不同的胃管摆在我面前恐吓我放弃绝食，我曾被使用过其中的两种胃管。

接下来的步骤轮到“帮教”了，他们纷纷劝我吃饭，有的还流下了同情的眼泪。诉说听到我痛苦的叫声，勾起了他们往日如我一样相同的经历，劝我妥协不要刺激他们回忆过去辛酸的往事。见我吃了苦头仍不妥协吃饭。于是实施了更邪恶的迫害。下午史凤友说：三天不吃饭不灌食会饿坏的。于是同样强制插胃管灌食，这次提前备好了玉米糊，可这玉米糊灌下后，先是全身发冷胸闷，紧接着心脏狂跳，身体由冷变的奇热，呼吸困难如同窒息一般，我无力的趴在窗口想吸点氧气减轻痛苦但就这也不允许，门窗都被关上了，我感到难受极了，随时都要缺氧窒息死去。不知过了几个小时，傍晚时我全身颤抖不停，不能自控，随之马上呼吸均匀，窒息症状消失。很显然，单纯的玉米糊是不会出现这种症状的。我的内脏伤害很大，疼痛难忍，身体虚弱到闻了护肤霜的气味都恶心、头晕，那一夜我身体上半部不能承受任何压力，不能睡觉平躺，只能用头顶着床支撑身体坐着或站着。后来他们恐吓其他学员时，我听到狱警在走廊里大声喊叫：“谁绝食先饿他三天，然后再消耗消耗他的体能”。我才明白这是他们对待绝食的套路，系统迫害的一部份。但不知消耗体能的不明物是何物，怎么平静时突然使人心脏这般剧烈狂跳再全身发抖后消失呢？

接下来又是“帮教”的“感化”了，他们表示再也不忍叫我遭受这般痛苦了，他们主动的要求负责我的吃饭，他们告诉我，他们用自己的钱给我买来了奶粉，还用匙撬开牙齿一匙一匙的捏鼻子喂食。我不接受他们的“好意”，紧咬牙齿拒绝。他们见“感化”不起作用，于是又拿来了开口器，我被按在床上，双手由一名男的按住，双脚由一名男的用上半身压着，头被操作开口器的男的按在他的腿上，开口器只要撬开牙缝压进去，转动开口器的螺丝，小小开口器仿佛成了千斤顶，口腔想撑多大就撑多大，一个女的用匙一勺一勺的灌，捏鼻子下咽，还表示他除了对待自己的孩子，从来没有这样侍候过别人。不停的有人来观看，无聊的窃窃私语，下流的眼神。他们还说把门关上，不让他人看。我见他们这样羞辱我，真比灌食折磨还痛苦。我大声斥责，别压我的腿，起开。请你们检点一点。之后他们改成把头放在枕头上，由一个男的操作开口器，一个女的喂食。他们就是这样一段时间用开口器喂食，一段时间用胃管灌食反复交替着。

后来我曾经问过专门负责做玉米糊的犯人，做玉米糊时添加什么东西，他说他只管做玉米糊，至于加什么东西都由史凤友一人负责，别人不知道。可见他们的迫害手段是极其的隐讳。

其实就“帮教”而言，他们也是没有人身自由的、被监控的对象，他们绝大多数对迫害真相的内幕细情知道的程度不同，只是听从命令协同迫害，监视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然后每天由组长向中心组反应，然后制定实施方案进行洗脑迫害。

下面我简述后来的几次不同寻常的灌食迫害：一次灌食的前一天，狱医用听诊器听了一下我的心脏，那次灌食外界来了不少的人，人来人往的很忙碌，灌食的沙发也改了位置，放在了门口，我问原因，被问的人回避不做声。那次灌食时间很长，先灌了玉米糊，停了一会房间和走廊站满了围着我观看的外来者，他们就又不知给我灌了些什么，这时我心脏急速的跳动，并伴随着急促、兴奋，不能自控的鸣叫呼吸声音。这次灌食他们还进行了录像。过后“帮教”还学我被迫害时的“兴奋”的鸣叫声，让我从摄象机镜头中看我被灌食的惨像。我不知他们是在向外来者传播洗脑经验还是发明什么新的洗脑实验。

还有一次，我被灌入了浓盐（因插胃管时，尽管狱医反复抖动怕食盐残留管中，食盐晶体还是顺管滑落我口中），食盐与以前的不明物反应不同顷刻间我浑身煞凉，身体瘫软如泥，没有一丝力气，我呼吸弱的自己都感觉不到了，好象没有了身体，大约不到两小时，我被再次灌食，边灌我便呕吐，我才又得以死里逃生。后期插胃管灌食，史凤友告诉我可以睡觉。平时只能在规定时间睡觉。我从此以后真是没黑没白不离床的昏睡。而此时已没有人对我灌输洗脑理论了，“帮教”只是守着手表对我进行仔细观察和记录。由于当时抓进了许多人，从龙山教养院和张士教养院又派来了许多“帮教”，一时比较混乱，有人不经意的品尝了一下备用的玉米糊，说这东西到了人的体内会是什么样呢？不可想象！

除了灌食洗脑，最常用的一种是伴着体罚、恐吓、威胁。由“帮教”灌输各种“洗脑理论”，“帮教”通常被几人分为一个小组，每组都有不同的“洗脑理论”如果不“转化”或不接受这种形式的洗脑，就会受到威胁、恐吓、体罚等。我听到对面房间的一个老年女学员大声哭泣，叫喊师父，得知是长时间罚蹲所致。

由于我认为我的修炼是天赋人权，任何人不配干涉，所以从始至终拒绝配合任何形式的洗脑“转化”。一开始我就不坐小凳子，我被强迫坐凳子，我总是使出全身力气挣扎，摆脱小凳子，任凭他们把小凳子都合在一起，集体一二三的喊口令，一齐把我按坐在小凳子上，我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总是能挣扎着起来，反反复复的。有一次我的颈椎被按的咔嚓一声，“帮教”就把坐凳改成了罚站，我不站，我就被他们拽来拽去的，他们拽累了，就用大法书籍往我的坐处插，我就起身改坐别处，就这样折腾了一整天。到了晚上我肚子疼痛难忍，那时我有十天没大便了，大便阻在肛门下不来。史凤友要给我打点滴呢，我告诉他，我是不会让你们打针的，我修炼六年了，身体健康，没有任何病，没打过一针。因为此时我已识破了他们的手段，灌食都能把人害成这样，打针还不定搞成什么样呢。

“同一首歌”是洗脑转化的标志

除了体罚还有威胁、恐吓。例如刚来的第四天头一次灌食后，劝说吃饭我不从，就被一“帮教”用空饮料瓶敲打额头，被威胁将被收拾，还曾被威胁送劳教、判刑。再不“转化”将被送到大沙漠，一个自生自灭的地方。有时会有一个人莫名其妙的斥责我一顿；有时满屋子的人对我集体起哄，言语龌龊等等；有时还性侮辱恐吓。硬的不行有时也来软的，轻松的进行哄骗。他们费尽心机，察言观色，只要能“转化”。

每有从解教出班“转化”的人，全体都要在走廊里举行仪式，同唱“同一首歌”送行，并进行录像。这时我坚决不出屋，他们对我也就例外不强求了。

还曾让人给我唱歌，唱现代京剧，还请我跳交谊舞，我问你们这里半军事化管理，还允许跳交谊舞吗？他们说我特殊，我表示这些东西我都不喜欢，我就爱好打坐炼功。包夹每天早晨练太极拳，有时还给我念现代养生知识，我表示我修炼人就用不着这些东西了。而就我而言，无论他们对我好，对我坏，我都不动心，而是善待他们，我同情他们被胁迫的处境，但我坚持真、善、忍真理不可改变。我想唤醒他们，可我感到，他们害怕清醒，他们麻木自己不想清醒，因为清醒使他们良心自责，感到痛苦，感到生不如死。可悲呀，好端端的人被“转化”成这样子了。

后期我处于昏睡状态，直到有一天我头痛，感到脑血管出血了似的，于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三日我被单位请了急救医生护送到家。历经一个多月的洗脑，对我的身体造成的伤害很大，大量掉头发，开始长白发，跑跳会导致大小便失禁，下肢抽筋，神经知觉差。

修炼后一篇短文看几遍能记得差不多少，从洗脑班出来后，我记忆力减退，骨骼伤害也很大，两颗牙齿里面变空，颈椎喀咔作响，左上肢肩周痛、麻。

今天写出这段经历，是希望人们认清邪恶，远离邪恶。古语说的好啊，三尺头上有神灵，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我想更多的细节，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从上到下，相当单位部门众多的主动、被动、直接、间接参与者们都是这场迫害的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