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容超过自己的人，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便是这一信条的实践者。他对苏轼的推举便是一个例证。史载，嘉祐二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任主考官。当他阅到《刑赏忠厚论》这篇文章时，十分高兴，便准备取为第一。由于考卷上考生的名字是封住的，欧阳修以为这文章是他的学生曾巩写的，为了避嫌，便只取为第二名进士。《刑赏忠厚论》其实是时年二十岁的苏轼写的，苏轼在考试中显现了他卓越的才学，以后又在殿试中得中。苏轼对主考官很是佩服，以后又送了几篇文章请欧阳修指点。

欧阳修得知《刑赏忠厚论》不是他的弟子曾巩写的，而是初出茅庐的苏轼所写，心里觉的很对不住苏轼，竟让他屈居第二。他看到苏轼以后送来的文章更是赞叹不已，于是写信给当时名望颇高的梅尧臣说：“苏轼的文章实在是好，老夫当避路，让他出一头地。可喜！可喜！”苏轼得到欧阳修等文坛名流的指点，文章越来越好，后来果然出人头地。

有人对欧阳修说：“苏轼才学极富，若公识拔此人，只怕十年之后，天下人只知苏轼而不知有公。”欧阳修一笑了之，以敢容的胸怀、由衷希望别人进步、成长、超过自己的旷达心境，扶植了苏轼、曾巩、苏辙等人，为北宋文坛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后来几人都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至和元年八月，宋仁宗将欧阳修调到秘书省太史局与宋祁同修《新唐书》。书成后，按惯例书前只署史局内官位最高者一人的名字。当时欧阳修比宋祁的官位高，因此，御史决定《新唐书》只署欧阳修一人的姓名。但欧阳修却说：“宋公于《列传》亦功深者，为日且久，岂可掩而夺其功乎？”宋祁知道后很受感动。欧阳修谦让、不夺人功、能纳百川的胸怀，赢得了后人的尊敬。

胸怀宽广的人，他们为崇高的理想而付出，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视名利淡如水，把荣辱化烟云，遇挫折不灰心，逢得意不轻浮，处逆境仍从容，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境，有“山临绝顶我为峰”的潇洒，有“梅花傲雪姿更艳”的高洁。

相反，心胸狭窄的人，妒嫉、自私、鼠目寸光，为了区区小事斤斤计较。他们今天害怕谁超过自己，明天又担心谁走在他前头，一生不得安宁。更有甚者，在妒嫉心驱使下诬陷好人，坏事做尽，他们纵然得势于一时，最终只能使自己成为孤家寡人，必定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例如唐代奸臣李林甫知道自己在朝廷中名声不好，凡是大臣中能力比他强和受到唐玄宗重视的官员，“必欲百般去之”。他阴险狡诈，表面上甜言蜜语相结交，背后却阴谋暗害，时人称他“口蜜腹剑”。同时为相的张九龄、裴耀卿、李适之等忠臣先后被他排挤罢相。为了专权固位，他竭力阻塞言路，诬陷好人，屡兴大狱，排除异己。

有一次，唐玄宗在勤政楼上隔着帘子眺望，兵部侍郎卢绚骑马经过楼下。唐玄宗看到卢绚风度很好，随口赞赏几句。第二天，李林甫得知这件事，就把卢绚降职为华州刺史。卢绚到任不久，又被诬说他身体有病不称职，再次降职。

李林甫当了十九年宰相，一个个有才能的正直的大臣全都遭到排斥，或杀或贬，一批批钻营拍马的小人都受到重用提拔。李林甫专权跋扈、祸国殃民，这个时期，“开元之治”的繁荣景象已荡毁无存，接着出现的就是“天宝之乱”（天宝是唐玄宗后期的年号）。李林甫死后，人们才松了一口气，都骂他“死有余辜”。这时多人告发李林甫与番将阿布思谋反，唐玄宗遂追削李林甫官爵，籍没其家产，子婿流配。人们都说李林甫“恶有恶报”，罪有应得。

我们中华民族历来以善良、宽厚著称，以宽容为美德，以妒嫉为可耻。只有具备豁达的心胸和容人的雅量，才能给人以温暖、感化和醒悟。因为这是善的力量，它可以触动生命的本质，可以解体一切不正，可以无所不包和无所不能，正如哲人所说：比陆地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宽广的是人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