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在费城道德学社演讲

费城道德学社领牧理察德•肯尼致开幕词

研讨会演讲者（左起）：张而平、托司顿•萃博士、斯笛分·纳匹尔(Stephen Napier)博士和大卫•麦塔斯律师

麦塔斯首先给听众介绍了他参与此事的来龙去脉。自大纪元时报披露中共苏家屯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后，在听取了作证军医的前妻的证词以及对此的怀疑论点之后，麦塔斯和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决定接手开展调查。调查之初，他们实际上是想证明，这些针对法轮功学员犯罪的指控是不真实的。

麦塔斯强调，此类调查的基本方法，通常需要两个独立的证人对同一件事情做出相同的判断。但在活摘器官这件事上，这是做不到的。因为受害人已经被盗取器官、被谋杀、尸体被火化，不能作证；参与的医生也显然不肯作证。因此，他们采用了十几种“证实”和“反证”的方法，来调查这件事情。正象麦塔斯和乔高在他们发表的调查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所有证实的方法都揭露出更深层、更直接的证据支持指控，所有反证的方法都最后不能提出有力的反驳证据。加上他们对中共统治下，医疗系统的资金缺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军队的参与、以前监狱死刑犯被摘取器官的历史、每年两千的死刑犯何以提供一万起器官移植、为何在世界其它各国都是病人等器官、而唯独在中国是器官等病人、对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强制验血、及对大陆医院电话问询的录音证据等等，经过全面的证据分析，麦塔斯和乔高作出结论说，活摘器官的指控是真实的。

纽约亚洲研究会执行主任张而平向听众介绍了法轮功的基本情况，以及中共近八年的持续迫害。“美国医生反对活摘器官联合会”代表托司顿•萃（Torsten Trey）博士提供了该组织自己进行的一系列调查。他指出，中国一个城市的一个医院所做的器官移植手术，就比整个德国的手术还多。一个中国人在反驳托司顿•萃的论点时说，中国人肝炎特别多，所以器官移植多是正常的。而托司顿•萃指出，这个说法恰恰说明，中国人因为肝炎病患多，合格的肝脏应该不足，做这么多移植恰好是不正常的。美国天主教医学道德中心主席约翰•哈斯（John Haas）博士介绍了美国器官移植的一些基本原则、假定、和实施的严苛标准，以保证不致滥用。

演讲者结束发言后，现场观众被深深震撼。道德学社领牧理察德•肯尼在首先发问时说，“我们都听到了，作为美国人，我们应该怎么办？”

麦塔斯建议人们向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呼吁，向医疗界人士呼吁，广泛传播这件“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的真相。

一名母亲两年前曾经去中国换肝、移植一年后死去的费城记者说，他自己曾为此亲自先去北京为母亲探路。他还说，如果不换肝，五十九岁的母亲可能不会那么快死去。而且，如果他们早知道有这种活体摘取器官的事情存在，可能根本就不会去了。

费城华裔医生方女士向听众介绍说，在中国接受医学培训的她，仍然记得她们在第一次接收到新鲜的尸体供解剖研究时，根本没有丝毫对尸体的尊重，她是因为来美国继续学业之后，才有所改变而具有了人道主义的认识。她认为在中国，这种情况根本没有改变，活体摘取器官在中国医疗界有其生存的土壤。

研讨会结束后，许多听众仍然围绕着麦塔斯以及其他发言人，继续问询和讨论，表示他们的愤慨、同情、和震惊，直到麦塔斯不得不离去、赶赴回加拿大的飞机。

父母来自广东的约瑟夫•凌（JOSEPH LUNG）说：“今天的报告让我知道了发生了很多不应该发生的事。中国政府（中共）做得太残忍了。当我读着这些报告，我在流泪。很难相信上千人被活摘器官。希特勒当年在德国对犹太人屠杀，而中国正在对它自己的人民屠杀，这真的是非常错误的！”

宾大医学院生物伦理学访问学者王从恕博士说：“很高兴有机会来听报告，讲的很好。以前听说过的器官移植，但没想到情况这么严重，并且从法轮功学员身上直接取得。”

费城大学城回顾报（University City Review）自由撰稿人AISHA MHMED说；“我在想美国人能帮做什么？怎么让人知道真相？很清楚这事在发生，这是人权迫害。虽然我不是第一次听到，但好象媒体被其它人权问题，象伊拉克、苏丹等所吸引，活摘器官并没有成为普遍关注的话题。”

费城道德学社是美国道德联盟（American Ethical Union）的团体会员，是一个宗教性的组织，其成员是一群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