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个体户，常年在外做生意，由于奔波劳累，身体一直不好，得法前是个有名的“药罐罐”，吃的中西药可能要挑几大箩筐。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一种好的功法来练，买了许许多多这方面的书，但都觉的没什么值的珍惜的。1997年年初，我喜得大法，一下子明白了这就是自己苦苦追寻的东西，于是开始修炼。仅仅几周下来，我身体出现了巨大变化，不但扔掉了药罐罐，而且自己象脱胎变骨的变了个人似的，变的容光焕发、精力充沛，亲朋好友都纷纷感叹，说我年轻了许多。在我的带动下，我妻子、儿子也都成了坚定的大法弟子。

1997年是我在外做生意以来最赚钱的一年，但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和一个更好的修炼环境，也为了能照顾儿子的学习与修炼，我们夫妻二人毅然急流勇退，回到老家县城，买了套房子住下来，自己又买了辆人力三轮车并以此谋生，开始了参加当地的集体学法炼功。每天和家乡的同修们精進实修，还到过很多区乡去洪法，做了一些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九九年“七·二零”，江大魔头搞起了这场邪恶恐怖的大迫害。“七·二零”当天，听到警察非法大抓捕的消息，我立即赶到一百公里外的省会城市的人民广场，参加那里的大法弟子的集体炼功，看到上千名警察粗暴的驱赶我们大法弟子，还不时动手打我们同修，我也被警察蛮横的驱赶。回到家，看到电视里一遍遍疯狂的诽谤师尊与大法，我心如刀绞，几次忍不住大哭。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相继读到了石家庄大法弟子丁延以及许多走出来证实大法的同修写的文章，悟到自己应该上北京去，为大法讨公道，于是我开始写信，给亲朋好友写了十多篇的信，又给信访局写了信，我和还在念初中一年级的儿子与另一同修在九九年年底带着给信访局的信，走上了天安门城楼，当警察盘问我们时，我们直接告诉他们，我们就是修炼法轮功的。这样，我们被天安门附近的一个派出所非法关押，在那里，我见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同修，心里真是感到又亲切又温暖，那种感觉真是无法言表……。

后来，我们三人被我们当地的警察接回继续非法关押。放我们回家那天，恶警逼我签字，我不签，恶警就对我一阵暴打，我当时都没觉的痛，知道师父保护了我，可听同修说，那拳打脚踢在我身体上的撞击声，旁人听了都害怕。

由于我当时天目可以看到一些景象，感觉师父时时都在呵护我、点悟我。我从拘留所堂堂正正走出来之后，第二天就开始蹬着自己的三轮车，四处找大法同修，希望他们快快走出来证实大法，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那时，真是太神奇了，只要想见谁，就一定能马上见到谁，我一见到同修，仅仅只说了几句话，同修就在当晚或第二天早上赶往省城，再赶往北京。九九年到两千年那两年，我们那儿有近五十名同修去了北京，向世人证实大法的美好，希望政府停止迫害。后来陆陆续续还去了一些。

我全家修炼，全家都被非法押过（妻子二零零零年参加本地集体炼功被非法抓捕、非法关押过），成了恶警重点迫害的对象，恶警经常跑到家里来无故骚扰。有一次，一群恶警跑到家里，逼迫我们夫妻二人写所谓的“保证”不到北京上访，我们坚决不写，恶警威胁说，不写就没收三轮车，看你还有什么经济来源往北京跑，我就大声说，收了三轮车，那我就卖房子！当时恶警震惊的说不出话来，我当时对大法的坚定可以说令邪恶胆寒。

就这样，我们夫妻二人又被恶警非法关押，那是在二零零零年三月吧，我被投入看守所，与十几个真正的犯人关在一起，恶警不怀好意的对我说：这下有你好过的了。我倒没想那么多，只觉的，这牢房有什么可怕的。

我一走進牢房门，就向他们合十，一下子就把里面的犯人给震慑住了，我直接告诉牢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这个功法是最好的，我如何炼功受益，我如何被非法关進来的等等，牢头老大是个大毒枭，身体不好，听了之后，一声令下，叫所有人跟我炼法轮功，要我教他们。牢头老二是个刑事犯，看起来恶狠狠的，见老大对我好，心怀不满，当晚就想动手给我“杀威”，那可是進牢中的第一关，就是受各种酷刑吧，我也没动什么心，只见那老二直喊肚子痛，又吐又拉的，口里高喊：“不得了！不得了！法轮功在使法！”就这样，牢中的人不敢对我行凶。

牢里条件简直太差了，恶党的看守所简直就是人间地狱，这根本不是我炼功人呆的地方，再加上牢里的犯人定的规矩又多，这对我们大法弟子来说，简直就是侮辱，我一定要出去！

被非法关押了十五天后，恶警给我做了材料，帮我写好了材料（其实是我无故被关押，他们心虚），由于我当时急于出来，就配合了恶警，在他们写的材料上签了字走了出来（后来悟到不该签字，虽然在明慧网上发表了严正声明，但那时确实是走了弯路啊，给自己的修炼路上抹了黑）。

出来后，恶警丝毫没放松对我一家的非法监视，照样隔三差五的来家里骚扰，但是我们一家人仍然没放弃修炼，并且不断资助有困难的年轻大法弟子走出困境，也照样坚持与正念正行的大法弟子见面。

二零零一年五月份的一天，我们有十多个大法弟子在一个同修家里切磋，相当于开了一次小型法会。十多天后，有一个大法弟子被绑架，说出了这件事，我再一次被恶警绑架到国安部门，他们向我家人勒索钱财，要价五千元，否则就劳教两年，我明知这是讹诈，是对大法弟子的经济迫害，我决不能配合邪恶，就跟他们讲真相，甚至和他们進行讨价还价，否则怎么也不给这钱，恶警对我百般恐吓，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的言语正邪论战，恶警最后无论如何强行要求我们给二千元才放人，我妻子为了我的安全，同时认为如果被非法关押后，修炼和讲真相的事情都无法做，就去把钱缴给了恶警（其实是顺从了邪恶），这样我才得以回到家中。

回家后，我们觉的在老家这样呆下去不方便修炼，讲真相更困难，就决定去外地做生意。得知我们要外出，一群恶警吓的不行，又来威胁我们，还强迫我们写保证，还找来街道、居委会、派出所、公安局层层签字写保证，才允许我们外出做生意。

就这样，一直到现在，我们辗转于贵州、四川、重庆、甘肃、宁夏，甚至还去了云南、陕西等许多地方，一边做生意，一边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

为了拿到大法资料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最初，我们只能每过一段时间回家乡找同修拿，尽管每次都是千里迢迢，但心里从来没为自己的辛苦和花费上过心，那种对大法资料的期盼对我们来说，就是天下第一大事！

我们每次回家，在那里都呆上一段时间，哪怕是出门擦一双皮鞋，我们也要对那人讲真相，有时纯粹就是为了救人才去买东西，或找人帮忙。有一次，参加一个在公安系统工作的亲戚的生日宴，碰巧与那几个迫害过我的警察坐在一桌，我就直接告诉他们：法轮功是最好的功法，并反问他们为何无故关押我，那些人起初很尴尬，后来听我说了一些真相，又都表示很过意不去，说是上面硬叫这样干的，还大声说：我们很佩服李老师，他能让这么多人信他跟着他！

后来，我在同修的提议和帮助下，买了电脑和打印机，开始自己做真相资料，我文化不太高，普通话说不好，身在外地，面对面讲真相难度很大，而且又不安全，因此我们主要是在大量的钱币上印制真相短语，做真相小标语，坚持寄真相信件。看到师父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美国首都讲法》中要求我们在讲真相救度众生方面要“做的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我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现在我觉的一刻也不能松懈，我们虽然辗转于外地，却从今年六月份起坚持了集体学法，这次看到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又强调了集体学法的重要，我们更加珍惜当前这个修炼环境以及与同修的缘份，我们在一起三件事互相督促，经常切磋，感觉提高很快。特别是在救度众生方面，我们想了许多办法，除了买东西全部都用真相钱币外，我赶火车也贴真相标语，平时还到街上去贴，还利用去公共浴室洗澡的机会发放真相，另外就是坚持向全国各地的学校、机关、出版社等单位负责人以及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写真相信件。

我现在所在地的同修也做的挺好，有一次，《九评》和《明慧周报》都发到我店铺里了，我深受鼓舞。我相信我一定会和我身边的几位同修做的更好，在修炼的路上勇猛精進，直到圆满。

现在，时间越来越紧迫，就象师尊《对澳洲学员讲法》中说的那样，一天没干什么事就天黑了，真是应该抓紧时间呀，我在这里也想告诉同修们，千万别浪费时间，少睡点觉吧，多把心思和时间放在三件大事上，以兑现我们的史前大愿，圆满随师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