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我们象往常一样去公园炼功（早4点多），当我和同修炼完静功时，当地派出所就把我们驱赶回家，不让我们炼功，从此破坏了我们整体修炼、提高的好环境。这是洪法、正法时期邪党在大法与世人面前犯下的大罪。

2000年5月，我在传师父的新经文《走向圆满》时，被邪党蒙蔽不明真相的当地国安大队的康学良、史金柱等人非法抄了我的家并绑架了我，我被非法扣留15天。在看守所里面邪恶给我们吃的是有老鼠屎的黑馒头和窝头。

2000年7月，我们在中捷农场发真相资料时，又一次被抓。史金柱用橡胶棒打了我们半宿，当时只觉的腿要断了似的，我们的身上被打的紫青烂肿，在夜里我们只能趴着睡觉，半个月以后我才可以翻身睡觉。我们几个大法弟子因炼功被打，恶警给我们带上了五十多斤的脚镣，恶人还指使不明真相的犯人往我们的被子上和身上泼冷水，让我们冻着。在看守所当我们为了无罪释放而绝食时，却遭到了看守们与男刑事犯们的强行灌食。五六个大男人用铁管子插進我的嘴里，他们捏着我的鼻子，按住我的胳膊和腿，使劲的给我灌食，我上腭都被管子插破了。只觉的都要憋死了。

2000年11月，我们被送到唐山女子劳教所。第一天，我们在那里炼功，遭到姓陈的队长的迫害，把我们近30名大法弟子脱去棉袄，倒背着胳膊，都吊在树上，当时就有晕倒的。恶警用电棍电我们、束缚带绑我们、用胶带封住我们的嘴，目地就是不让我们炼功和背法。折磨我们最长时从晚上8点到凌晨4点，因当时是腊月的天气，两个胳膊拧着倒背，脚尖刚能触地，胳膊都失去了知觉。有的同修被迫害的时间更长。之后，我们开始绝食，是为了拒绝去操场走步，要求释放我们和在小号里头关押近半年之久受尽折磨的九名大法弟子。

被在小号里头关押的大法弟子中有一位叫“朱有荣”的大法弟子被迫害死了。当时我亲眼所见，我在上下铺的上层，挨着窗户，看见四个刑事犯用一个棉被裹着一个人从小号里往外拖，后面紧跟着干警们，都慌里慌张的。第二天早上恶警怕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就把我们倒锁在屋里，不让我们出来。在我们整体大法弟子的努力下，终于把剩下的8位关在小号里的大法弟子救了出来，她们都枯瘦如柴，头发象干草一样，说话喘气都很费劲。恶警为了找到谁带头背法，炼功，就要把一名大法弟子关到小号里去，我们大法弟子抱成一团，不让邪恶迫害得逞。尽管如此，她还是被邪恶拽下了一缕头发，最终没让他们的计划得逞。

我们有的大法弟子，把写好的“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们师父清白”的横幅挂在墙上，当时没有不落泪的。后来恶警们为了進一步的迫害，把我们分散到各个小楼的房间内，随后就遭到灌食、毒打、挨冻、罚站等残酷迫害。特别是灌食时它们抓着头发，按着胳膊，把胃管从鼻孔插進胃里，拔出来时，连血都带出来了。有时给我们灌的东西还特别热。好多大法弟子因灌的太多了都想吐。当我们早晨炼功时都要遭到蔡处长、刘秀娟、赵队长、还有部份叫不上名的恶警们的侮辱和辱骂。就这样的迫害持续了半年。

记得在绝食期间，最邪恶的迫害是在电视上播放天安门自焚假相后，她们更進一步的迫害开始了。强制转化七天七夜，不让休息，坐在小板凳上，不许动，不许上厕所，有的大小便失禁，浑身冒虚汗。有五个男队长打我，不让睡觉，直到转化。恶警为达到转化大法弟子的目地，使用了最残酷的酷刑折磨。

我在2001年被释放回家，感觉自己就象从阎王殿走了一遭，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与伤害。

2003年我在为了防止同修遭到迫害、转移资料点时，再一次被绑架。迫害我最严重的就是康学博。在看守所绝食九天没有放人，他们把我送到唐山女子劳教所，当时医院说这种奄奄一息的人还往这送，我们不要，但康学博却强行让他们留下我，我再一次被非法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