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就在这天上午，得到的消息却是邪党政权全面迫害已经开始，长春一些辅导员已经被抓。我心里感到茫然，但还有些不相信这些消息。“怎么会呢？一定是政府搞错了”。

一、上访证实大法

身边的功友说咱们到省政府说理去，我和同单位一个功友打出租车到长春时已经是半夜了。省政府周围人山人海，但秩序很好。我俩找到一些认识的功友并坐了下来，听一个人说，他们县就来了七、八千人。第二天上午，武警开始行动，拖拽、打功友，把人一车车拉走。我们被拉到郊区一个警察学校的大操场上暴晒到下午3点，广播不断播放镇压的公告，武警一步一岗荷枪实弹，那架势好象是一场战争要发生。我这才开始真正相信：政府疯了，迫害真的开始了。

那时，被拉到操场的弟子有数千人，在那里我看到了自己与功友的差距。长春大法弟子能背很多师父的法，可我那时连《论语》还背不全。当广播播放造谣大法的事实时，有一位年轻的男功友立即站起来说：“全是诬蔑……”，还没等我看清时，他就被一帮武装警察给打倒了。又有功友站起来说“不许打人……”，也被打倒了。那时我没勇气站出来，只有伤心，心里茫然不知所措。

从长春回来后，主管局的书记让我俩写保证，我俩就给他讲得法后的受益。同修原来是单位有名的病秧子，腰间盘突出严重，走路缓慢，各种小病不断，常年离不开药；修炼后，短短几个月，简直象换了一个人一样。她讲完后，书记问我，“她身体受益，那你呢？”我就讲我的受益情况。在我俩真诚的谈话中，书记也说出了他的心里话：“其实我也想练来着，可是共产党掌握国家机器说了算，我们也没办法呀，你俩还是写个保证让我交差，自己偷着在家练”。我俩抹不开情面，于是文字游戏般写了一份似是而非的保证书，那时不仅不知这给自己的人格和修炼抹了黑，还庆幸以为自己长春也去了，就算过了这一关。

当时，在那铺天盖地的谎言中，真是有种喘不过来气的感觉，我自己也不断在反思、在衡量。丈夫打开电视并对我说：你还是看看吧。电视正在播放官方谣言，我对丈夫说“你看电视播放天大的谎言，《转法轮》是师父把几个班讲法整理写成书，师父的当场录音还在，他们就敢撒这么大的谎？看来流氓真是什么新闻都能编得出来了，已经不择手段了。电视谎言越播，我越是相信大法。”看我这样，丈夫索性关掉电视不让我看了。那段日子，真是沉浸在悲哀中，除了学法外，自己不知道怎样做。

二、散发真相资料

到2000年7月份，我县已有一些功友先后从北京回来被非法劳教，也有精進的弟子开始做真相资料散发，我也在功友的带动下，开始出去散发真相资料。刚开始的时候怕心少，也不懂得安全。

记得有一次，我同两位功友想去农村散发资料，因我丈夫有个小汽车，就和我丈夫商量，让他带我们去。但他没有驾驶证而且技术也不熟练。他虽然不是炼功人，但很爽快答应了。清晨，我们很早就出发了，他把我们送到村屯入口处等我们，我们步行進入村庄。由于第一次到农村发资料，没想到一户户距离很远。加上道路不熟悉，经常迷失方向，我们累得筋疲力尽才发放出几百份，而我们带了几千份资料。后来我丈夫建议，这样什么时候能发完呢？干脆我慢慢开车，你们也别下去了，就在车上发。这样咱们去的地方多，而且也快。这样我们一路下来，几乎这个小镇一侧的农村我们都走到了，回来已经是下午五点了。

后来才知道，在我们刚发两三个屯的时候，公安局就已经接到举报，警车一直在后面追我们。那天路特别滑，农村的路没人扫雪，还特别窄，我们只能沿着已碾压过的车轮迹走，而且我丈夫开车技术不是很好。可他们就是没追上我们。现在想来，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呵护，怎能闯过那次的险关。现在才明白，没有怕心，光有热情，不理智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

那时，我县大部份功友已从开始不知该怎样做，到都走出来做真相资料了，而且有的功友以不同的方式证实着法。有一功友看起来挺瘦弱的，自己拿着录音机，清晨爬到好几十米高的广播塔上播放，那时也不懂那么多技术，得在上面把声音放出来才能再往下爬，功友也安全的走开了。镇里好多人都以为是给法轮功平反了，说那是世界法轮大法电台播的（实际功友播放的是法轮大法电台首播内容）。这一举动又给功友很大的鼓舞。

三、上访被劫持

到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份很多功友都要去北京上访了。我和单位同修也商量着要去，她问我：你为什么想去？我说我觉的是大法弟子就该站出来证实法了。就在我俩商量着要去还没有定下来时间走，全县公安、县委已经搞的很紧张了，单位一把手开始找我俩，让我俩写保证。在这之前我俩一直没向他讲过真相，有书记在，他也一直没过问过我俩的事，因我俩在单位无论工作、还是为人，是全单位公认最好的。他平时很放心我俩。单位一把手以狂傲和在政界有点小势力自居，单位职工都很怕他，向来他说怎样就得怎样做，没人敢反驳他。这次他也满以为我俩会无条件的顺从。我俩给他讲真相，他听不進去，他问我还炼吗？我不大不小的一声回答“炼”。他激怒的说：“这样的话以后别让我听见，反正一句话，不写保证就别来上班了。”他小看了修炼人在法中修出来的坚强意志。我和同修商量：没地方说理去，只有去北京。这样我俩决定了。

还没有到达北京，我俩在火车站就被邪党人员非法抓了，被劫持回来。在拘留所里，同修家人托人找关系的，她四、五天就出去了。我在拘留所里面心里没有太大的起伏，每天我都背法，向拘留所里的工作人员及犯人讲真相。很多人都说：就你这么坚持，肯定得去劳教。我说：谁说了也不算，只有师父说了算。

到二零零一年元月二、三日的时候，就有大批的功友从北京被邪党人员劫持回来，看守所一搁不下了，就有一批功友被送到拘留所来。有的功友進来就开始绝食，有的讲述她们在北京的遭遇。有一未婚的年轻女功友，被打的遍体鳞伤，脸肿的不象样，眼睛都模糊看不清了。我还没悟到该绝食，依然吃饭。到第二天又有一功友在看守所被打的遍体鳞伤转到拘留所来了，她说看守所功友都已集体绝食了，我们是个整体，必须一起反对这场迫害。这是我在拘留所只差一天就到十五天了，所长同我说：这些天你看我们对你还不错，你就别跟她们闹啦，人又不是我们打的，明天你就到日子啦。 我说：要走都得走，全部放人。他又说：那我可管不了那些，我只执行命令。有同修偷偷劝我：那可能你就该走了，出去把里面的情况告诉在家的功友，给邪恶曝光。

这么多人的绝食，公安局已经乱成一团了，无暇顾及我了。我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中出来了。出来后功友都觉的奇怪，公安局怎么什么也没让写也没说就放人了。我把里面的情况告诉了外面在家的功友，也把里面的情况写成真相资料给邪恶曝光。外面的功友又组织了一次集体去公安局上访要人。可惜当时法理悟的很浅，没能坚持下去，结果是好几十人被非法劳教。在我还没出来的时候，单位就已经开会把我和同修开除了。

四、打工、回单位讲真相

二零零一年五月，我去了外地打工，在工地做施工技术工作。由于工作这些年不是干的本专业，已经把大学所学的专业课都忘记了，又没有实践经验，工作起来很费力。但我觉的大法弟子走到哪里都该是个好人，在工作上也不例外。所以我起早贪黑的把精力都用在了工作上，很快得到了周围人的认可。这时候我再开始给他们讲真相，大部份人都能接受了。工地施工期间本来就加班加点，再加上我技术的不熟练，我又什么都想做好，每天都要工作到很晚很晚。这样使得我学法少了，炼功就更少了。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七、八个月，不知不觉中我已离法越来越远了。这期间，有一位男同事，我俩工作需要互相联系的太多，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很感谢他，又给他讲真相，他也能接受。当我发现他对我有意时，我也没有严词拒绝他，同他尽可能保持距离。可慢慢发展到了他愿意放弃已有的家庭同我结婚时，我自己却已经掉進情里不能自拔了。最后我告诉他：“法轮大法已注入我整个血脉，没有大法，我无法活下去，所以我们必须结束这不正当的关系。”虽说后来我在痛苦的挣扎选择中还是选择了大法，走回来了，可这却是我修炼中永远抹不掉的污点。这个污点令我每每想起都无脸面对师父的法像。所以这里我想对功友说：千万吸取我的教训，别走错了路。在修炼的路上我重重的摔了一跤，很惨也很痛。

到二零零二年一月份，我县邪党人员已办了几次洗脑班迫害大法弟子，原单位虽然说给我和另外一名同修开除了，可县里还是三番五次的找单位让我俩参加洗脑班。那时对我俩的开除，单位的人议论的沸沸扬扬，单位一把手对自己极尽功利的把我俩开除，并没得到上级的赏识，他也似乎受到了良心的谴责。对参加洗脑班，他似乎给自己找一个台阶，极其卖力的找我俩参加洗脑班，并说参加了就给我俩恢复工作，我俩坚决抵制不参加。他被我俩坚决的态度震慑了，非常想同我俩谈谈。我和同修商量着该给他讲真相了。当他看到我俩一年来丝毫没被物质与精神上的压力压垮，而且精神焕发、满面笑容的出现在他面前时，他都惊呆了，只说了一句：别来无恙。这次同他讲真相，他没再说什么，只是说：“象你俩这样的好人被开除了，我也于心不忍，我要调离工作了，希望你俩能写份保证回来，我给你俩补发工资。”我俩态度也很坚决：“想回来工作，但是无条件的。”他没有答应。后来他调离工作走了，单位暂时由书记主持工作。这时单位就有同事建议书记：你看咱单位炼法轮功那俩人多好，你做做好事，在单位新领导没来之前，你同上面做做工作，让她俩上班算了。（在这之前，同修已与书记讲过好多次真相了）书记也真痛快，就照做了。上面的结果是：让我俩暂做临时工，按百分之八十开工资，看表现。对这事我与同修有不同的悟法，她觉的应该去上班，这是我们证实法得到的，证明我们没有做错，到单位还继续证实法呀。我觉的她说的也不错，可又觉的没做到位，凭什么是临时工，还按百分之八十开工资。我就找到书记说：首先我感谢你做出的努力，但临时工和按百分之八十开工资，我不能接受，这还是对我俩的迫害。我要求按百分之百开工资，而且正式工作，不存在暂时之说。

就这样单位同修二零零二年五月份开始上班了，我还在外地打工维持生活。这时，我已能多学法、炼功了，又从新爬起来在法中修了。技术也比以前过硬了，老板又给我增加工资并重用我。到二零零二年八月份原单位那边新领导上任，他又从新向上级做工作（以前也给他讲过真相），让我回来上班。我觉的自己应该回家乡证实法了，毅然放下了老板给我的丰厚物质条件，回来上班了。

就这样，在别人看来非常邪恶的二零零二年，我俩却都回去上班了。我更加理解了师父在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在华盛顿DC法会上的讲法》中的法：“自身的状态会造成自身感受的不同，有的可能觉的形势是严峻的，对于某些人来讲，可能形势已经变宽松了，对于某些人来讲，可能觉的正是救度世人、讲清真相的大好时机。对法认识、理解的成度不同会感觉到当前的形势的不同，这一切都是针对不同的人心的。做的好的就会改变自己周围的环境，做的差的也会使自己周围的环境随心而变化。”

五、制作真相资料

回来后不再过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我更加努力学法，抓紧补回失去的时光，并找一些身边的功友到我家一起学法、交流，又象回到了刚得法之初，努力精進。这时我地区由于前一段时间资料点被破坏，功友被抓、被判刑，使得证实法的工作处于半停顿状态。同修们得到经文都很困难，更别说得到《明慧周刊》及真相资料了。我就从外地带明慧周刊给本地同修。由于路途远，就半个月取两期周刊，回来后再由同修印制给当地同修看。我又从外地功友那学自己用丝网做真相资料，这样一个小小的家庭资料点就开始运作了。

我自己印完资料，再找一同修与我一起出去到镇里及周边的农村散发，一次只带几十份。我周围有三、四个同修，我轮流的找她们，让她们每周都出去一次，我自己每周出去三、四次。每次一、二个小时也就回来了，要是在镇里散发不远走，有时只半个多小时就做完了。一点也不影响学法，且做什么事情都不影响。不出去的时候在家一个人印制资料，折好包装。自己修口做的也很好，连同我一起出去散发资料的同修也不知道资料的来源，同修也很好，从不过问这些。做的得心应手，同修之间的矛盾也很少，体会到了家庭资料点的如意自在。

后来镇里大的资料点也慢慢运作起来了。大资料点印制的资料质量好，而我自己用丝网做出来的资料容易掉墨，一磨就模糊了，而且大资料点有时资料又有剩余，又考虑到让众生看到的资料质量更好一些，我就不再用丝网做了。为协调人同修B安全考虑，我让她别在家里存放资料，把我们一周要做的资料放在我家，由我整理包装。B同修也考虑我的安全，不让我与大资料点的同修接触，B同修修口也做的特别好。以至我都不知道大资料点的同修是谁。我们几个同修开始慢慢的由开始的几十份增加到一百份、二百份、几百份。走的也越来越远，扩散到附近功友少的镇及周边农村。这时每次出去的时间就长了，有时要七、八个钟头才能回来，有时回来已是后半夜了。这对我们几个有工作的同修来讲，有时显得有些忙乱。但只要能静心学法，状态也都很好，平稳進行。可不能静心学法时，同修之间的矛盾就多了，互相交流也少了。

眼看功友的一些执著在膨胀，却被急于做资料的心掩盖了，其实这时我们就该惊醒了。不能抱着自己的执著不放去做证实大法的工作，更不能用证实大法的工作来代替修炼。开始是B同修与另一同修在买卖房中发生了争吵，大动干戈，给周围邻居及知道的人造成极不好的影响，事后两同修还谁都不认错，干脆说不得。这时我与B同修接触最密切，我却没有给她严厉的指出来，真是像后来有功友批评我说：“就你那轻描淡写的说她，根本不顶用。”这时B同修积攒的执著越来越多，以至于与她丈夫（也是同修，暂称为同修C）俩人也矛盾不断，甚至C要打B.同修C又让我严厉给B指出来。当我同B说时，她哭着向我诉说她的委屈，我的常人心起来了，心软了，还安慰了她，却没在法上考虑，完全用了人心。过后几次想说却碍于情面也没严厉的给他指出来。等到B与单位同事发生争吵，这次我虽给她指出来了，并且让她一定给单位同事道歉，挽回影响。同修B又哭了且很伤心，也认识到了自己的执著，并说不想再做协调工作了。我看到她那样心又软了，这时正是《九评》刚出来，有许多的工作要做，很多事又急需协调人协调。我又劝她去掉执著，该做还得做呀。这时我要能及时查找自己，做到师父说的第三个人看见矛盾都该找自己，一切就该不是现在这种结果。我不但没向内找，却跟同修C说：“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总该给人留点面子，太过的话我也说不出。”还劝同修C增加心的容量，去容纳同修的缺点。可见我的常人心多重了，帮助同修还怕什么呢？即使同修当时不接受生气了，可那不是为同修负责吗？碍于情面维护自己的温文尔雅，多种的常人心呀！

到二零零五年一月，我们地区已经能自己上网下载，不再需要我去外地取周刊了。为减轻大资料点的压力，我把刻录光盘的工作拿到了自己家里做，我就更忙了。那时县里看到《九评》很紧张，有的功友也没有及时在法上认识上来，出去散发《九评》的人很少，大资料点的设备印制资料一百份与一千分的成本几乎无差别，只在纸张的数量上有差别，印制的越少浪费的越大，资料点又不存放资料，有人要多少份就做多少份，整体上配合不好，出现了极不协调的局面。这时就应该多学法向内找，使整体配合上来。而不是个别几个人挑重任，我们几个同修又加大了散发真相资料的力度，每周一百套《九评》，那时一套《九评》是九本小册子，这样一周我们需要做九百份，做到后半夜是常事。同修B与大资料点的矛盾也不断，本地区整体上需要协调的事也配合不上来。我自己虽说忙中学法没落下，在同修间的矛盾中，有时却也出现了心的容量已满，不想再这样做下去的想法。这时我们还没能及时停下来向内找，被常人表面的轰动形式带动了。

其实什么都代替不了修炼的，修炼就该踏踏实实的修。到二零零五年七月同修B、C与另两位同修在散发《九评》时被抓。当天晚上邪恶到我家时，我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中正念闯了出来，资料、设备也无损失。可教训是惨重的，何止是几个功友被抓。功友看到表面形式的严峻，一段时间内怕心重的功友走不出来。正法進程这么迅速，真是不该再出现这么大的漏洞了。我想B同修固然有很多该去掉的执著，可面对这样的同修，我们要能真正的放下自我，少让她做一些工作，多给她一些帮助，而不是在她背后说三道四，那才是对同修的真正负责，不也是对法的负责吗？

我正念闯出后，流离失所了，却没能正念对待这些问题，多向内找找自己，反而误以为自己可能还不错，要不怎能正念闯出呢？面对被抓的同修说出了我，大资料点没受牵连，我有些欣慰，但还用自己认为的善去理解同修，把法的标准都混淆了，怕心也出来了，人心也多了，偶尔的一阵敲门声有时心跳也要加快。这些都导致了邪恶对我迫害形式的加重（后来对我批捕，在网上通缉），并去骚扰我的家人。

这些都没能令我清醒，而是在我背完一遍《转法轮》之后，写此文的过程中才清醒的。我们该有善心，但不该没有正念。我们真该警戒自己的善了，是真的善吗？法是有标准的。古人还讲：勿以恶小而为之呢。至此，我对师父经文《挖根》中的讲法：“在你们的修炼中，我会用一切办法暴露出你们所有的心，从根子上挖掉它。”有了更深的理解，理智正念的对待法，凭感情做事是不行的。

六、家人明白真相

我想再简述一下我家里的情况，我丈夫本人心地善良，但他是个赌徒，爱打架，总爱打抱不平，忍不住，什么事不对心思就出手伤人，但他从不欺负弱者，在这个浊世中也被越染越黑。我俩的婚姻也是伤痕累累，几近崩溃的边缘。可喜的是，这些年在大法的感召下，他已完全改邪归正，不再赌了，思想完全转变了，虽未修炼，却无怨无悔的为大法做了不少工作。有时甚至是很危险的工作，他也愿意去做。他还在他工作的周围讲真相。《九评》刚出来，他就以真名退出恶党组织，他说：“被这个邪党愚弄了这么多年，该清醒了，不求神保不保平安的，都该退。”师父也给他显神迹，记得一次我俩去农村发真相资料，由于不熟悉路，回来时迷路了。漆黑的晚上，一点月光也没有，在穿农村的横垄地时，他说从后面一直有一束光给我们照路。可我却看不见，黑黑的，我只能跟着感觉走，他几次回头看，都找不到光的来源。不知不觉中，我俩走出大地，一看正是回家的路。还有一次晚上，他自己去喷字，他就象有光照在墙上一样，每个笔画他都能看清，喷了一个一人多高的“法轮大法好”。他说过后眼睛很亮，在晚上也能看到很远。对我能从围困的六楼平安而出，他更是相信大法的神奇了。我虽流离失所，他也没有怨言。在证实法的路上，他也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师父一直都管着他、警示他，前几天，他还做梦自己在考场上答卷，最后的考题是回家。

我儿子今年九周岁了，小学五年级。从小他时常与我一起学法，还能背一些师父的法，大法也赋予了他智慧。他非常聪明，且能以神奇的速度阅读文章，在学校也名列前茅，老师都很喜欢他。这个孩子也非常好斗，来了撒野的狂性谁也管不了，但只要用大法的法理去引导他，立即他就会变的乖乖的。他有时还为自己不符合法的行为大哭，恨自己改不掉。现在他已背会《洪吟（二）》，正在通看师父的所有各地讲法，在法中茁壮成长。

参加邪党几十年顽固的老父亲，去年在病危期间（医生说是败血症），只一句“法轮大法好”就挽回了他的生命，当然在得病之前他的思想也在逐渐转变，耿直的老父亲用真名退的党，不细述了。

总之，大法给予我们的，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与大法的感恩，只能继续做好三件事，不负师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