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近六十年来，在没有外侵的情况下，国无宁日。无论是农村村民，还是城市市民。绝大部份人的日子，是在征伐式的运动、与运动式的政令之中度过。一个运动连接着一个运动；一道政令替换着一道政令。“休养生息”一词，对大部份中国人来说，是那样陌生。镇反肃反、捉右派、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实现无铜户、办公共食堂、除四害、入初级社、初级社转高级社、敲锣打鼓成立人民公社、四清、批判三家村、大破四旧、文化大革命、夺走资派的权、早请示晚汇报、学大寨、学雷锋、学习小靳庄、学毛选、全国学习解放军、普及样板戏、大讲革命故事、忆苦思甜、赶社会主义大集、莺歌燕舞、割资本主义尾巴、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查三种人、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先让一部份人富起来、批红眼病、搭台唱戏、学特色理论、动员下海、工人下岗再就业、批判法轮功、美化城市、学习三个代表、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等等、等等。运动名称之多，政令名目之繁，使民众象被一个癫狂病人驱赶的羊群，无法悠闲地吃一口草，无法安静地喝一口水。

随着共产党内权力斗争中对峙力量的此消彼长、彼消此长，社会上的许多事昨是而今非，昨非而今是；生活中的许多人昨红而今黑，昨黑而今红。终至是非难言、贤与不肖莫辨。不惟十几亿老百姓被运动搞得晕头晕脑，被政令弄得无所适从，就连中下层党体系内的头头们，与为中共专事吹喇叭的“乐工”队伍，也“转弯”不迭，“换调”不及，诚恐赶不上“形势”，错用了“提法”。

国无宁日，也给不少高智商者提供了外迁的捷径、致富的机会。“员”升“长”的如雨后春笋，赃官酷吏呈几何级数上升趋势。在平民中，则在成批量地制造着刁民、病民、灾民、游民、赌民、贼民。具有普世性善良、正直、诚实品格的人，不断被一党专权的社会边缘化。许多善良、正直、诚实的人，挣扎在多种生存危机的威胁下。特别是在“硬道理”下失了房、失了地的万千市民和村民，他们无业可就，无家可守，欲哭无泪，欲告无门，更是苦不堪言。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还有“地主”、“资本家”、“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等人群担任专政对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来，专政对象无声地扩大了，已扩大到了普通的寻常百姓。一些无非是想用真、善、忍构建自己价值系统的老百姓，也成了专政对象，而且所遭铁手腕之铁，益加瘆人。说起来，大陆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府是人民政府，军队是人民军队，公安是人民公安，法院是人民法院，警察是人民警察，报纸是人民日报，所有的党政干部都是人民公仆。

但是，不说别的是不是能由人民做主，就说公仆，有几个是人民任用的？公仆们既不由人民选举，又不受人民监督。相反，人民只能听公仆的话，跟公仆走。如此“当家作主”的人民，和奴隶有什么区别？

真实的世间法则是，当一党专权使大量的社会财富集中在党内人的名下与手中时，这些党内人的荣誉欲、利益欲，不但不会感觉到满足，相反，不满足感更比普通人强烈百倍。人类历史证明，人的欲壑愈填愈大。党内权要人物们的无尽人欲，能不转化为“不是你便是我”以至“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内讧冲突吗？任何党内，围绕权位和利益的斗争，都无法避免。大陆中国六十年来的动荡不安，震源大多来自中共内部。这是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之一，讲“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吗？一个重“革命”轻人命，重“党性”轻人性，重“政权”轻人权的专权集团，一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利益集团，可能为人民的根本利益着想吗？人类今天最基本的常识，就是生存利益靠生存权利来保障。一个没有公民权利的普通人，能保住他的生存利益不受侵害吗？

中共如要真的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便应加入世界性的民主潮流，结束孤岛般的一党专制，还权于民，让人民选择自己的代理施权人。倘使能如此，也许才真正无愧于“伟大、光荣、正确”呢！

（注：本文作者是一位在共产党内担任相当职务的政府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