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象以前的我一样被电视谎言所蒙蔽的世人、以及所有被重病折磨得痛不欲生或被医院“判了死刑”而无法医治的人，能有健康的身体和美好的未来，我特将自己亲身的经历告诉天下人，让所有人能通过我的感受也沐浴在佛恩浩荡中。

我曾在二零零五年患了严重的腰间盘突出，迫不得已住了二十六天医院。在此期间，有大法弟子给我讲真相并送书给我看。但因我受电视蒙蔽太深，根本就不相信，法轮大法的书连翻都没翻。

出院两个月后，即二零零五年的七月份，我全身发肿，用手一按就有很深的坑，但在医院却检查不出来任何毛病，后来有人告诉我土方子，多吃青鱼煮冬瓜。结果真的起到了消肿的作用。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因为做生意劳累过度，我身体又开始发肿，但在医院检查一切都正常。到了腊月，大胯肿得如水桶般粗，鞋裤都穿不进去，但本地医院仍检查不出原因。正月，我的手开始剧痛，象千万只针在刺一般，无奈来到黄冈市找最有名的中医，医生说是脂肪肝大，神经末梢炎。开了二十六副中药，每副三四百元，药吃完了后不但一点没好，而且整个人瘦得脱了形，病也更加重。无奈回到家中，家人到处求神拜佛，上庙做佛事，庙里的人要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也花了好几千元。身体不但不见好转，而且日趋严重。

二零零七年六月五日，家人又带我到武汉协和医院，开始住在神经内科做了全身检查，初步断定为神经末梢炎和肢体麻木疼痛症，住了二十天院后，消了点肿，但身上依然疼痛，而且小肚子和大肚子处各有一块硬的，硬的象树皮一般，没有一点弹性，而且身上硬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当医生发现这一现象后，又来了三位博士医生，五名医生同时会诊。会诊后，我被转到风湿内科感染科，刘博士断定是硬皮病，需等第二天最有权威的沈教授来下结论。

第二天，沈教授和周围一串医生都来了，他们都仔细的看了我的所有的病历，下了通知说是典型的硬皮病，并说八至二十天后可以出院。但治疗了一周后没有一点好转，吃饭无味，每天只想吃西瓜，当时我心理压力很大，总是哭，为了减轻我的思想压力。照顾我的妹妹带我到中山公园去散心，在走路的过程中，我发现脖子也硬了。在武汉工作的弟弟提醒我要十分注意观察身体的变化，并说一天一千多元的费用不算什么，最要紧的是别耽误了病期。二十六岁的儿子听小姨打电话说我的情况，更是着急，于是上网查到全国有三家医院专治硬皮病。其中杭州同济医院技术最全面。

当时连医院的出院证明都来不及开，便拜托当地的亲戚办理，我们于七月十一日连夜坐特快卧铺赶到了杭州，去了之后又做全身检查。七月二十日做手术，割开了淋巴处共排除了二十四瓶淋巴液。当时听说灵隐寺的菩萨很灵验，我于是许愿，只要我的病有好转，一定到灵隐寺去还愿。七月二十八日，皮肤开始变软了。

八月四日我们到灵隐寺去还愿。在车上时，我发现两只手皮又变硬了。此医院很有名望的黄教授说这是一种慢性病。二十天后身上开始发肿，而且出现一种怪现象，下午三点到深夜十一点，身上是软的，十一点以后到第二天下午三点之前，身体又硬又肿。按理应该二十二天就可以出院，但黄教授要我继续观察两天。检查后发现我体内蛋白因引流淋巴液时引走太多，需补充人血蛋白。一天补两瓶，一瓶一百七十元，又补了十天的人血蛋白，但身体依然发肿。

黄教授要我出院。我说；“我身体一点都没好，肿也没消，我回去怎么办？”黄教授说：“你这个发肿病到哪个医院都没法治，哪个医生都头痛。”小妹说让我再住一周。黄教授坚决不同意，并说：“好药都用完了，没有药给你吃了，回家想吃什么就让家人弄你吃……”

就这样在武汉协和医院用了二万二千元，到杭州又花了二万六千四百元，病不但没好，还被医院判了死刑。

八月十一日，我被迫出院，走投无路，只能回家等死。

回家的第三天，我发现身上全部硬了，乳房硬得按都按不动，八月二十几日，全身发硬，下巴也硬了，我整天整夜睡不着，总是偷偷的哭，我知道我活不长，哭着翻出我所有的照片，选出其中的一张作为遗像。

九月四日，有学基督教的人来劝我信基督教，我接受了，并定于九月九日全家做了什么仪式后正式加入。

九月五日，有一个大法弟子来给我和我丈夫讲真相。因为我们都受电视谎言毒害太深，还是不敢接受法轮功，但丈夫又不喜欢基督教中规定的要将十字架钉在家里，还要每天搭着白布对着墙跪着高喊。正在我们犹豫不决之际，一个未修炼法轮功的熟人劝我信法轮功，于是我从九月六号开始学法轮大法。

开始只是学法，九月十五日才开始学炼功，到九月二十九日（即今天），我已将师父讲法的碟子看了四遍，《转法轮》看到了第八讲，神奇的是，在接触大法的这二十三天中，我的身体在不知不觉中基本恢复了正常，肿完全消了，全身也不发硬了，脸上的颜色也从死灰色变正常了。

我真的是无法形容对师父和法轮大法的感激之情，我会更加精进的修炼法轮大法并将我的亲身经历告知世人，从而让更多的世人明真相，得救度，以报师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