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年（农历）十二月份我上北京上访，被非法抓走。同时被抓的还有同修魏安月，樊永成，马跃芬，路凤兰，郭群英，贾得录，陈立高等人，都是驻京办事处的人去接，陆续的还有同修，杨成梅，李得香等也被送到驻京办事处，几天后，是金川公司公安处的两人送我们到原地，他们将所有的路费全算在大法弟子身上。大年三十我们被非法关押在戒烟所，十五天后才放回家。

二零零零年八月散发真相资料，被国安局徐斌等人凌晨两点左右骗开家门，在家中遭绑架。恐吓后，开始抄家，抢走《转法轮》、《法轮佛法（在新加坡法会上讲法）》等大法书籍。

在国安局地下室，开始非法审讯我，我一五一十的把我所做的一切全告诉了他们（当时的悟性：怕啥，我敢做为什么不敢说，实话实说）。他们让我说出同修的名字，我没说，他们就把我胳膊拉到有靠背的凳子后面，双手铐起来，就走了。过了不知多长时间，他们進来看到我全身发抖，才拿掉手铐，胳膊，手都肿了，呈黑紫色，失去知觉，左手大拇指一个多月后才恢复正常。

在三十六个小时的折磨下，终因自己学法不深，和先前一样的悟法，说出了一个同修的名字，此同修因我也被迫害。徐斌让我给他们当内线，被我拒绝，后来被非法关押在当地拘留所。一起关押的还有：何斌英，杜雪春，杨成梅，王爱玲，王淑花，赵凤莲（已迫害致死）等，三个多月后回家，才知孟家贤让我家属交两千元钱（后力争退回），说是“取保候审”。

拘留所出来一个月后，家中来了两人（名字不详），让我跟他们到滨河路派出所谈谈，我又被他们骗到了派出所，被骗去的有好几位同修，没有任何手续，他们把我们非法关押到拘留所，被非法关押的有：赵凤连（已迫害致死），侯有芳（已迫害致死），王爱玲，王淑花，杨成梅，刘桂花，郭群英，白淑芳等人，我们绝食反迫害，狱警把我和其他几位同修转到戒烟所，其余同修在拘留所分别灌食迫害。

蔡建军和另一狱警（名字不详）和几个犯人把我全身大字形按倒在床上，有按头的，两胳膊分别一人按住，还有按腿的，有捏鼻子的，其余几个人灌食迫害。几天后，我被非法劳教，是公安分局孟家贤，李新华非法押送我们（共十几位同修）的。到平安台第一劳教所七大队门前，孟家贤对我们说：“你们進去吧，路凤兰，朱兰秀，李得香她们都在里面，天天炼功，环境相当好”。

我被非法关押在一中队二组。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江氏集团用最卑鄙的手段“天安门自焚伪案”栽赃陷害法轮功，劳教所这人间地狱是江氏集团的第一帮凶，恶警让全中队的人看电视，指使两包夹（每一个法轮功学员有两包夹）监督不让法轮功学员低头，看后恶警让每个法轮功学员写“思想汇报”我写了一份证实法的材料，包夹看后，还在全组人面前念。

第二天，他们就让我到一组（严管组），和我一起的同修有：张玉霞（甘肃省第二劳教所干警，马蕊玲（白银），孔维霞（兰州），方剑萍（兰州），李玉（六十多岁大学生，甘肃庆阳），何斌英（金昌市），段小燕。恶警说我们是“顽固份子”，集中力量迫害我们，全中队的脏活、累活全由一组干，而一组的吸毒犯把难干的、脏累的活全压在我们法轮功学员身上，每天超负荷的奴役劳动，任务超量完成也不放过我们。

他们一个个给我们排了队，开始所谓的“转化”。恶警指使吸毒犯故意刁难，任意打骂，长时间剥夺我们的睡眠权。恶警（谷艳玲）指使吸毒犯：“你们把社会上学的最毒辣的招使出来对付她们（我们）。让我写：“三书”，我不写，逼着让我看诋毁大法的书，并且让我大声念出来，我不配合它们。

组长（吸毒犯）外号叫“抖抖”，此人每次迫害法轮功学员后，全身抖个不停，又是个同性恋。她用脚后跟踩我双手，脚踩在我手上，使劲转碾，双手抓着我的头发往桌子上磕，拳头在我天门上猛打，立刻打出了一个拳头般大的包，还用二寸长缝被子用的针在我胳膊，手上狠扎，折磨了大半天也没达到目地，他们就继续剥夺我睡眠权，九天九夜不让我睡觉。我邪悟了，做了对不起师尊，对不起大法的事，向他们妥协了。一个月后反悔，恶警指使二组组长（吸毒犯）经常拳打脚踢，打的我鼻青脸肿，他们还把我弄到号室后面迫害，两犯人不停地在我右大腿部狠踢，整个一条大腿呈黑紫色、肿的发亮。打完后他们给恶警汇报说；“此人我们没有办法，你们另想招吧。”就这样不停地折磨我二十多天后。他们让我写，说：“你怎么想的就怎么写。”我写了几页证实大法的资料，最后还劝善，吸毒犯（组长）看后说：“你死定了。”

恶警（谷艳玲）在她原来的办公室（专门迫害一中队大法弟子的场所，在这之前是在菜窖迫害法轮功学员）对我说：“我要让你看看是共产党的手段厉害，还是你法轮功厉害。”说着就把我背吊铐在窗户上，两脚离地，他们写好的一张纸上全是辱骂师父，诽谤大法的话。你要想从上面（吊起来）下来，就必须按照他们写的（专门有恶警安排一犯人），你全回答“是”才肯放你下来。我承受不了这非人的折磨（迫害），又邪悟了，配合了邪恶。又做了对不起师尊的事。

在吊我之前，景泰县同修（王连珍）吊了几个小时，大小便失禁，胳膊被吊残。每星期大法弟子必须要写思想汇报，所谓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必须要写上：“跟师父（要写师父的名字）彻底决裂，跟法轮功（×教）彻底决裂。每月专门对法轮功学员要考核，如不按照她们的要求答题，包夹，组长（犯人）轮番在肉体上精神上加重迫害。他们还在总部让大队犯人，法轮功学员参加看一场表演，小丑在台上诋毁大法，污辱师父的小品。

二零零二年六月份，我被释放回家，九月份左右宝林里派出所的片警谢小峰、陶永前还有两人（名字不详）到我家，让我给他们签字，我不签，并问我要收回“解教书”，我没配合他们。过了几天，谢、陶（原来在兰州路派出所就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二人到我家说：“所长要跟我谈谈”。这次我又错了，配合了邪恶，又一次被他们绑架到本地戒烟所迫害。

在戒烟所迫害的同修有朱兰秀和另一位同修，恶警听同修说我昏睡了几天口吐血、鼻流血，狱警王某某给号室里的吸毒犯和一些拘留的人说：“今晚不能睡觉，轮流值班，十分钟一探，没气了赶快通知我们，往出拖人”。王还说、上面说了，无论怎样必须要等到“十六大”开完。所长刘立国抓住我脚脖子从床上摔到地下，头磕到暖气片上，从那时至今我脸跳的厉害。他还说：“你跟我们配合好，十六大开完就立刻放你们，如果还这样，就是我请客送礼也要把你弄到劳教所”。

他们指使吸毒犯用针狠扎我小腿，脚心，看我无任何反应，他们才说我的双腿已失去知觉。我吃不進饭，恶警让几个女犯人灌我，她们不敢灌。因迫害了一个多月，我全身皮包骨，无血色，已不象人样了。（这些都是回家后看到的，丈夫见后，哭的很伤心，说我活不了了）。后来他们就让几个男犯人给我灌食迫害，一拘留女对他们说：“人不行了，你们可要小心，灌的不好，死了，他们（恶警）把赃全栽到你们身上，抽大烟进到这里来，可别摊上命案，你们这辈子全完了，你们要考虑好”。他们不敢动我，在旁边叫：“大姐喝口水吧，喝一口，我们也好交差。”这时進来一恶警李某某（拘留所的人称他为发哥），此人是一条色狼，他和几个卖淫女（被拘留的）商量好，并留下他们电话号说：“等你们出去再跟你们联系，你们不能直接给我打电话”。他捏住我的嘴，用撬啤酒瓶的启子直刺我左脸内侧，一块肉已被撬起来，只剩一边连着，血不停的流，一会儿脸就肿起来。李还不罢休，又开始撬我右边脸，在这之前，所长刘还说：“拿开张机（医院妇产科用的一种器具）下上给我灌食，撬我前门牙，撬的满嘴是血，李还说：“这牙怎么跟吸铁石一样，越撬好象越吸到一起。”这时，所长刘進来暗示、“你们可要小心点。”听见有一（拘留的）说：“啊呀！人都这样了，你们还……话还没说完，就被一人恶声止住。

“十六”大开完后，他们才开始放我们，一吸毒犯把我背出了戒烟所大门，公安分局李新华还有一人和司机送我回家。在车上，李新华说：“侯有香你再这样，你的小命就玩完了。”李让司机背我上楼，放我到床上躺好后，听孩子（孩子拿家的钥匙，是他们从学校接回家的）说：“爸中午没回家，我也没吃中午饭，下午到上学时间就上学了。”李新华用公文夹在我天门上使劲拍了一下说：“你为什么不给我签字？”

回家后，宝林里办事处的人员不断骚扰，说是上面说让来看看我。几个月后，他们看我身体恢复正常，办事处主任孙凯香打电话和我丈夫联系好后上我家，他们拿着一张纸也不知写的什么（我没看），让我签字，我回绝他们，另一女（名字不详）从后背拦腰抱住我说：“来，我们几个还让她签不了字。”我很严厉地说：“今天你们哪个敢动我，我立刻把你们告上法庭。”他们立刻松手。派出所开始迫害了我的两片警不断骚扰，他们在我这得不了他们所想要的，就到我丈夫单位找到我丈夫恐吓，因丈夫害怕，配合给他们签了字。

二零零七年一月中旬，宝林里派出所的片警陶永前和办事处的一男一女（名字不详）又到我家所谓的和我谈谈，陶最终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我反问：“你说呢？”陶说：“我说就不炼了。”陶又连续问了几遍炼不炼法轮功，我很严肃地说：“好就炼，不好就不炼。”陶又连续问我丈夫还炼不炼法轮功，我又严厉地说：“炼不炼是我自己的事，和他无任何关系！”我丈夫因惧怕他们，说：“不炼了”。最后让他签字，我制止，丈夫还是签了名。陶要求把电话号码写上，我又制止，丈夫还是把号码写上去了。我给他们讲真相、劝善，陶说：“你说的我记住了，你也得理解我们，我们也没办法，这是上边让做的，要告就告江泽民去。”我说你就不怕清算吗？陶说：“你记住我，要算就清算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