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27日我被邪恶绑架；12月30日被非法关押在齐市第二看守所；2002年4月10日被非法判刑5年，上诉被非法驳回，维持原判。

一日，齐市第二看守所给我们照相。因我们不配合，因而大法学员杨艳秋、王淑芳、张淑哲、刘永娟和我，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警察吕征把我们五人叫了出去，见大厅里有好多男警察还拿着照相机。他们把写着我的名字的牌子给我，我将牌子扔在地上，他们气急败坏的蜂拥而上，棍棒、拳脚齐上，劈头盖脸的猛打。这时又听到其余四位大法学员高喊“不许打人”“法轮大法好”。

2002年9月19日，第二看守所将我们送往哈尔滨监狱。从早上天未亮出发下午1点多到达哈尔滨监狱。没让我们吃午饭就把我们分别带到各办公室进行所谓的转化：采用罚蹲、背铐、电棍、拳打脚踢等手段毒打我。我一边向他们讲着真相一边劝善，他们手中的电棍不停的触在我身上，闪着电光。

过一会儿，他们又将我们送入小号。第二天他们又把我们分别叫出去，用同样的恶劣方式对我们所谓的转化，还是未得逞，送回小号。第三天让我们喊“报告” 背“监规”，我不从而被四、五个恶警按倒在地暴打，我心想我是大法学员“信仰无罪”，死也不会听从你们的安排。后来又把我送入小号。就这样在小号迫害26天后又将我们送到三楼中厅。

当时的610办公室恶人让我们坐在水泥地上，戴背铐，上厕所也不打开铐子；又播放诬陷大法的邪恶录像。当时的北方夜里非常寒冷，可是晚上我们就戴着背铐睡在水泥地上。第二天我们绝食抗议这种迫害，恶人们便将我们送到集训队。在集训队每位法轮功学员由两个刑事犯看管，走一步跟一步，不让我们说话，很快又把我们分到大中队。

到了大中队，法轮功学员由四个犯人看管，实施株连手段，只要法轮功学员“有事”，就扣犯人的分，在我们和犯人之间制造矛盾。大法学员因为相互讲话而被犯人毒打。一次，我和嫩江县大法学员陈伟君（已被迫害致死）传经文，恶警将我俩叫去，一人打一耳光，还扬言扣犯人的分。

2003年11月，我与被非法关押在七监区的大法学员一同否定点名，而被拉到室外冷冻6-7天。中午不让吃饭，从早上站到警察下班，有的被冻的昏了过去。到晚上点名时，把不报名的大法学员往下按，强迫蹲下，不蹲就打。随后，我们开始不戴名签。因而我们12名大法学员被关入七监区水房、便衣库遭受体罚。水房地面都是水，白天只许站着，晚上躺在水上，当时我的左脚及小腿肿的厉害，有时昏了过去。

2004年正月十五前几天，我们五位大法学员在便衣库学法，被监狱长在监控室发现，当即闯了进来，把我、孙玉芝、李冬雷押入小号，24小时地环背铐，一天只两顿稀粥。19天后我被送回监区。另两位在小号被迫害一个月才回监区。

2004年4月，因不戴名签我们8位大法学员被上大挂，我的腿被吊的不能站、不能蹲，双手被铐在床的梯子上，心里恶心，一会儿就虚脱了，等醒过来，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了，有的被吊挂四、五天，后来我们被送到车间由专人看管。

2004年7月，恶人对绝食、不点名、不戴名签、不穿囚服的30名左右大法学员进行残酷的迫害。我被双手反铐、脚尖着地、吊挂，双手疼痛的已麻木，这时一犯人说：不好，快点把她放下来。我的手臂已被铐子卡入肉里，鲜血直流，她们把我抱起才能把铐子拿掉，我被平放在地上。当时我已经四天没吃饭了，她们又开始灌食，两次插管都未插进去，而且返出血液和粘状物质两大滩，满身都是。她们又采取静脉注射，出现发烧症状，又出去拍片送到病号监区继续迫害。在病号监区我瘦的皮包骨，整日躺在床上。

2006年10月，监狱将我送到医院检查，确诊为肺结核，我才被“保外就医”送回家中。后来得知，我被非法关押期间，五年来，我的家人为了我少遭罪而被监狱勒索钱财。可是最终，我没少遭受残酷的迫害；同时我的家人、家庭又遭受中共恶警在精神和经济上的双重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