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年七二零大法遭到江氏流氓集团铺天盖地的打压，我们康平县张强镇三棵树村的村干部姜志龙、刘玉成、董明良、孙宝春、王贵、尹百和等人把我们叫到村上，让我们把书交出来，逼问我们：还炼不炼法轮功，并规定三人在一起就算“聚会”，出门得请假，否则就没收承包田。他们还收去我们的身份证，又雇人监视我们几个同修，时不时的把我们弄到村上，强迫我们听恶党诬陷大法的歪理邪说。我们每天都被压的喘不过气来。

在没有任何自由的情况下，二零零零年新年，我和本村的几名大法学员一同去北京上访，想跟中央说明大法真相。可到那一看，根本就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北京，那里更没有我们说话的地方。天安门广场一片恐怖，黑压压的警察、便衣强行把大法学员推上车。见此情景，我们就上前和警察讲真相，他们根本不听，二话不说随即野蛮的把我们推上警车，还一片胡言乱语。

我们被绑架到一个公安分局。恶警强行给我们照像、滚手印，逼问我们是哪来的，并恐吓我们说：不说哪来的，就把你们关到地下室，要不就把你们送到大沙漠里去，让你们有去无回。在我去北京上访后，家里被张强镇派出所所长刘春雨带领几个人非法搜查。强迫我丈夫交出大法书，同时勒索六百元钱，说是伙食费，也没有任何手续。我丈夫向他们要收据，第二天给送来一张白条。

二零零一年三月，我被送到龙山教养院非法劳教二年。

到龙山教养院当天，我们就被流氓式的搜身，强迫我们蹲着，逼迫我们说不学不炼了。女恶警王静慧抬腿就踢人。我们每天吃的是黑不黑，白不白的窝头，带腻虫的萝卜块汤，烂咸菜。恶警让犯人看着我们，坏人看好人。恶人强迫我们坐板，手必须放在膝盖上，身体稍微一动，恶警和犯人上来就是一顿毒打。他们还强迫我们做各种奴工。在那里每时每刻都能听到恶警的叫骂声，我们的精神绷的紧紧的。

十多天以后，他们开始对学员進行强制“转化”：不让睡觉、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让上厕所、飞机式的头顶墙、用牙签往身体上任意乱扎、暴打、电棍电、罚蹲、面墙壁站着、关小号等等，不择手段的残害大法学员。他们见我不“转化”就指使邪悟的人打我，掐我脖子，打的我全身到处是黑紫色，掐的我嗓子不能发音，好几个星期说不出话来。我被迫害的月经失调、小便失禁。那时我身体非常虚弱，走路得靠两个人架着走，如有人说话稍微声大一点，就被吓的立即坐下，双手按住心脏，否则就得休克过去。后来我的眼睛看不清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恶警仍然指使邪悟的人，给我施加精神压力。

在那些日子里我想到了死，但我又想到师父说自杀是有罪的，我就努力的抑制自己，我不向邪恶妥协，更不能破坏大法。我知道无论怎样我都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就凭着对师父和大法的这一信念，终于走过了那段艰难痛苦的日子。

我写出这些是想让人们认清恶党的邪恶，让那些随从迫害大法学员的人悔过，让世人明白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