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也真后悔，自己为什么选了这么一个倒霉的“专业”。但我又不甘心，特别是“七二零”以后，在中共的血淋淋的迫害面前我在想：做中共的帮凶吗？不，绝不。那么就是讲真相，利用自己讲“历史”的这个机缘。但是面对那么多思想意识家庭背景复杂的学生们去讲无恶不做的共产党怎么怎么样，这不是很危险吗？而且领导早就在大会上讲过某某学校的教师给学生讲法轮功真相给抓了什么的，还有各种的考试，考完后成绩还要排名次，还有查教案、听课、学生评教等等等等，中共邪党对教师和学生的控制可以说是水泄不通了。而且我这里还是一个小资料点，承担着这一片的资料供应的任务；而且象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而且孩子们上的都是名校，在这一方还是有那么点名气的……如果我出了什么问题……如果……如果……总之都是人心都是私。

怎么办？在邪恶的包围之中，难道只能去为虎作伥害人害己了？

想想：每学年听我课的学生大约有二百～三百人，下一学年又换上一茬又是这么多人。这是偶然的吗？我如果要是利用这个“历史课”去讲真相，真正的讲清楚了，讲明白了，将是怎样的结果？反之，如果我要是顺着中共的安排去讲，那又要毒害多少学生啊！而在这样一个严酷的环境中又如何去讲呢？在那里拼着命慷慨激动一番，然后被邪恶抓走？这样你是个英雄了，也许后人会给你写几首挽歌，但是还有众多的学生却成了中共的随葬品，还有那么多的亲戚家人都会受到株连，说到底还不是个私吗？

一、当我有了这颗坚定的心，师父就赐予我智慧。

比如，在讲《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浦条约》的时候，（其中有有关教堂、传教等内容。）我就问学生：西方科学那么发达，为什么他们还相信宗教呢？还对宗教这么重视呢？这个宗教不是封建迷信吗？不是精神鸦片吗？（这时学生们的注意力往往一下就集中起来了。）我接着说：你看西方的小说影视中，动不动就是“我的上帝”。上帝是什么？上帝就是神呀。实际上在人家那里科学和信神的宗教并不矛盾，只有我们这儿就动不动就拿着“封建迷信”的棍子到处打人。我们在天天批判封建迷信，谁知道越批判越落后越愚昧越野蛮越贫穷；人家那么多人相信宗教，可是人家的社会安定科学发达人民的生活水平很高。其实这个宗教，它自古就有，不管是哪个民族不管是到了哪个时期，都有相应的宗教信仰；所以我们不能随便就批判就侮辱谩骂。那天我还看到一篇登在陕西师大办的《历史教学参考》杂志上的文章，题为《獒奶、狼奶、狗奶和人奶》。（该文引用了大量马、恩的话，但我是善用其可用的部份。我悟到：善用这些东西可以消除学生认为你讲反动话的邪念，可以大大的增加安全性和说服力。在常人这个层次上，是不能讲高的。一切都是为法而来的，就在于我们怎么去用它了。）他说自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的历史教材给学生吃的不是正常的人奶，而是（比狼还凶的）獒狗的奶，狼的奶；后来变了，变成了狗的奶，反正不是人的。（学生们笑的很厉害。）这篇文章里面也谈到了宗教问题，就是说我们以前对宗教的态度是多么的狭隘、武断和荒谬的啊。其实，宗教并不是什么精神鸦片，也不是什么迷信。它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自古以来，从未断绝……我们打个比方，说有个人他是个真正佛教徒，这天他碰到什么不好的事情了，心里很烦，怎么办？他如果是真正信佛的话，他就会念经的。你看那个电视上，敲着木鱼……他的心很快就静下来了。哎，心情平静下来了，一场风波也就过去了。哪里象现在的人，那还了得！这把我气死了！你对我不好，我比你更凶。走吧，老二老三，都跟我来。打，给我往死里打。打死了有我……我们想一想，现在许多恶性事件不就是这样造成的吗？哪个好？哪个对社会对大家有益？

比如讲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就要讲到人的基本权利，人身、财产、言论、特别的宗教信仰的权利等，这时候更是讲真相的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应该好好发挥利用。在看了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的录象后，我觉的这时候还可以联系到恶党的所谓《宪法》里的类似的内容，尽管它是冠冕堂皇的，我们也可以用以说明侵犯人家信仰的权利就是犯法的。再比如关于“打倒孔家店”的问题，关于文言文白话文的问题，（这时还可以理智的去讲简化字的问题。）关于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几次论战，关于共产党对洪秀全、对义和团的刻意美化及其用心，关于孔子在全世界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我的做法是：把《共产党宣言》开头和结尾的两段话揭露出来，分析分析，突出其邪恶的本质。），理智的讲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他们之间的理论上的冲突以及又被同时供奉在一个神坛上的荒谬……我觉的只要我们在法上提高了再提高了，共产党的那点东西，真的“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转法轮》）。只要我们善于挖掘，里面可以利用的东西确实是很多的。正如同修在讨论“如何讲邪党课本”问题的文章中说的那样：“几十年来，中共邪党把学校变成了毒害青少年的巢穴，我们做教师工作的大法弟子有责任把它从新变成传播真理的圣殿。当初选择这个职业，也是因为曾经发愿要救度这一方众生，我们责无旁贷。”

比如在讲林则徐的上书和虎门销烟时，我提问说：为什么惟独林则徐能有那样的大智大勇？我说：我读过的一些文章里谈到林则徐信佛的事情，很多人都讲到这个事了。我也觉的，如果林则徐不信佛的话，就不会有“壁立千尺，无欲则刚”的崇高境界，就不会有把个人生死都置之度外的虎门销烟。由此可见，有信仰的人就是不同。或许有同学要问我：那为什么书上没写呢？那可是万万不能写的，因为这个宗教信仰一直被视为封建迷信、唯心主义，怎么能写在这书上呢？但它不写，并不等于就没有，是不是？我现在又想起那个美国小说《黑奴吁天录》中的汤姆了，是什么力量使他有那样超人的意志？那就是信仰的力量。有信仰的人和没信仰的人是不能相比的。讲到冯玉祥，我就讲他在一九二七年，为了扩充武力而捣毁开封相国寺的事，以及他在黑海被火烧死的结局。我说，人们说这就是因果报应。唉，人啊，做事情确实要考虑后果的。以前的人为什么那么重视学习历史呢？就是要有个前车之鉴。这个事情出来了，看看以前的人是怎么做的，好有个参照。你不懂得历史，可能别人犯的错误你还会犯的，我看冯玉祥就是这样一个不懂有前车之鉴的人。

我在讲“课”中往往要特意联系到宗教问题，比如联系到欧洲的宗教改革的时候，我就灵机一动用相当的时间讲尼禄迫害基督教徒的史实。讲的很细，相当透彻，学生们听的都很认真，因为从没人在课堂上这么讲过。举一反三，在讲到新航路的开辟、尼德兰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启蒙思想、辛亥革命、等等许多许多问题的时候我都在搜索有关的宗教因素的资料并且讲给学生。讲到牛顿、爱因斯坦的时候，就讲他们也信仰上帝的事实……

有一回，我正在讲“新文化运动”一节里关于“提倡民主科学，反对专制、愚昧和迷信”的内容时，我对“专制”一词做了充份的发挥，我说，“在一个国家，只要是最高权力都掌握一个人手中的，又没有谁能制约这个人的时候，那么这人的话就是法律了，就是真理了，全国人民都必须要认真学习贯彻执行了，如此政体那就是专制政体，就是独裁统治。（其实学生们大多已经明白我在说谁了。）这个东西不管是在什么时候，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它都是专制统治，它和民主是水火不容的……至于说这个迷信，实际上这里主要是指对专制强权的迷信，谁有权了谁的话就是真理，他就成了真理的化身，大家就得绝对服从，这还不是迷信是什么呢？因为陈独秀当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解决专制制度的问题而不是相信鬼神与否的宗教问题。”正讲到这里的时候从外面山上的庙里传来了钟声，我顺便就说，“听到这钟声，我就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扫四旧’，那时到处砸神像拆神庙，轰轰烈烈的干了一气，连农民家里的灶王爷都扫掉了，多么彻底啊。可是现在你看，到处都在建庙。（至于这些所谓的寺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师父早就讲了，但我只是利用它破除无神论的谎言。）是吧？没人去号召，也没人发动，大家自觉自愿的这样干起来了，你能管的了吗？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就是人心的力量。多少年这样延续下来的传统文化，你能用外在的简单粗暴的手段去消灭掉吗？那是肯定不可能的。要我说，信神不信神，这不是你政府应该管的事情。政府管什么呢？我看正常的政府首先把你的官员管好，不要都成了贪官；其次是把偷的抢的杀人的管住，不要弄的人人自危到处都不安全。其实信神不信神的完全是人家个人的事情，别人根本就是无权干涉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就这样我一边在讲一边把自己的感想体会写一写，我觉的在“历史课”上讲好真相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不管我做的好与不好，我是义无反顾的。师父教导我们向内找，我在讲的过程中，在写这篇体会的过程中，确实也找出了自己的许多不好的不符合法的东西，甚至是根子上的问题——我发现我的讲真相几乎没想到救人，而是为讲而讲，为完任务而讲，在很深的地方还有为炫耀自己的知识和口才而讲，或者是为了自己圆满而讲，甚至是为发泄自己的私愤而讲的心都有。讲是讲了，正念也发了，但是这个根本上的问题没有彻底的解决好……当我悟到这些的时候，讲的效果马上就不同了，就会越来越显明。

二、读《九评》，系统的讲清中共真相是什么。

后来，我又悟到：这种蜻蜓点水式的讲，还是很有限的。因为这样不系统，不系统就不能形成稳定而完整的概念，那么最后还是又回到中共设置的圈套里去了。所以我们必须系统的去讲这个历史真相，才能为他们三退打好基础。当然要想做的更好，学法是第一位的，还要读好《九评》和《解体党文化》等书。面对学生，我想应该讲清如下这三个要点：一、中共是怎么来的。二、它都干了那些坏事。三、由此可以看出它的本质是什么。特别是它无端的肆意迫害法轮功是最关键的又是难度最大的最敏感的真相，也是我们讲的真相中的核心。这一方面我在课堂上是用暗示的含蓄的侧面的方法，在课外就是直截了当的讲就是散发真相资料来加以配合和补充的。

下面举几个例子：

（一）讲好“绪论”。

一般每个学年开始的第一节课，教师都要讲讲“绪论”、内容梗概等等。这一节是在中共教育制度之下最轻松的一节课了。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讲：

“其实这个《中国近代现代史》不过是个断代史。大家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而这个近代现代史是从一八四零年讲起，到现在才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五千年和一百多年是个怎样的比例呢？何况在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主要讲的还是中共出现以来的历史。这么一点东西你说你学什么历史了？为什么只要你学这么一点呢？这样做的目地就是要叫你接受：‘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样一个东西。（由于我用的是特别明显的讽刺语气，学生们就哗然而笑起来）不是吗？

“这个《世界近现代史》也是个断代史，无源之水啊。从十四、十五世纪资本主义萌芽讲起，到现在也就是五百来年的历史，这和整个世界历史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光读这段历史，你不知道人类历史长河的源头在哪里，那么你对许多事情是很难有个正确看法的。而且这里面尽讲些什么革命，你就会觉的历史就是革命了。什么资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一系列一系列的。其实人类的历史是极其丰富的，就这五百年当中，也有许多很有价值的文化内涵，并不光是什么革命啊。你没有完整的世界历史也没有完整的中国历史知识，那么你的历史思维就一直是不健全的，畸形的，因而也就是幼稚的，而且是影响终生的。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所以，我想呢，我们有必要补充一点古代的东西……

“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的划分：什么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个东西被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可是列宁怎么说呢？他说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这就是说可以没有资本主义这个社会了，直接到社会主义社会了。这不是和马克思讲的不一样了吗？我们再来看看，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吧：也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夏商周，约近两千年。）封建社会（秦——清，两千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一八四零年——一九四九年，一百一十来年吧。这个说法最早是列宁说的，于是共产国际就说中国现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于是中共“二大”就说我们中国现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直到现在还是这么说。）新民主主义社会（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六年。七年。七年一个社会形态，这和两千年一个社会形态相比是不是有点比例失调了？是不是个阴阳怪胎呢？）社会主义社会（从一九五六年到现在。）五种吗？不是，是六种。这样和马克思的列宁的又都不一样了。纵观全局恐怕这是世界上最费解的“史学体系”了，可它是不可冒犯丝毫的金科玉律。其实真正的封建社会是西周时期，那个封建的本意呢，是封疆建土的意思。周天子把土地封给自己的子弟或大臣，让他们去好好管理，是这个意思。说封建社会从秦始皇开始，其实上是个根本就不能成立的笑话。谁都知道，秦始皇为了反对封建制还来了个焚书坑儒呢。这是妇孺皆知的事实，是不是？可是我们学的这个体系硬说中国封建社会是从秦始皇开始的。中国特色嘛。有人还研究什么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那么长呢！（这时我就笑，学生们也笑了。这些话听起来就是在讲学术问题，实际上是在讲历史的真相。我悟到，这样讲的多了，就可以在很大成度上解体党文化的束缚。）

我经常还讲到史前文化，从“沧海桑田”这个成语说起，讲到美国科学家发现的三叶虫化石上边人的脚印；讲法国、南非、阿尔卑斯山岩洞的石板壁画；秘鲁国立大学博物馆里的石像；秦兵马俑一号坑出土的青铜剑……以柏拉图的《克里齐》中讲的“大西国”开头，讲金字塔，讲大西洋、太平洋沿岸的水下古代建筑……并且讲明年代。目地是要学生领悟到進化论是假的，中共所捏造的历史是假的。

（二）以中共之矛，戳穿中共之盾

中共的历史教材是世界上最典型的谎言大全。俗话说的好：狐狸藏不住尾巴。凡是谎言，其前后矛盾往往是一目了然的。其实，要让人们认清共产党的本质是很容易的，只要准说真话就足够了。但是中共它有个任何正常的政府和组织都没有的或者耻于有之的东西——国家恐怖主义——谁要是说了真话，那就叫你息音或者肉体上消灭。这样一来就没人敢说真话了，于是谎言就成了真理。特别是现在中共垂死挣扎的时候，其迫害方法之多样，手段之残忍与隐蔽，程序之精致和严密是全人类有史以来所仅见的。但是只要我们谨遵师父的教诲，理智、智慧的去做就没有问题，因为“那魔永远也不会高出道的”（《转法轮》）。因为中共它不过是个被旧势力所利用的一个低灵，它除了愚蠢就是残忍，它的所有的言行先后之矛盾是明摆着的事。所以对它采取“以中共之矛，攻中共之盾”的方法往往就有奇效。

比如在中共的成立一节中，有关“工人阶级的觉悟進一步提高，要求成立能领导自己斗争的政党”的谎言，我说：说是这么说。但是在前些年的教材里我读过这么一段资料，说：那时候，共产党员们在工人中搞宣传，工人们根本就不理解他们讲的是什么，就走了。李大钊就号召党员们到工人中去学习群众语言（实际上是套近乎），然后再宣传共产党的东西。大家想想：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怎么可能“要求成立”共产党呢？

在中共出现的问题上，其教材绕来绕去的耍了不少花招。先说陈独秀李大钊他们已经在酝酿搞共产党的时候，共产国际派来了维经斯基什么的。我根本就不按它的圈套走，就单刀直入的把它的教材里的几句话以先后为序加以排列：（一）一九一九年三月，共产国际成立。（那时列宁就准备在中国发展共产党。）（二）一九二零年初共产国际就派维经斯基来找陈独秀李大钊他们要求建立共产党。（三）一九二零年秋天，中国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才在上海出现，陈独秀任书记……结论：中共是苏共一手扶植起来的。（这一点讲清讲透了，对认清共产党的本质是至关重要的。）

比如讲到所谓“一大”的时间时，就可以讲讲这个“七一”建党节了。我说，作为一个节日，就得有个根据，而且应该是有自发性的约定俗成的。当年在延安的时候，参加“一大”的连所谓“一大”开会的时间都忘了，于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里就随便定下中共的“生日”是七月一日。后来有人“考证”出来了，说是七月二十三日，但是毛泽东已经说了是七月一日那就是七月一日。这个“伟大”的节日就是这么来的，“神圣”的了不得。（学生又笑）

比如“第一次国共合作”。教材中有一段引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我说，这就是说这个“合作”是共产国际决定的，当时陈独秀是不同意的。他认为，首先的国共两党的信仰是截然不同的。的确是这样的：一个信仰三民主义，一个信仰马列主义。三民主义的核心是创立民国，马列主义的核心是阶级斗争，摧毁一切的。于是这个合作实在是太不和谐了。其实共产国际这样做的目地就是要使共产党在国民党之中成长壮大然后夺取政权，这就埋下了国共之争的祸根。咱们打个比方：你现在日子过不去了，去了别人家里寄人篱下，可是你却要当人家家里的掌柜子，可能吗？道德吗？这还不引起矛盾吗？所以四一二“政变”也就成了必然。

比如所谓“土地革命”。我说，咱们看看毛泽东是怎么说的。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听明白了吗？共产党为什么要给你土地呢？就是要你去给他“战胜一切敌人”，给它打天下嘛。有人问了，那土地哪来的？是从地主手里夺来的。共产党自己哪有土地呢？（这时有的学生们就情不自禁的说：“土匪”。）

毛泽东还说：“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進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这是无疑的，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不是实实在在地被我们粉碎了吗？”（《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说的多么明白呀，为什么要進行“土地革命”还用的着再去补充吗？

是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吗？看看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就知道了。毛泽东讲，这时中共的任务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解放全国人民。这里的“人民力量”就是共产党的军队，“解放全国人民”就是要進行新的夺取全国政权的战争。课文中又说：这次会议“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做了重要准备。”我说，实际上“七大”就是准备進行这次战争的大会。那么，到底是谁“发动了内战”呢？

（三）比较法

就现行的中共的历史教材说：十年内战中（到一九三三年）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长征”结束时就“不足三万人”了；可是“八年抗战”以后，共产党的军队猛增到一百三十万。这又说明了什么？（结论由学生自己去做出吧。）

我经常说：其实共产党可圈可点的抗战就是个平型关（一次对日军的后勤部队的）狙击和（后来成为彭德怀一大罪状的，被否定的）所谓“百团大战”（其实并不是总兵力是一百零五个团，而是一百零五个团次。），此外再没有什么能拿的出来的战例了。而国民党的抗战，大家已经知道的就有初期的四次会战，还有枣宜会战、豫湘桂会战等等，这样的战役加起来就有一千一百一十七次之多。一千一百一十七比二，这是多么悬殊的比例啊。国民党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高级将领就有二百多位，而共产党只有一个左权。怎么能说人家国民党不抗日呢？

我提醒学生注意：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什么时候结束的？一九五二年底。那么“三大改造”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一九五三年。“三大改造”首先是对农业進行改造，改造什么？说白了，就是把分给农民的土地再夺回来，因为这时不需要你“战胜一切敌人”了，那么你手里的土地也都应该没收了。那么也就是说，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日子才有几天？有多么多么“伟大”历史意义的“土地改革”很快的就什么都没了。（因为课文中有些小字部份假惺惺的讲“三大改造”操之过急什么的，我就充份利用之，真正的说个明白。）再一个，就是什么改革开放，改什么？实际上就改的是一九五六年以后的大锅饭，也就是说公有制的路子实在是走不下去了。早在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所谓“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就已经充份证明了“三大改造”特别是人民公社化的失败。

例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是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作的，他说的多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还有个公式呢：“团结——批评——团结”。可是仅仅两个多月之后，也就是到同年的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他的《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里就把他自己讲的“主题”“公式”全面推翻了，紧接着就是你死我活的“一场群众性的反右派斗争”轰轰烈烈的展开了。当有人说这是阴谋时，毛泽东说，这是阳谋。意思就是，我就这样干了你能怎么着！（学生们议论纷纷）我说，这象国家领导人说的话吗？

（四）引用法

比如所谓“长征”到底是怎么回事？它说它是北上抗日，为什么不到东北去？不到华北去？而到西北来？就是要靠近苏联。但是向新疆打去的军队全军覆没了，于是只好在陕北那儿落脚。当时为了达此目地所走的路线都是人迹罕至的高原地带，由于恶劣的自然条件所造成的伤亡之大，实属空前，谁把死亡的士兵的命当过回事呢？就是在那样的处境下党内的争权夺利还是无止无休的。你看那个《长征》电视剧里不也这样演着吗？

西藏是和平解放的吗？我说，前不久我在《考试报》上看到了一篇文章讲当时有个什么“昌都战役”，后来到网上查了一下，说这次战役打死了五千七百多藏族人。这样说来，当年在西藏还是打了仗的。我认识的一位老人，就是当年進藏的，他也曾经给我说过，西藏根本就不是和平解放的。

为什么要对朝鲜内战讳莫如深？因为这一场战争是金日成在苏联的怂恿下挑起来的，他要“统一南朝鲜”。被前来援助南韩的联合国军打的落花流水的时候，金日成闯下大祸了，就要中国出面来摆平。而中共刚刚掌权，只有毛泽东执意参战，于是参战。中朝付出了二百多万人的生命和巨大的破坏为代价，换来了仍然保持了“三八线”为界的“伟大的胜利”。

什么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就是不管出了多大的问题，那都是“特殊”的“国情”造成的，而党是一贯正确的，你只能赞美，不能批评。大跃進是中国国情造成的，反右倾也是中国国情造成的，贪污腐败都是这个国情造成的。一个“国情”把什么都掩盖了，把所有想说点什么的嘴都给封住了。

再如江泽民说了什么什么，什么第几代领导核心，我根本就不讲它。从来不讲。有时有学生在那里喊，我就只当没听见一样。不说这些恶心至极的话。比如讲到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说：其实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根本就没有什么主义之分；如同空气就是空气，水就是水一样，能说哪里的空气是社会主义的，哪里的空气是资本主义的话吗？所以我悟到：其实中共的那一套什么也不是，在真正的完全站在法上的修炼者面前，它根本就是不值一提的。你要怕它，它就来劲，迫害你的方法一套一套的。你要是不怕它，它什么招也没有。

有一回有个考试题里有拍江泽民马屁的题目，我直截了当的说，这个题算了，不讲了。还有一回，题目里有个拍毛泽东马屁的东西，说他的十年内战时期游击战术如何如何了得，我就用特殊的语气和措辞详细的讲解毛泽东的什么游击战术“十六字诀”当讲到“敌驻我扰”的时候，一个学生就情不自禁的说：“坏熊嘛。”（方言，坏东西的意思。）引来不断的笑声。

我想，话是由我们自己来说的，共产党它能管的住我们的心吗？它能管的住我们的话吗？能管的住我们的语气、表情和智慧吗？比如在中共成立的什么意义里有这样的话：中共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代表了什么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云云。我是这么讲这些东西的：“课本上说，中共代表了这个的利益那个的利益，代表的可多了，伟大的了不得啊。”（学生们就笑。）如果顺着中共的意思去说，肯定是造业。而且我们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尽管你不是真心的，但这话你已经说出来了，这就起一定的作用了——补充了邪党的能量。我觉的这和写什么三书、保证的结果是一样的。

还可以引用《九评》里面讲的事实、数据甚至原话等。比如：“镇反”杀六十万、大饥荒死四千万人；比如胡耀邦对南斯拉夫记者说文革中：“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比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里报告了这样的数字：一九八四年五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从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四百二十万余人被关押审查；一百七十二万八千余人非正常死亡；十三万五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二十三万七千余人，七百零三万余人伤残；七万一千二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而专家根据中国县志记载的统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达七百七十三万人。除了打死人之外，文革开始时，中国出现了自杀高潮，许多著名的知识份子如老舍、傅雷、翦伯赞、吴晗、储安平等都是在文革初期走上绝路的……”

还有象林昭、张志新、李九莲、刘少奇、彭德怀……以及我们当地甚至本校的受害者……都是在讲之列的。

在《九评共产党》里有这样一段话：“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熊向晖，将胡宗南大军進攻延安的计划通报周恩来，以致胡宗南打進延安时，得到的才是一座空城。周恩来曾经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最近我在《文史精华》上看到了一篇题为《红色间谍——熊向晖》的文章，其中所讲的东西，如果我们去其阿谀之词的话，那就完全是《九评》中这段话的注解了。所以你在课堂上就可以大讲间谍熊向晖“光荣历史”了，進而就可以讲清中共是个什么东西了。并且讲明出处，不会有任何危险的。

（五）还原历史真相

凡是说谎者，往往都要把一个个本来完整的事实進行只对自己有利的剪裁，然后以偏概全的。这种谎言是最难以辨别最富欺骗性的。那么我们就要進行补充和还原。比如在“太平天国”里把洪秀全和杨秀清的矛盾补充出来；在《天津条约》里，把有关中国公使也可以進驻巴黎和伦敦的内容补充出来；把太平军、义和团滥杀无辜的事实也补充出来；讲了北伐战争时的第四军是“铁军”之后，再把李宗仁的第七军被称之为是“钢军”的事实也补充出来；（而且再补上一句：那么课文里为什么就不把人家“钢军”的事也说说呢？因为那完全是国民党的军队啊。）在讲“四.一二”之前把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的父亲被共产党整死的事实也补充出来；在讲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之时，把李立三的父亲也被农民协会的人整死的事实也讲出来……把“匈牙利事件”、苏共二十大和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联系起来；把章伯均他们所提的意见的原话补充出来；把大跃進的真实历史补充出来；把庐山会议的细节补充出来；把“文革”中的种种暴行和荒唐补充出来，把“三大改造”、“大跃進”、“反右倾”、“三年大饥荒”、“四清”及“文化大革命”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出来……把所有应该还原的历史真相都还原出来，联系起来，揭示出来；那么中共的本质就一目了然了。这样，我们在对这些学生讲三退的时候就方便多了。

比如讲所谓“土地改革”时。我说，当时山西有个地主叫牛友兰。他把自己的房屋、店铺、工厂、土地、金钱几乎全部贡献给了共产党。据说仅一次捐献就武装了贺龙的一个团。尽管这样牛友兰在“土改”中也是在劫难逃，而且将鼻梁子钻通拴上绳子让他的儿子牛荫冠（共产党干部，任晋绥边区行署副主任）拉着游街，就这样把人活活整死。（学生听了无不哗然。）

比如，“土地改革”期间是怎样发动群众的？为了叫你仇恨地主，就编造出个《白毛女》来，制造仇恨。其实《白毛女》是个民间的神话故事，什么黄世仁杨白劳都是无中生有编出来的，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六）从不肯定它半句。

对共产党，本来就没有值的肯定的一点点东西，因为它从头至尾都是邪的，不管它怎样乔装打扮，其兽类的尾巴是逃不脱明白人的火眼金睛。实际上它本来就是不应该出现的东西，是旧势力的安排，是集旧宇宙邪恶之大全的恶魔；我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对它有任何的肯定。至多了就是说个中性的词，比如“成立”、“战役”之类。什么“伟大成就”“伟大意义”“伟大转折”等等，是从来都不说的，更不写。凡是吹捧共产党的标题也不写。万不得已要说的话，就在前面加上“所谓”“什么”之类。这并不是我要刻意这么做，这是自然形成的，因为共产党太邪恶了，邪恶到连它自己的人都要整死而后快的地步，它已经完全的违背了所有生命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法则了，所以天就要灭它。你还肯定它什么？我想，就是作为一个有点道德修养的人，都会耻于与中共为伍的，怎么还能给它吹喇叭呢？古代不是有许多仁人志士宁肯掉脑袋也不去说假话吗？何况我们还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呢！如果屈从于中共的压力去跟着说谎，不是做了损德的事了吗？不是造下了无边的罪业了吗？如果我们违心的去说为中共所要的鬼话的时候，肯定是有私的有漏的，肯定是在逆天行事的，怎么能符合真、善、忍标准呢？还怎么能去救人呢？恐怕连自己都救不了呢。我想：许多邪悟之人不就是这样的吗？有些人还不理智的对共产党心怀感激呢。这也是在害自己呀。我认识的常人中有这么一个年轻人，很有才华，经常写文章发表，我也劝了他退了团队，可是他为了名利就写些吹捧共产党的东西，也捞了不少钱，但是，家里的问题简直叫他没法活下去了，俩口子干仗，把他的脸都抓的见不得人了。我又送他些真相资料看，并建议他不要再写那些害人害己的东西了。他听了，家庭内战才渐渐安宁下来。那天，他的妻子到我们教研室来找他，当时那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就劝她三退，只几句话就退了，高兴而去。现在家里的气氛开始转变了，象个人生活的家庭了。实际上现在凡是还崇拜中共的人，已经没好日子过了，成天喊着：烦、烦的。四门无路了。只有急流勇退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七）讲好人物传记。

我觉的在历史课堂上充份的利用人物传记是讲好真相的又一个好方式。因为一个人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是极其丰富的，是具有很强的真实性生动性和说服力的。比如陈独秀的一生，特别是他对国共合作的看法，他对工农运动的态度，对八七会议对托洛斯基对斯大林毛泽东的态度以及他的凄凉晚年，以及在他死后被列为十次重大错误路线头子之首，以及“文革”中他的尸骨都面临着被“揪斗”的危险……再比如象瞿秋白、李达、李立三、张国涛……他们的不幸他们的作为他们的结局……都是沉甸甸的发人深思的一个个活生生的前车之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物的传记或者简历是很有价值的，或正面或反面都是揭露中共罪行的活灵活现的丰富的材料和资源，都可以利用过来说明真相，我觉的简直就是取之不尽的。我在讲到袁世凯利用外国人为自己当皇帝吹喇叭的时候，我就说，还有人叫外国人给他写传记（指《江泽民传》），大家想想，不让真正了解自己的中国人写，而是出多少钱找个根本就不了解自己的外国人来写，这确实是一大发明了。你动不动就骂一顿美国，可你要请美国人给你写传记，这不是耍流氓吗？前一向我在备课的时候大概的浏览了一下中共网站上的一个“红色作家”写的《陈伯达传》，基本上是把陈伯达当“反面人物”来写的，但是从陈伯达儿子的自杀和他自己也被毛泽东逼的准备要自杀的事实上，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出，共产党这个邪教组织的邪恶至极是彻头彻尾的。

当然我们在讲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下要读那么多的人物传记是不可能的，特别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忙，读读有关的简历也是很有帮助的。

三、小结：

这几年以来，我在课堂上也明显感觉到了气氛在变化，越来越宽松起来了。这和整个正法的形势是分不开的。身在教室，我也体会到了我们形成一个整体的巨大威力。当我讲完《中国近代现代史》中的所谓《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一课后，学生们都在沉思，有的在议论，有的感慨非常的说，“共产党太坏了！”每当我讲过《全国大动乱》一课后，在课堂上就有学生说，“毛泽东太坏了！”“我就是想不通，他为什么要那么干。”每当讲到什么“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时候，我经常用《九评》里的话来形容：毛泽东尸骨未寒，他的老婆和侄儿就锒铛入狱了，可报纸电台上在高呼“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哄堂大笑。）

中共总要把自己打扮成“党妈妈”，我们就是要把它这个画皮揭开来漏出它狼外婆的真嘴脸。它怕见阳光，我们就偏偏把拿它到光天化日之下晒，天天的晒，认认真真的晒。在晒的过程中，很多的谎言完全可以一笑明之，学生也在讥笑中理解、点头、感叹。你的一个引用，你的一笑一颦，你的抑扬顿挫，你的语气轻重，你的腔调、你的一个动作……那是中共能管的了的吗？它是很想迫害你，可是它太低了，它实在是够不着你的。

也许有人会问：你这样讲，难道说就从来都没人举报过吗？还有你的学生的考试成绩怎么样呢？我说，其实现在有许多常人都以各种形式揭露共产党了，也许在历史课堂上更方便、更多。我有个同事说，他在课堂上直接讲“六四”的真实情况，并且说总有一天“六四”是要平反的。我看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中共现在管也管不过来了。而且我们是师父的弟子，我们听师父的话去做就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师父说：“我们张口讲话，都按照炼功人的心性去讲，不说些搬弄是非的话，不讲些不好的话。”（《转法轮》）我讲课是面带微笑，措辞文雅，谈笑自如，妙趣横生，总是那么慈悲的，而且引用了那么多的事实，旧势力它有什么话可说？谁还能想到什么“举报”呢？这就是大法的超常和神奇的体现之一。最近我又更進一步的悟到：课前请师父加持，发正念。一上课，面对那么多学生，我想，我就是要救人。这样讲起来就特别的顺利，效果就很好，而且是越来越好了。至于考试成绩排名什么的，最近还真的发生了我带的班上成绩最差的事情，领导也找我谈话了，我也找了找原因——因为我时不时的还这么想：我这样讲成绩肯定会差了，因为我讲的和这种考试本来就是格格不入的嘛。不管好坏我也不往心里去，于是这下考的特别的差了。我这才感觉到，这个差成绩是自己求来的，我的这一念立刻被旧势力利用了，再讲真相的时候学生们就有了一定的抵触情绪了。但是我在找到这个结症的时候，就立刻归正自己的念头，否定旧势力黑手烂鬼的这个变相的迫害，于是继续讲，不几天这事就象没发生过一样了，一切照常。领导和我谈话的时候很客气，也从未提起我在课堂上讲真相的事，我知道又是师父在保护我呢！“少息自省添正念　明析不足再精進”（《洪吟二》）。只有放下自己向内找才能做的更好。

其实，往往是我们自己在束缚自己了。共产党根本就没办法连你具体讲什么话都规定下来，有许多词汇、史实大家都在用，而且越来越普遍了。比如讲了《往事并不如烟》上的东西，谁能拿你怎么样？《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还不是共产党弄出来的东西吗，谁说就不能讲了？《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不是在你共产党的控制之下的吗？什么《文史精华》上不是都在歌颂共产党吗？那上面的东西难道我们就不可以利用吗？当然至于我怎么用这些东西，这就是我的事了。这里面我也悟出了一个理来：同样一块铁，你可以打造成杀人的凶器，也可以制造成一把用以耕作的锄头；而且我们还可以把你中共的凶器熔化了，再造出耕作的锄来。所以有许多事情，往往和肇事者的愿望是恰恰相反的。如果我们的层次再高些，甚至连这些里面的“分子结构”都给改变了，甚至更深层次的改变。做到点石成金的成度。

其实在历史课堂上讲真相是很简单的，就是本着真善忍的标准去做就是了。我们用不着刻意的如何如何，甚至也用不了什么方法技巧，就是讲真话，就是要有一颗救人的心，遇到什么问题首先向自己内心去找。比如讲“国民党右派阴谋夺权”的问题时，讲“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四一二”“七一五”、工人纠察队，农民运动的时候，只要我们把当时的实际情况如实的讲清楚，学生自然很明共产党是个什么东西了。不要慷慨激昂言辞激烈，越是平和越是慈悲效果就越好，完全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了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不安全的因素了。有时候也可以推理推理：大家想一想，国民党的军队在前方打仗呢，你在后方把人家军长的老爹给斗死了，给谁能行啊，他儿子不报仇吗？于是何健就命令他的部下许克祥行动了。大家想一想，北伐军都到上海了，你工人纠察队还拿着武器干什么？噢，我在前面去打张作霖，象俄国的二月革命一样把沙皇给推翻了，你在后面来个列宁的十月革命，再把我给推翻。哪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呢？实际上当时共产国际就是这么想的，中共也这么想的。我们可以联系“一大”的纲领嘛，“用无产阶级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而国民党（按照共产党的说法）就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嘛。有时候还可以顺便進行比较：“四一二”时，在宝山路死亡的人数就是一百来人，和五十年代初的镇压反革命相比，后者一次全国就是六十万；再和“文革”相比“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就七百多万。

其实，说到底是师父在平衡着一切掌握着一切，如果师父不传大法我们什么也做不了。这是我时时都能够体会的到的。有时我在还同事谈起共产党的种种罪恶的时候，同事会很吃惊的问：你给学生也是这样讲的吗？我说给学生怎样讲我当然是清楚的。那么如果没师父的慈悲呵护，怎么能几年来一直讲下来呢？

我想：我这个历史课堂是说明历史真相的时机，是劝善的机缘，是个救人的机会，是我们解体党文化的熔炉。我能在与师同在的时期讲这个历史真相，这是师父赐予我的神圣使命，我也应该责无旁贷的做的更好。

当然，我在课堂上这样讲真相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在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还是跳不出邪恶教材的一个个陷阱，至多不过就是说了几句“反动话”而已；有时讲完了，莫名其妙的有点后怕。有的时候干扰也是很大的。有一回我正讲尼禄的时候，突然流鼻血讲不下去了，我只好离开教室，离开后还是流了老半天。于是我每次讲前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就再也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做的还很不成熟，层次有限，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共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