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到了不足，就要及时归正，这也是身为大法弟子必须做到的。今天，我郑重的拿起笔来，将我遭受迫害的过程写出来，从中也让人们看清中共邪党的丑恶面目。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邪党开始全面镇压、迫害法轮功，中共掌控的舆论工具更是一哄而上，对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進行了恶毒的攻击，对大法学员進行了疯狂的迫害。由于自己平时很少实修，所以在邪恶的考验中人心泛起，在中共谎言欺骗下，在迫害之初，也曾对大法产生过怀疑，在头脑中也反复的想过：“这个法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师父究竟是不是象电视中说的那样？如果真的是那样，自己该如何是好？”内心深处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疑问之余，我并没有间断学法、炼功。在经过艰难的思索之后，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大法，并认准了在修炼这条路上要继续走下去。

方向明确了，再以后对中共谎言宣传基本上也就不听不看了。在与同修的接触中，我看到了《长春豪宅真相》、《我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等几篇真相材料，我看了以后觉的很好，文中没有一句攻击政府的语言，说的全是法轮功的真相，再有就是揭露恶党新闻媒体对师父及法轮功的栽赃陷害和造谣中伤。

面对不公的对待，面对对师父及同修无端的伤害，我觉的有必要将这些真相让更多的人知道，以使他们了解法轮功的真相，不再受中共造谣媒体的宣传。我的办公室中就有电脑和打印机，我就利用这个便利条件，将这些真相资料打印出来并邮寄给有关部门，希望他们静心的看一看，更希望他们了解真相后，能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后来才知道，由于中共邪党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所以采取了各种卑劣的手段進行封锁、堵截，使得很多真相资料没能送到收信人的手中，都被邮局截留、毁掉了。

不久，由于一位同修在张贴大法标语时，被恶警发现，该同修被绑架抄家。因她张贴的这些真相标语是我写给她的，恶警从她的口中得知了这一情况。在二零零一年新年元旦，几名警察找到了我的单位（当时我在单位宿舍住），在没有出示工作证和搜查证的情况下，非法搜查了我的宿舍和办公室，非法抢走了我存有真相资料的一张软盘和我办公室的一台电脑及打印机（当时价值二万多元），他们将这些办公设备窃为己有，至今没有归还我单位。这是公然抢劫国家财物，知法犯法，执法犯法。

在派出所，恶警们将我用手铐在铁椅子上约六、七天时间，他们让我说出这些真相资料是谁给的，（由于当时我对旧势力参与的这场对大法的邪恶考验，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关系等法理上不明晰，所以无意中配合了邪恶，在这方面没有做好），他们还邪恶的让我诽谤师父和大法，并公然威胁说如果我继续炼法轮功“工作就没了”。因为我当时知道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所以我并没有按照邪恶的要求去谤师谤法。那些恶警见我没有屈服于他们的淫威，便穷凶极恶的将我非法刑事拘留。这期间参与迫害的还有张家口市桥东公安分局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副局长梁某某。派出所还去向我单位领导敲诈。据后来领导透露，恶警向领导提出了要挟条件：单位若想把人保出去，必须送给他们派出所二十吨煤。领导为了能尽量的平息此事，忍气同意了他提出的条件。在我被非法逮捕后，邓建民竟恬不知耻的去向我单位索要那二十吨煤，被单位领导严词拒绝。从这里不难看出，中共豢养出的这些公安打手颓败到了多么厚颜无耻的地步了。

在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期间，参与迫害我的张家口市桥东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几次找我谈话，强迫我放弃修炼。由于我始终没有答应恶人的邪恶要求，他们便歇斯底里般的对我進行了更加恶毒的迫害，张家口市桥东区法院对我進行了非法开庭，当时除了我的母亲和弟弟，他们没让任何人参加。他们对我定罪不是因为我真正的触犯了国家的法律，而是因为我不放弃修炼，没有满足他们的邪恶要求。我清楚的记的他们当时只问了我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认为李洪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回答他们：“我师父，是一个教人做好人的人。”第二个问题是：你回去后还炼不炼法轮功？我回答：“炼”。所谓的“庭审”很快就结束了。恶党法院以“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为借口，对我非法判刑四年。我因不服判决，按照法律程序上诉到张家口市中级法院。不久，中级法院下了终审判决，该判决书中明确写着驳回桥东法院的一审判决，说该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但四年的刑期没变。

从这里不难看出，中共邪党公然践踏《宪法》及相关法律。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对每个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判几年，不是由所谓法院说了算，而是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机构“六一零”决定的。中共邪党在对我无端迫害了同时，大搞连坐政策，我单位领导与同事因此也受到了株连。单位当年奖金停发，按规定该晋升的一级工资不给晋升，取消评选先進单位资格，等等等等。恶党通过这种卑鄙的手段，迫害法轮功的同时，迫害所有的中国人，并制造人们的仇恨。

最后，我要正告那些还在迫害大法弟子的打手们：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拿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慈悲开玩笑，请记住：善恶必报是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