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家看守所的迫害

我离开学校是一九九九年七月十日，七月二十日中共以江泽民为代表的邪恶集团开始镇压法轮功，电视广播铺天盖地诬陷师父和法轮功。为了证实大法还师父清白，七月二十日我与一些大法弟子在大连市政府门前反映情况，被警察驱赶、殴打，带到车上拉到一个很偏僻的不知名的学校，没饭吃，晚十点多警察逼迫每个人都将姓名、地址记录后放回。

为抵制谎言、迫害，九九年八月九日，七、八个同修在海茂五二三厂小学校园内集体炼功，海茂派出所以王国玉为首的警察将我们抓到派出所，拘留在姚家看守所共七天，我坚持炼功，被戴上一种他们称为地牢的刑具，已经生锈，他们自己也说很久也没有人用过了，我两手两脚被固定在一个日字形的框子里，躺不下，站不起，想移动位置的时候，手腕和脚脖子就被磨得很厉害，只一天一夜就浑身哆嗦。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大妈也被上了这种刑，因为她修炼人显得很年轻，当时她来月经了，弄得一地血，警察还骂她。

同时被关的还有我姐姐潘岭，她与另一名同修被背对背铐在一起，两副铐子绞在一起，一个人要上厕所，另一个人就要配合行动，有时被扯得很痛。

当时整个一层楼里都非法关满了大法弟子，横七竖八地排着。男女警察及犯人见到大法弟子背法就打，一个或者两个人监视一个大法弟子。因为行动不便，为了减少麻烦，大家几乎不吃饭或者少吃饭，晚上也没有一点铺盖。

我七天后回家，才知道派出所到我家非法抄家，几乎抢走了我所有的大法书籍，家中人很是恐慌。

一九九九年十月末，我去北京上访，刚到天安门，就有士兵问我是干啥的，我说我是法轮功修炼者，要到信访办上访，就被带到前门派出所，因为他们不给解决问题，只是询问大法弟子的姓名、地址，然后遣返关押，所以我拒绝报姓名、地址，他们将我的一只手从肩上，一只手从腰下面在后背用手铐铐上，过二十分钟左右松开后再问，问完后再铐，反复几次，我的手青紫麻木。他们又将我双手铐吊起来，绳子固定在铁笼子上，我用力时才能脚尖着地，恶警将门关上，灯也关上，所有人都离开了，当时觉的好象自己在变形，四分五裂，不知多久才放下来，折腾一晚上，到凌晨时才让我休息一下，我的手才能慢慢动起来。

恶警欺骗我说，如果我把姓名说出来，他们就把在派出所抄到的大法书都让我拿走，能拿多少，拿多少，否则要毁书，我就说了姓名，他们立即将我拉到大连驻京警察所在地，然后押回大连关在金州看守所。

金州看守所伙食极差，一个很硬的玉米饼和一个咸萝卜片就是一顿饭，没有足够的时间、也不能随意大小便，有的人就便秘。六天后，恶警不通知家属，就将我劫持到马三家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

马三家劳教所的迫害

在马三家教养院，我遭受被监控、殴打、强体力超时劳役、体罚、电棍、不让睡觉、冷冻等方式折磨，恶警达不到目的后，王乃民、王素征、张秀荣、黄海燕将师父像片放到地上，将人抬起来压在师父的像片上，用脚踩着不让动，又用了电棍，让骂老师和大法。企图从精神上摧垮大法弟子。在高强度压力下，我妥协过，这让我感到活着没有任何意义。我知道作为一名修炼者自杀是有罪的，但要摆脱当时的困境，我曾经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反抗迫害，但是没有成功。恶警所长苏境在我刚“转化”时找我谈话，我就将这一切说出来了，他们想将我“树立”成一个典型上电视欺骗世人的计划没能得逞。

我写了一封信《我的自白书》，表明我坚定修炼的信心。拿给恶警大队长王乃民。得到的结果是加期三个月，并说我有精神病，拉到医院，开了四百余元的药（全部自费）强制服用，我找王乃民说我没病，为何让我吃这种药，她说：“你睡眠不好。”我说：“睡眠不好，也不能吃这种药。”其实我常常被剥夺了正常睡觉时间。她说：“这药很贵。”我说：“吃完很不舒服。”她说：“你想干啥，就干啥，躺着、睡着都行，但得吃药。”几个已“转化”的人将我摁在一个木板上，有人骑在我的身上，捏住我的鼻子在我呼吸不畅的时候，一张嘴呼吸就将药灌到我的嘴里，弄得衣服上都是。我常感到腿脚发飘，站不稳。她们说“转化”了就没事了。当时大法弟子苏菊珍也被灌药了。

三个月后，我没“转化”，院里发话要无限期关押直到“转化”，或者判刑送大北监狱。在家人努力营救下，我在超期关押4个月后保外就医，2001年2月离开马三家。

被劫持到大连教养院

二零零一年六月份，我与姐姐在大连东财校园内讲真相被保安、警察抓捕，送姚家看守所，因为我不认错，管教队长吕一妹将我两手、两脚分别铐上，手脚之间连根短链，链的一端固定在床板上，身体一直呈卷曲状态，正常规定最多十四天，超期对身体有害，我被铐了四十天。我两次绝食抗议迫害，狱医带人灌进大量浓盐水和粥，共十四天，恶警将我劫持到大连教养院，因体检不合格，那时我站都站不稳，扶墙一点点挪，十五天后我被释放。

道德沦丧的社会排斥好人

每次的关押都给我带来刻骨铭心的伤害，工作没有了，身体很虚、疲劳，打不起精神，家里人的不满，社会上人们的疏远。从看守所出来不久，我参加了主治医师的考试，过关了。我知道如果不是镇压，我会成为铁路医院这样正规医院的医生，练就一身扎实的基本功，为人民服务。可这些作为普通人正常的生存权都成了奢望。

回家后，我在我家开的智强网苑工作，海茂派出所说修炼法轮功的不能开网吧，没办法就关掉了。

因为讲真相、坚持信仰，多次被关押，造成我被多个单位非法开除：大连甘井区医院、大连市大连湾地区医院、大连甘井区北市集团医院、南关岭地区医院、大连新世纪医院、大连开发区医院及大连牟氏医院，这些医院的领导与我谈话多数让我放弃修炼，派人监视我不准我与人谈论法轮功，怕被罚款、怕影响奖金、怕警察来查。

也有的是因为我被非法关押而自动解除聘用关系，比如在大连北市集团医院时，张院长因我修炼法轮功而将我的学习机会让给别人，他说培养我将来被抓了，不如培养一个护士，过年时，我唱了一首大法真相歌曲，就把我开除了。我曾在开发区医院急诊部做一二零医生，与一个司机接患者，患者曾给了三百元钱，司机要与我私分，我说我是法轮功学员，从不要药品回扣和不正当的钱，就没答应，他向院长李学忠报告我修炼法轮功，院长、院办来人让我写认识，我不写，他们让我离开了。中共的邪恶统治使人们道德沦丧，排斥好人。当时急诊科主任张惜莲见证了这一切

恶党要肉体销毁坚定的修炼者

二零零四年四月五日，开发区派出所警察刘辉等十余人将我在开发区东特门诊宿舍中绑架。为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我被迫绝食，恶警把我按在椅子上灌食，食物里面还有药、盐，味道很刺激，不灌还好，灌完就恶心，天旋地转，王医生说是痢特灵，怕我拉肚子，但是这种行为很让人感到奇怪、让人生疑。十天后我出现肾衰症状，刘辉让我妈妈拿五千元接人，妈妈见人好象不行了，就不答应接人，他连钱也没敢要就走了。

二零零五年七月，罗干来大连，以陈欣为首的国安特务对大法弟子电话监控、跟踪、绑架，在下班路上绑架了我、我的朋友田耘海、孙立文、臧连梅等。恶警为此会得到奖金、提升，但最后他们为此会毁掉自己。

在看守所，我不吃、不喝，也很少睡觉。当时管教为王涛，她让苏医生给我灌食时，将管子插到气管里，食物都喷出来了，当时我听到天忽然下起大雨，别的什么也听不见，因窒息而觉的死亡的临近，当我被送回室里，大雨就停了。我向孟所长、王涛管教和我能见到的负责人反映情况，面对这样的医疗事故，却没人管。

大法弟子迟玉莲、李秀梅被灌食后死亡，我想今天我要是挺不过去，恐怕得到的也是一个跟大法弟子迟玉莲、李秀梅一样的所谓“因病死亡”通知证明。隔天苏医生又给我灌食，并将管子粘头发上，手脚固定，当我答应少量进食时，我的胃、口已受到严重损伤，十五天后我被家人接走。

我去甘井子检察院提出对看守所草菅人命进行调查，并寻求保护，人们一听都不管。

我的同修被迫害的情况

我的朋友田耘海被甘井子检察院、甘井子法院以审判长王丽娟为首的法庭非法判刑10年，劫持到盘锦监狱一监区六大队。田耘海因阻止恶警打大法弟子而被以张国林、吴风刚为首的恶警以殴打并被用电棍、老虎凳等酷刑折磨，穿单薄的衣服绑在铁椅子上达五十余天。田耘海为抵制迫害非法关押已绝食多月（从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九日开始），张国林不让家人正常接见他，说死了白死。田耘海目前已被转入五监区病监，病监负责人张慧宇队长也称目前田耘海是越来越弱了，院长张亚伟、狱医高俊满采用强制性灌食、输液，但都说不能保证其生命安全。田耘海目前走不动，只能由人背着，说不出话。

我去找狱政科科长胡美发，他找新生分局的人威胁我，搜查我带的包，企图抓人，我坚决抵制，经人调解才幸免被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牟氏医院院长刘汝霖多次找我谈话，逼我放弃修炼，我没答应，最后他就将我除名了。

大法弟子孙立文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大连教养院，臧连梅被非法关押在沈阳监狱城，他们都很坚定。

因为曾经被跟踪过，同修在路上见到我只能与我对视一下。因为多次关押，目前我的身体不如以前，右边身体是麻的，体力、体重都没恢复。当地派出所、街道还常到我家骚扰，找家属签字，填表格，否则就会抓人，家人都害怕，发脾气。

红色恐怖弥漫中国，我知道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随时都面临着被绑架、被迫害送进监狱酷刑折磨，死亡，甚至被送到类似沈阳苏家屯的秘密集中营活体摘取器官。

我的姐姐于二零零五年末去日本，我想去看她，办出国手续办不成，要到派出所、街道开所谓“不修炼的证明”，我曾问他们：“为啥不让去？”他们说不出来，也说不明白，其实他们怕我把监狱中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的情况向世人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