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零年七月九日，我和同修几人进京上访，到了北京当天下午在天安门广场洪法被恶警抓捕，我们几人和其他省的同修当天晚上被关进监牢里，一进监牢恶警强行把我们一个个的衣服、裤子扒光，一丝不挂进行搜身，关了我们四天，我们几十人绝食了四天，恶警对我们强行灌食，用管子插进鼻子里灌入不明药物。还强收我们每人六十元所谓药物费。四天后又到了重庆驻京办事处，几天后又被当地政府、公安抓回家乡。没想到刚脱虎狼又遇豺狼，天下乌鸦一般黑，又强制罚几人每人一千八百元现金，还拘留十五天交生活费用二百元。自从上京后，时常都受到恶人的干扰。十五天后回家，政府书记硬逼着我抄他写的保证书。

二零零一年我写严正声明书交给政府，没过几天，区公安和当地政府恶人又来强行要我抄他们写的保证书，一个姓孔的黑大汉站在我的面前，握起拳头说：“不抄就打。”就这样我屈从了邪恶。

二零零二年九月十月十一月，三个月每月来一次抄家，第一次抄家是重庆北碚区公安一帮七、八个人到我家，在无任何手续的情况下进行的强盗行为。有个恶警最特殊，专找衣柜的小盒子翻金、银、财宝、钱，翻的同时还用衣柜的门把他的身体遮挡住，不让我看到他在找什么。我早就做了准备，他什么也没找到。他们问我还炼不炼，我说天天都在炼。气的恶警吹胡子瞪眼睛。一个恶警大叫，又搜。结果还是没找到什么东西，只好灰溜溜的开着两辆警车走了。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当地大队书记收走我的大法书四本，二零零一年七月一个晚上，六一零头目彭毅带领派出所五、六个人晚上九、十点钟闯入我家，抢走我的《转法轮》书、动功、静功磁带和一个收录音机，还把我抓去派出所关一天一夜。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九日，我又被抓进派出所，因发（九评）被人告到北碚区公安。当时我是帮卖布的老板做服装工作的，工作很忙，老板要货，在老板的求情下我被放出来了。没过多久重庆开什么峰会，说有什么外国人要到重庆来开会，恶党害怕，在九月十六日那天十几个坏人和恶警开两个警车到我家来，我家在盖新房，在很忙很困难的情况下邪恶强行把我拖到警车上，送到重庆井口洗脑班进行洗脑，在里面根本没有一点自由。我一个快满六十岁的老年妇女，左右两边各一个年轻妇女把我看守住，吃饭、睡觉、拉屎、拉尿都被监视着，什么都写在他们的记录本上。我进去的第一、二天又吐又拉，两个帮教硬要我服药，不服药她们就骂，强行灌。一个星期过去了，要我写“三书”，我说写不来、不写，她们就帮着写，强迫我一个字一个字的抄，我不抄，她们就把我的手抓住强迫抄。

就这样我在里面度过了二十几天。在这二十几天里，他们不准我家人给我送衣服，九、十月的天气已经很凉了，恶人们都穿着秋天的服装，可我还是热天的棉绸短衣短裤，光着一双脚连鞋子都无一双，恶人不告诉家人我在什么地方，家里人也找不到我，恶人太狠毒了。

现在我再一次严正声明：恶人帮我写的，强迫我抄的一切、一切不符合大法的全部作废。我要坚修大法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