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得法的，得法后就象「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一样，不精進也很少学法。直到二零零三年二月参加香港法会，看到连小弟子都能把《洪吟》背的朗朗上口时，才看到自己的不足和差距。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跟上正法進程，接着就开始大量学法，并积极投入证实法的行列。

因为从事自由职业，又没有家庭负担，可以全力投入证实法的工作，所以往往哪个项目有需要，我就去做哪个项目。这一段期间我发现做讲真相的事，也是修炼提高的过程，比如打电话或网路讲真相，从开始被不明真相的人骂起了争斗心，到渐渐的不管对方怎么骂，都能不急不缓叫他不要生气，并语气平和的向对方讲真相。那时虽然做了很多证实法的事，但基本上都是在家里，不用出门就可以做了。

《九评共产党》发表后不久，到台中学法交流，认识到《九评》的发表是另一个重要的正法進程，于是开始了另一个证实法的历程。为了推《九评》、揭露中共邪党，我走出户外到各地办征签活动，无论是市区、菜市场、学校，甚至远到九份山区，都有留下我用「大声公」招呼民众征签的身影。面对当时的风吹、日晒或雨淋，都是对我求安逸之心的考验，多次在人念与神念的选择中走了过来。

二零零五年六月我当了协调人，就积极协调同修举办各项讲真相揭露迫害的活动，例如：反酷刑展、真善忍美展及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烛光悼念会等。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每位同修的认识不同，而产生了一些矛盾，虽然造成了一些干扰，但最后同修都能在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中，达成一定的共识，从而使这些活动办的有声有色，也起到很好的证实法的效果。

二零零六年九月我承接本地大纪元办事处的工作，那时除了请同修帮忙推广大纪元外，一会儿扮演VIP、一会儿扮演记者、一会儿又扮演推销员、送报生、收费员等等的角色。明知道这出戏台就是为法而摆，但每次出去向公家单位、市政府、商家、住家等推广大纪元，回到家后心里都会起伏不平，总有一种看人脸色的感觉，但过后往往又想：如果不做这些抛头露面的事，如何能大面积的把大纪元推向民众呢？

那时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为了因应在台中举办的退党活动，报社印了许多特刊发送给全台各地办事处。当早上凌晨四点钟我赶到下报点准备拿特刊时，在许许多多的报纸中，发现其中数捆好象是九评特刊，就拿起来确认一下，并转头准备告知分销商，不料拿起特刊的这个动作，竟被负责当地的分销商指为小偷，并当着众多分销商和派报生的面前，对着我足足骂了将近半个小时。后来另一位分销商看不下去，叫我赶紧把特刊拿走。当时被骂的有些莫名其妙，后来经过向内找发现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没有先跟对方打声招呼，就去拿东西了。

此外，因为报社将特刊寄给分销商时，没有事先通知，使她觉的没有受到尊重，所以过后气不但没有消，还要求终止契约，不帮我们派送报纸了。别人不帮我们送，我只好自己去送了，可是自己送才知道没有那么容易，只是两个订户我就花了两、三个小时才把报纸送到。我心里想：两个订户送两、三个小时，一百多个订户要送到什么时候啊！于是用电话、传真和亲自登门道歉等方式，拜托那位分销商继续帮我们送，甚至同修也打电话给分销商请她消消气，结果她还是不接受，并且以很不好的口气说：「以后没有人会帮你们派送报纸了。」因为她是本地最资深的分销商，所以找其他的分销商也没人敢接。

从小到大没有受过这么大的委屈，此事让我整整一个礼拜睡不好觉，而且经常不由自主的嚎啕大哭。在最绝望时，经过讲真相后另一区分销商知道我们办报的理念，主动提出愿意帮我们派送报纸，那时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才落了下来。这一件事让我体悟到：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就象云游一样，经常会遇到各种考验我们心性的人，以讥笑我们、辱骂我们、欺侮我们的方式，让我们在吃苦中尽快提高心性，争取早日圆满。

当然并非每次都是考验，也有一些令人欣慰的事。有一个订户是大陆新娘，嫁到台湾多年，非常喜欢看大纪元。我跟她聊起退党的讯息时，她边讲边左顾右盼，看起来颇有怕心的样子，我就给她一个退党的电话号码，告诉她想退时可以打那支电话。后来另一位同修去收报费时，破除她的怕心并且帮她退党了。现在她经常帮中国大陆的亲朋好友退党，俨然已经成为一个“退党服务点”了。

去年九月我负责大纪元发行部的工作，要到台北上班，我每天花一个半小时搭车上班，又一个半小时下班，心里一颗不想吃苦的心又冒了出来，往往第一步跨出捷运站，就想：我干嘛花那么多的时间，跑来吃这种苦？另一只脚踏出又反过来想：我不是要证实法吗？我不是要救度众生吗？这一点苦算什么？就这样人神交战中，一步步的走了过来。这一段期间，和大纪元或办事处的同修也会因为理解不同、立场不同，而产生许多不同的矛盾，经常在协调与被协调中跌跌撞撞，最后认识到：再多的意见终归还是要放下，并且从法理中归正自己，配合好整体的形式，因为我就是要走师父安排的路。

今年六月二十九日报名参加香港游行，当时已经有许多学员被遣送回台，或是在台湾就被航空劝阻了。我们这一团大约有五十人在香港入境处，没有入境。六月三十日我们经过协调，一部份学员炼功，一部份学员负责拉横幅、向民众讲清真相，并要求释放被留置的学员。当时我们的正念很足，心也很齐，航警和武警只敢远远的在一旁监视，不敢靠近我们。

晚上各自分散休息时，他们开始每小时加紧巡逻，好象如临大敌。七月一日早上还调动两百多名航警、武警、公安，把我们团团围住，当时我被这样的形势给吓住了。为了消除怕心，我带头唱「法轮大法好」，但是在强烈怕心下，我的歌声是颤抖和五音不全的。后来他们开始有所行动，五、六个人抓一名学员，用扛的、用拉扯的，各种方式都有，现场顿时一片混乱。我也被他们硬生生的拉了進去。在拉扯中我的脚扭伤了，也肿起来了。

回到台湾后，每走一步心脏就被拉扯了一下，痛的几乎无法立足，短短几步路都得磨蹭好几分钟，才能走完。隔天早上我告诉同修：我不能去报社上班，因为脚肿的很厉害。哪知同修竟然开车来载我去上班，让我无法推托。到报社后，我装作正念很足的样子，用证实自己的心来掩盖怕心，若无其事的把经过的情形告诉其他同修。其实那时我的心里很不踏实，想到自己这种情况怎么盘腿炼功？

每天早上炼静功时，真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忍着锥心之痛从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渐渐的到三十分钟，直到四十分钟就无法再突破了。有时明明告诉自己今天一定要忍耐，不能把腿搬下来，但每到四十分钟就有声音说：这么痛就放下来吧！结果就真的放下来了。直到有一天早上炼功时，心里很纯净，什么想法都没有，一个小时过后、音乐停了才把腿放下来。放下后才猛然想起：这一切都来源于自己的念头，我被脚痛的假相给障碍住了，悟性不好的足足拖了两个月才过了这一关。

有一段时间因为证实法的效果一直无法突破，而且同修之间的矛盾也很大，所以大纪元流动性大，许多学员做不久就离开了。也许是因为如此，最近某地办事处的同修在电话中对我说：「你到发行部已经一年了，发行量也没有增加，不知道你还能做多久？」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句话重重的触击了我的心，心想：如果发行量再不增加，我是不是就要引咎辞职……。

没多久，在一次学法交流中，有同修提到北美学员对于台湾大纪元流动性大很不认同，认为大法弟子怎么可以遇到困难就绕开走呢？听了同修转达的一番话，让我意识到不能用人心看待修炼中的事，从而决定不绕开走，要完成自己的誓约与使命。

师父在《二零零七年纽约法会讲法》讲到负责人犯错如何对待时说：「他犯错误了就不让他当了，再来一个还得犯错误，还不让他当了，这不是我要做的，我得把他锻炼成熟。那么换句话讲，那是不是大法弟子犯了错误，我就不要你当大法弟子了，再换个人？他再犯错误就不要他当大法弟子，再换个人，这能行吗？修炼的过程中，就会出现问题，出现了问题关键是大家如何能够善意的帮助他改好，而不是叫他承担什么责任、去指责他。。」个人体悟，参与大纪元的同修都希望把事情做好，虽然做的很辛苦，可是在人力、物力、财力都很缺乏的情况下，很难马上见到明显的效果，如果大家能多体谅、少指责，可能流动性就不会那么大了，当同修都锻炼成熟以后，相信一定会做的越来越好。

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二零零七年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