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风云突变。为证实大法，我和功友一起，先后依法赴省赴京上访请愿，但都被非法关押迫害。次年春，我又无辜被恶警绑架，在监狱一关就是十个月。其间繁重的劳役、毒辣的酷刑，都没能动摇我的信念。痛心的是，后来因执著于情，使我走了弯路，脱离修炼状态长达两年。

二零零三年春，在师父的点化和同修的帮助下，我清醒了，知道这两年失去的太多了，给大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真是悔愧莫及。当时我抱定一念：加倍弥补，跟上正法進程，做一名勇猛精進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

为恢复学法小组而用心

清醒以后，我联系上本地的和邻县的两个同修（因我“七·二零”以前是辅导员，认识很多功友）在一起学法切磋，一致认为学法小组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要尽快恢复起来。

我先后找到以前各点的辅导员，并与家庭环境宽松的学员切磋，学法小组很快得到恢复。之后，我又到邻县几个乡镇交流，在同修的配合下，那些地方的学法小组都一一恢复。

我在学法中明白，大法徒的使命和责任太大了，一个大法弟子修不成，他所代表的对应的天体大穹的众生都会被淘汰。师父不愿落下一个弟子。我就到那些昔日的功友家去交流，劝其参加小组学法。做了一段时间，虽有成效，但感到自己一个人找太慢，就到各学法小组切磋，形成大家都去做。大家都很主动，有的找到同修切磋、送经文，有的做不通就喊我一起去，有的我们反复几次才说通。

接着，我又到相邻两个县的学法小组就唤醒功友的事切磋，也有她们找上门来让我去交流的。这些地方近的十几里路，最远的一百多里。那些放弃修炼和不敢走出来的功友，往往在一起一谈，心结就打开了。我悟到，这不是自己有什么本事，是我有这个愿望，师父才这样安排，是师父在做，自己在修；同时是自己和这些同修当初随师下走时，很可能立下过在“迷方向”时互相提醒的约定，又在生生世世的轮回转生中结缘，是“大法一线牵”（《神路难》），自己只是在践约罢了。

有一次，一个“七·二零”之前在我县经商的老年同修杨姨来了，谈到她以前在安徽做生意认识一个在大法中受益很大的功友，这些年中断了联系，也不知现在情况怎样。我们就一起乘车奔波五百多里去找她。果然，那个安徽同修一直没敢走出来，法也很少学。我们一学法切磋，她很快就明白了。她随即又找来当地几个掉了队的学员一起交流，效果很好，她（他）们纷纷表示马上组织学法小组，跟上正法進程。

遍地开花讲真相

二零零四年师父发表新经文《放下人心　救度世人》，要求 “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对照自己，平时虽然也在讲真相，但比起师父“无处不及”的要求相差太远了。于是，我立即调整状态，加快节奏，真正做到讲真相遍地开花。

我利用买菜之机讲真相，每次都是买大路的便宜菜，不讨价还价，故意一次分开买几家的，每家买几角钱的。买一家讲一次，旁边往往会有二三人听。这样一次买几家的菜，就能讲几人到十几人。整个农贸市场的每个门面、每个摊位几乎我都讲过。卖菜的听后一般都表示感谢，有的真心实意的送给我菜以示谢意（我不要菜，告诉他们“要谢就谢我们师父”）。直到现在，凡是听我讲过的见面都友好的跟我打招呼。

我还到大街两侧的商店讲，路遇行人主动找话说，骑车时被摩托碰了，也是机缘，我也讲。

有一次买一个老汉的菜，他多找给我一元多钱。我回去告诉他刚才“钱找错了”，他还不高兴，说“不可能”。我告诉他是“多找了”，并讲了真相，他连说“谢谢”，说“换个人谁也不会给我送回来，现在哪有这样的人呀”。我说：“这是师父叫我这样做的。你回去告诉你的亲人、朋友，别相信电视里的胡说八道，炼法轮功的都是修心向善的好人。”他连连点头。

还有一次，我在街上买了一个西瓜，当时瓜车周围人很多，天又热，都在急着买瓜，没机会讲真相。走出去不远，一算，卖瓜的少找我二角钱。我想，这也是机缘。回头一看，买瓜的都走了，卖瓜人不忙了，我就折回去找他，笑着说：“刚才你算错了，少找我二角钱。你先别生气，我不是来要钱的，我是给你送吉祥的。”

在讲真相时，能接受的居多，也有不接受的、说难听话的、有不耐烦的，也有嘲笑我“坐过牢”的。但我从不生气，从不放弃，一次讲不明白两次、多次，直到讲明白为止。

贴不干胶遇险

二零零四年、零五年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利用节假日和同修出去贴不干胶，挂条幅，采取多种形式讲真相、揭露邪恶，唤醒民众。

那是麦收前的一个午饭后，我和女同修桂芳骑车去乡下贴不干胶。去时带了一百多份，边走边贴。当贴的还剩几份时，看到对面一里多远处有一辆面包车向这个方向驰来，有一个男的从车窗探出头来张望。当时，我俩也没想到是警察来了，就正常的顺着田间小路向一条大沟走去，到沟边，见沟里有水过不去。我俩不走了，坐下来发正念。还不到五分钟，忽然传来一个老者的声音：“你俩是找药材的吗？那儿没有。你们赶快走吧！”睁眼一看，对岸十几米处有俩个白胡子老头，赶着羊群在放牧。我们意识到这是师父点化咱离开此地。我俩把剩下的护身符、不干胶埋在地头，下到沟半坡，推着车子，顺着弯弯曲曲的河沟向东而去。走了二里多路，来到一个村头，安全了，我们才上来回家。

第二天，同修去取埋在地头的真相资料。刚取出来，一抬头，那俩个神秘的白胡子老头又出现了，问她：“你是找药材的吧？别找了，昨天那俩个女的找药材刚走，就来了三个警察抓她们，你快走吧。”同修回来一说，我才知道那面包车里真是警察。好险哪！此刻，我俩更体悟到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呵护啊。

大年初一挂条幅

二零零五年农历腊月二十前后，我找一位同修商量，在他离城二十余里的农村老家做一批真相条幅，新年期间挂出去，一说他就同意。因过去没做过，我就到器材店去咨询，售货员给我讲了大致的做法。第二天，我就带着买来的原材料，与同修一起来到他老家动手做起来。开始没经验，经过不断摸索改進，越做越好。同修写字，我刻版印刷，从腊月二十四做到二十七，做了大小一百多个条幅（大的悬挂在高速公路、大桥上，小的挂在电线杆、大树上）。带回来分到各学法小组，统一时间分头行动。

大年初一晚上，人们都在合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时，各学法小组都出发了。我带着条幅和一个女同修一起出去悬挂。那时刚下了一场大雪，路上积雪半尺多厚。我俩顶着寒风踏着积雪，把二十多个条幅挂到理想的位置上，给乡亲们送上一份最珍贵的新年礼物。

劝三退事例几则

二零零五年二月十五日，师父发表《向世间转轮》，正法形势進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是，凡是我认识的都不能落下，能找到的都找到，帮他们抹去兽记、选择美好的未来。

我先在亲戚、朋友、邻居中劝三退，把自己和姐、哥的老师、同学、朋友，包括娘家周围三里五村在县城居住的人家每一户的地址、电话号码都一一问清，记在本子上，然后按线路排序，出去一趟讲几家。讲了之后，把没见到的、没表态的记下来，找机会再去。城里讲完去郊区，下农村。有的特别明白的，不但自己退了，还把娘家的电话号码抄给我，让我联系，有的还领着我一起去其娘家讲。

那一年多时间，不管是暖风拂面的阳春三月，还是滴水成冰的数九寒冬，只要有时间我就出去，找遍了已多年没走动的老亲戚、娘家那个村的出嫁闺女，只要路程不是十分远的，我都千方百计的找到。购物、理发、洗浴、走亲戚，凡是能接触到的人，我都要劝退。有时间的就详讲，时间紧的往往三言五语也能劝退，就是没当场表态的，他起码也知道了天灭中共、退党保命这件大事。

二零零五年八月，我去六十余里的一个城市参加姨母的七十寿筵。我给客车上邻座的旅客讲，给三轮车夫讲，给同一个酒桌的亲戚讲，把其它桌上的几个亲戚喊到一边讲，这一天劝三退二十来人。

有一天，我去劝娘家的一个堂妹三退。她婆家在城南十五、六里的乡下。我骑着自行车一路打听到她家，可是家里无人，邻居说她下地锄草去了。我想，来一趟不容易，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她。我就挨着地块问，终于找到了。那时正是酷暑天气，又是中午十一点多钟，骄阳似火。她听完真相高兴的表态退团，并再三留我回家吃饭。我谢绝了，因为现在每分每秒都很珍贵。

我就直接从地里再向南走，到十多里远的她大姐家去了，把她姐一家讲明白，全部三退。我母亲的外婆家就在那个村，有几家老亲戚（老辈人都下世了，双方已经二、三十年没互相走动了）。我就一家一家的讲。返回时已是落霞满天的日暮时分，我又顺路到丈夫过去的一个女同事家，把她一家五口都劝退了。后来，她成了一名新学员，把自己周围的人陆续劝退了十几个。

还有一次也是三伏天，烈日当空，树上知了难耐炎热不停的鸣叫。我骑车到原单位退休多年的一位主任家，往返五十多里路。老主任是个正直有见识的人，马上表态退出邪党。我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他，不到二十天，他就把孩子、亲朋等十三人的三退名单说给我。象他这样一讲就特别明白的，都有影响力，我就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他们，结果基本上都是连锁反应，一人退带动一片退。

在魔窟里

二零零五年秋我被特务盯梢，再陷魔掌。

在看守所，我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执著事”：自感这一段时间做的比较好，滋生了欢喜心、证实自我等非常不好的心。听到同修的奉承话，嘴里一番谦虚，心里受用。谁要说我哪哪做的不对，嘴说“提的好”，心里不服气，争斗心也起来了。正念不足，被虎视眈眈的邪恶烂鬼钻了空子。悟到此，我抱定一念：我是大法弟子，有我师父管我，就是我有漏也决不允许旧势力迫害。既来之，则安之，那我就在魔窟里零距离发正念，解体邪恶，救度这里的有缘人。

進号之初，我一言不发，留心观察。发现那个三十来岁的女号头心情特别烦躁，张口就骂人，还向狱警举报犯人，让犯人挨打。第三天，我开始给她讲真相，讲做人的道理，她特别想听。出于信任，她把自己的案情从头给我讲了一遍：她丈夫突然间死了，婆家说是她害的，起诉她。她喊冤枉，法官不听，扬言要重判。她又痛苦又恐惧，就逮住犯人发泄。我劝她：“你只要真信大法，你的案件就会有变化。”她说“姐，我信”。结果，七天头上“证据不足”的判决就下来了。她拿着《判决书》痛哭一场，又把我拉到放风场，抱住我，连说“谢谢老师”。在我俩都恢复自由后，她去找我，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感谢师父！”

从那以后，女号头就百般照顾我。接下来我向全号進進出出的人讲真相，她们全部声明三退。过了十来天，我被转到拘留所，又把那里面的人都劝退了。之后没几天，我就在师父的呵护和同修的营救下，堂堂正正出狱，溶于正法洪流之中。

下乡发资料的传奇事

二零零六年十月份，我和协调人、几个同修一起切磋达成共识：在更大范围发讲真相资料、推《九评》，到偏远的农村去做，让更多的民众明白真相从而得救。大家立即分头行动。一同修会开机动车，车上能坐四到五人。我跟她一说没问题，交通问题就解决了。开始我们每周下乡一次，后来增加到两次，每次都是发了晚上六点的正念集合，风雨无阻，每次发一至五个村庄。发完后一般在十点至十二点之间到家，有一次到凌晨两点才到家。

二零零七年夏天有个夜晚，我们正在乡间发资料，突降暴雨，我们就撑起雨伞继续散发。在走到一家门口时，因天太黑，没看到门口有水泥台阶，一脚绊住摔倒在地，摔的浑身上下全是泥水。当时我想，旧势力处处设置魔难想阻挡众生得救，办不到，我一定要把真相送到他家。我慢慢站起来，取出资料，站在门口心里对这家人说：“大法弟子冒雨救你们，来之不易，你们千万别拒绝真相啊！”

麦收前的一天晚上，我们四个同修去邻县发资料。集合后分组，俩人一组，定好哪组去哪几个村，开始分头发。因天太黑，看不清，另一组发到该我俩发的那个村子了（我嘴里不说，心里埋怨）。这样我俩的资料就发不完，只好再找村子发。找吧，往北走看见前边有黑影，那就是庄子，再往前走，一条河沟拦住了去路。绕吧，绕了老远就是没有路。咋回事？我就向内找一找，悟到是自己的人心促成的。我俩双手合十求师父：“我们要把这些资料送到众生手里呀，请师父给我们演化一条路吧。”说完后又走了不到十米，就出现一条去那村的路。我们俩都哭了，感到师父真是一步也没有离开我们呀！

还有一次更为传奇。我们五个女同修坐机动车到乡下，一组二人、一组三人分开，就着朦胧的夜色发资料。那组三个人，其中有个叫小莲的是初次出来，还迷路，她走散了。一悟，这还是我们的心促成的。原来，我俩在发到一个村庄时已是夜里十点多，村里静悄悄的。刚進村就遇见一个人，怕他起疑心，我俩就用“人”的办法遮掩，佯装找离家出走的亲人。资料发完两组汇合时，缺了一同修，来回找几遍也不见踪影，当时已是深夜十一点。

我给开车的同修打电话（每次下乡，发资料的進村，她在路上来回走动等待），问不见的那名同修回去没有。她说：“没见。你们走着回来吧，我不能再去接你们了”。我们一听，知道出情况了，只好步行往回走。那个乡离县城三十多里，我们边走边发正念为她加持，但心里七上八下的牵挂，念不纯。我俩挂念的很，累的腿麻脚疼走不动，肚子还饿的咕咕叫。走到深夜一点多，实在是一步也不想走了，咬牙坚持走到一个集市上，只见所有的饭店都关门落锁，好失望啊！

就在这“山重水复”之际，出现一个小卖部，亮着灯，没关门，四个女的在灯下打扑克。我们悟到这是师父在呵护弟子，让我们 “柳暗花明”。我俩正吃着买来的方便面，转眼功夫，走散的同修赶来了。其实在路上她离我们还没一百米，但细雨霏霏，黑夜沉沉，竟然一路没看见。看到她，大家都乐了。

我悟到，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们，要不是我饿的走不动停下买吃的，她也赶不上。还有，此地离县城还有十几里路，我们四个都没带钱，只有她带着钱，见了她我们也才能坐车。我们一行走到公路上以后，还求师父：给我们个车吧。此念一出，一部出租车就驶过来了，一摆手就停住了，我们坐车安全到家。

第二天见到开车的同修，她说遇到了公安巡逻车。警车过来一番盘问，没问出什么就离开了。所以她没法再等我们，先回城了。我们几个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共同体会到大法弟子的一念真是既严肃又关键啊！

二零零六年十月至二零零七年六月半年多时间，我们五个同修做了四个乡的四百多个自然村。这期间，历经多少电闪雷鸣、泥泥水水的风雨之夜，我们救度众生的脚步从未停息过，也从未感到过苦，因为那为法而来的芸芸众生都在翘首以盼呀。

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师父在《美国首都讲法》中要求大法弟子：“做的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美国首都讲法》）我看了一遍又一遍，觉的自己做的与师父的要求差的太远了。我们县二十来个乡镇，有大法弟子的只有几个乡，很多乡镇的村民对大法真相可能还闻所未闻，我们的步子太慢了。我就找协调人切磋，决定白天下到偏远的乡村发资料。

我找一个同修为伴，先带五十份资料下去，做个试验，一做感到很容易。我就开始找各学法小组的协调人切磋，找出白天能走出去的同修。结果找了十名，俩人一组，每组包一个乡。

我们都是在早上六点发完正念，集合后再分头出发。带着自行车，把车子放在客车顶部货架上，到站后骑车進村。由起初的每人每次带五十份资料下乡，到一百份、两百份、三百份，还有带四百份的。通过与一些同修再切磋，下乡的同修由开始的十人，发展到二十人，目前还在陆续增加。由开始的俩人一块做，到一人单独做。晚出来的先由成熟的同修带，在做的过程中不断总结中变的成熟。

刚开始下乡不知村名，问路都无从开口，我就复印了本县地图，每组一份。有不会看图的，下去之前我先给她们介绍一番：怎么看图、该乡的村庄名字、地理位置、从何处下车，并在图上标明路线，这样可以尽量防止漏村漏发。这些乡镇近的五十多里，最远的一百多里，每次我都是挑去最远的地方去。各组同修发放的情况都随时在图上做上标记，回城后碰头时我就详细查看各组的图标，发现漏发的空白村，我就再去补发。

记的二零零七年八月有一天，雨后初晴，天特别热，没有一丝风。我和一个同修去了一个最远的地方。因刚下过雨，村与村之间全是泥路。自行车有时推着，有时得扛着。到下午一点左右，我俩已做了十来个村，真是又热又渴。来时带的一塑料瓶水早喝完了，正渴的嗓子冒烟的时候，前边现出个水管，我俩喝了水又灌一瓶。想找主人表示感谢，找不到，我俩当时就悟到这水管是师父演化的。我们继续前行，因天热泥多路远，走着走着又渴了。路边又出现一个压水井。我俩喝了水，洗洗脸再往前走。有时鞋上踏的都是泥，就出现个抽水泵，我俩就去冲冲鞋上的泥巴。有师父法身“悄然而护”，一路上真是充满神奇和玄妙。

这两个月中间，我脑子里没有别的，想的就是赶快救人这一念，就因为这坚定的一念，才突破了重重困难，与同修一起，把发资料、救众生的事在全县大面积铺开。在遇到泥路时，遇到秋收季节农民在路上铺着厚厚的大豆、玉米打场时，已年近半百的我，都是扛着自行车走过去，从未停止过。我和同修们配合，两个月内把本县十个乡镇的一千来个村庄发了两遍，发了几万份真相资料，现在正准备发第三遍。三遍发完，各小组就到这些偏远乡村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

我也常想，我和发资料的同修做的这一切，只是大法整体中的一个环节。还有那些搞文字的同修把稿子发到网上、明慧同修把关后予以登载、本地做资料的同修及时下载打印、协调人把整体协调起来，最根本的是师父的步步呵护，我们才能顺利的发放资料，救度世人。

回首八年多来的修炼历程，由于自己学法不透，不够慈悲、成熟、理智，走的是跟头把式的，给大法造成不少损失，给自己也留下很多遗憾。如：丈夫在大法遭难之后听信恶党谣言敌视大法，胡作非为，堕落到为世人所不齿的可悲境地，这与我正念不足、慈悲心不够而解体不了他背后的邪恶也有关系，自己是有责任的。如：有时对不精進的、看法不一致的同修说话生硬，甚至把自己的认识强加于人，维护自我，不考虑对方的感受，造成与同修的间隔，影响了整体力量的发挥。再如：有时片面理解师父讲法，碰了钉子才明白，但损失已经造成了。

时至今日，正法已到了最后的最后，尾声的尾声，这最后每一步的考验更严峻、更关键。但是我相信，有师尊导航，自己一切不正的观念都能在法中归正，走好最后的路。

（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交流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