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进行任何审讯，也没有接到判决书，竟将我非法劳教两年。而调遣处明明知道我的情况也竟然接收。后因身体状况越来越糟，左眼也经常疼痛，迫害真相被曝光后，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五月二十五日他们才不得已批准我“所外就医”。

十月十七日又以我“在家期间不看病，不按期汇报，私自离京”等为借口将我第二次绑架。在劳教所的直属医院中检查出我已淋巴癌变 ，在所谓的医院中治疗也无法控制，癌细胞迅速扩散的情况下，才于十一月二十四日要求家属出面为我办理了保外就医。下面是我受迫害的经过：

六一零、国安及派出所编造假证据，对我進行非法抓捕。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上午九点来钟，丈夫外出买菜未归，女婿下了夜班正在睡觉，小外孙刚睡醒。门铃响，我以为是丈夫买菜回来了，就开了门。没想到进来的却是当地六一零办公室专管迫害法轮功的孙玉良和另外两三个我不认识的人。紧接着，国安的、派出所的一拥而入，说有搜查令，让我签字。我说：“我没有犯法，我不签，你们没有权力搜查。”他们说：“有人举报你在××超市前散发护身符。你不签我们也得搜。”然而他所说的这个超市我根本就不知道是哪个。他们径直闯入我的房间，把我珍藏多年的师父讲法、《转法轮》、师父照片等资料都抄出来了，把我准备送给亲戚的护身符和我新买的mp3也抄走了。在这期间，南湖派出所所长杜少峰对我说：“有人举报二零四号楼有法轮功××超市门前散发护身符，我们是有备而来的，时间差不多在两周前。”我说：“我住的是二零三号楼，你们搞错了。”他们说：“没错，你有法轮功的书就没搞错。”事后，他们看到编造的假证据穿帮了，又对我女儿说，举报人可能是记错了楼号，人家知道你们家的什么什么情况，还说，你妈妈还带着一个小孩。事实是，我的外孙女那时还在浙江的奶奶家，三天前因要开学了才回京的。

国安手机上的短讯的内容我和女儿都看了，明明白白写的是二零四号楼。刑拘材料是国安的一个队长写的，他也不问我什么，自顾自的一气写成，然后让我签字。我说：“你们要抓的不是我，我也没犯罪，我不签。”他说：“有话跟预审说去。”在看守所预审时，预审员说他是国保预审大队的。他也没问我什么，我一直给他讲真相，他就一直照抄前一份材料。我告诉他我住在二零三号楼，而不是二零四号楼，他们是执法犯法乱抓人，他只是笑了一下，不说话，也不改。一进调遣处我就声明我是被错抓的，我也没接到劳教通知书，我不承认是劳教人员。他们气势汹汹的说，你炼不炼？你炼就该劳教！直到我第一次被“保外就医”核对家庭住址时，才方方面面认真核对了几次，家中的户口本还看了几次，也确定的确他们得到的举报是关于二零四号楼的，而非我住的二零三号楼。可见所谓举报完全是他们捏造构陷假证据，他们完全是非法抓人。

在我被送看守所之前，有一个例行的体检，当时我的血压高至110—180hg/mm，远非我的正常血压70-110 hg/mm。当时看守所拒收。他们便在一所医院中给我进行输氧，后强行塞进了看守所，而且事后还要求我的家属自己付费。由于高血压，当时我的右眼就几近失明。第二日一早，我就向主管王管教说明了情况要求进行检查。但他们一直以所内无专科医生为由不与理睬。后到了超期羁押三十七天时我开始绝食抗议非法迫害，他们却在第四十四天时把我转到治拘（治安拘留）。准备送劳教的大法弟子都被关在那里。在治拘也有一次简单的例行检查，当时确定我的右眼已无光感。在没有任何审讯、法律程序及相关手续的情况下强行将我送劳教，送至北京市劳动教养人员调遣处。可家属直到现在也未收到任何通知。

在调遣处也有一个例行的体检，当时查出右眼已近失明，还强迫我每天坐在最前排最中间看大屏幕电视，甚至连闭眼休息一下也不允许。结果左眼视力也急剧下降，出现青光眼症状。即使如此，他们还强迫我每天坐板十多个小时。这是也查出我的左腋下淋巴结节变异，这是在看守所生活环境恶劣、睡觉空间狭小、被别人压伤所致。以我当时的健康情况，是完全不符合按照劳动教养的有关条例和规定的，可他们却违规擅自接受了我，可见政府各部门在对待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的问题上，根本不讲什么程序，什么法律，什么人权，只要你是大法弟子，似乎怎样对你都不为过。

后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才被送到同仁医院的眼科进行检查，确诊为青光眼，眼底神经已萎缩，已不可治愈。而且全身肌肉、筋骨剧痛，甚至连呼吸都牵带着痛。在这种情况下，加上我的家属天天也在向当地派出所要人，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办了保外就医后回家。之后，只经过四个半月的学法炼功，我的身体已不再疼痛。

但十月十七日，恶警又以“在家期间不看病，不按期汇报，私自离京”等借口将我第二次绑架。说“绑架”是事实：他们找了一个家中没人在的时候，就在我开门的瞬间给我戴上手铐，四、五个警察将我抬起就走，不允许我穿外衣，不允许穿鞋子，也不允许带钱，押上车直接关进隔离室。那时的北京正值转冷，隔离室又处阴面，我衣着单薄，睡在水泥地上的床板上，而家人根本不知我被绑架时的实际情况，怎么也没想到我是身无分文又衣着单薄就被绑架了。我几次要求给家人打电话都被拒绝。家人给领头绑架的一个孙姓警官打电话询问情况，问如何送钱物，也被告知不需要。两周内，我的身体状况急剧下降，身体剧痛、咳血。后在包夹的要求下才被送到医院检查。当时团河医院已无法收治，又被送到天堂河医院病教队住院治疗。经过多次检查，发现腋下肿块不但没有缩小而且迅速增大、增多。他们外请医生做了穿刺检查，后通知家人给我办保外就医的手续，并几次催促我住院做手术，后在我几经盘问下才告诉我检查结果是：淋巴癌。

这就是我两次无端被送进调遣处（看守所）的经历。

现在学法炼功，肿块已被控制，在逐渐缩小；眼睛也不再疼痛，只是从第二次被绑架到调遣处隔离室几天后就产生的身体剧痛却一直折磨着我。现在甚至生活都不能自理。即便如此，派遣处的工作人员还不断的到家中来调查和骚扰并要求家人每周都打电话“汇报情况”。一到“敏感日”就打电话威胁。

我想在任何法治国家，我都可以将策划和参与这两次绑架事件的相关人员和政府部门送上法庭，但在中国，哪里是被害人讲话的场所？我只能借此提醒那些参与者，你所做的一切神都看着呢，对于一个年近六十，足可以做你们其中任何一个的母亲、天天用真善忍要求自己的老太太，你们居然可以下此狠手！我现在躺在床上，连动一下都非常困难了，你们竟还要求我的家属每周跟你们“汇报”什么“情况”。实在是天理难容！

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管理科：小孙：010-89197769
李科长：010-61291199-8120（8221）
北京朝阳区看守所：65767711转430（4）（5，6，7，8，9）
朝阳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机动队：10-8595-3550
朝阳区望京610办公室 孙玉良：64703108；13671205598
望京南湖派出所 杜少峰：010-84712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