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中国社会，传统的外国社会也一样，都相信神创造世界，相信人生自有天命，相信“君权神授”，这就是传统社会的天命观。在这种天命观的指导下，传统的人都是谦虚的、诫惧的，都能注意约束自己的行为，不敢胡做非为。

马列邪恶主义宣扬“唯物论”、“无神论”，否定神的存在，甚至认为人是宇宙中最伟大的生命，因而认为人类的智慧是最高的，所以认为人类想做的事就是最正确的、最好的，这就造成了人类的妄自尊大、无所不敢为。共产恶党的独裁者既否定了主权在民的民主原则，又否定了“君权神授”，那么它们当然也就认为自己是最高的，不必受任何制约。这就是共产恶党妄自尊大的“唯物论”。

共产恶党批判说天命观使人类变的矮小，批判天命观使人类匍匐于神的威严之下，批判天命观使人类变的“消极”、不敢有所作为。殊不知这正是人类正常的行为，人类是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的，人类是不能为所欲为的。

天命观使人有一种内在的制约，也就是良心的制约，人们会发自内心不去做坏事，至少不敢做大坏事，即使做坏事也会所顾忌，因为他顾忌“三尺头上有神灵”，顾忌“神目如电”，顾忌善恶报应。在正常的现代社会，一些人淡化了对神的信仰，可是在民主国家里，社会奉行主权在民、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和媒体监督等原则，人们的行为受到外在因素的制约，因而也能在一定成度上维持人类的道德水平，至少使人不能做太大的坏事。

可是共产恶党的妄自尊大，既抛弃君权神授，又反对主权在民，剩下的唯一结果就是唯我独尊、为所欲为。人民的话决对不听，心中更没有对神明的畏惧，那么当然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有个思想家一针见血的指出：列宁一手拿着尼采的书，一手拿着马克思的书，满脑子是马基雅弗利的思想。马基雅弗利就是主张“目地说明手段正确”、“为达到目地可以不择手段”的《君主论》作者。由于列宁的早死，它未能做出大规模的屠杀。其实如果列宁再多活二十年，它所犯下的罪恶决对不会少于斯大林。斯大林所做的很多坏事都是列宁时代就开启了端倪的。

中国的毛泽东、江泽民之流，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它们所犯下的滔天罪恶难道是偶然的吗？不是，那是因为受了邪恶的“党文化”完全洗脑后干出来的，它们是最极端的妄自尊大者，最极端的为所欲为者，它们做任何事情都没有任何顾忌，唯一考虑的如何达到心中所想所欲，为了达到自己的目地而完全不择手段。在它们看来，神是不存在，所以当然也不怕神的惩罚。“人民”它们就更不放在心上了，那只不过是它们用来挂在嘴上的工具而已。“道德”在它们眼里也是一钱不值的，因为在它们眼里道德都具备阶级性，而以往的道德都是已经落后了的各阶级（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等）的道德，都不是“先进”的无产阶级所应遵守的道德，而无产阶级的道德是什么，那当然是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说了算的，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那当然又都是由“中央最高领导”说了算的，这不是造成了共产恶党的独裁者们妄自尊大和无所不为吗？

所以说，共产恶党批判天命观“消极”、“卑微”、“不敢有所作为”，其实是想极力造就一个不畏天地、不畏自然、不畏道德、妄自尊大的人类，也就是想造就一群暴民，它好带领这批暴民战天斗地和死相残杀。

所以说，共产恶党的恶行不是偶然的，不是出于某些个别人的行为，不是由某些个别党首的性格决定的（当然党首的思想品质会增大或减弱其党的恶性，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恶性）。所以，要根除共产恶党的罪恶，不是寄希望于某些党首能解决的，而是要从根本上解体整个恶党，解体整个邪恶的党文化。

如果人们恢复传统的天命观，人们自然能自我约束，从而使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达到真正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