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之所以对中共至今仍抱有幻想，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毛时代的共产党固然不好，但文革后它已经吸取教训，改正了不少以前的错误，在一点一点的变好。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不错，文革后共产党确实吸取了许多教训，改正了不少以前所犯的错误。比如，它平反了大量历史上的冤假错案；放弃了毛泽东搞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一套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打开了关闭许久的国门，从国外引进了大量的外国资本和现代科技；放松了对经济的控制，实行了市场体制；在一定范围内允许生活方式自由化；甚至向资本家敞开了共产党的大门——这些固然都是事实，但有两点大家千万不要忘了：第一，共产党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被迫的；第二，它的邪恶本质没有任何改变。

首先，文革后共产党的所谓“革新”，完全是在它的统治已经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无法再按以前的方式继续维持下去的情况下实行的，是十足的不得已而为之。

众所周知，从一九四九年掌权到文革结束这近三十年间，中共推行的是毛泽东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冤假错案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为了争夺共产主义阵营和全球的霸权，中共在经济上走的是一条军事工业化的道路，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国家的财力主要都集中在军事工业上，花在民生方面的钱却很少。因此，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不但国民的人权横遭践踏，而且整个国家经济落后，百姓贫穷，民怨日增。换句话说，当整个世界在进步的时候，中国却在停滞，甚至是倒退。特别是毛泽东晚年搞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中国推进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之中，同时也使中共自身的统治陷入了空前的危机，广大民众对共产党的不满和怀疑越来越严重，再不弃旧图新，共产党就会被大陆百姓所抛弃。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才有了文革后的“纠左”和改革开放。这跟当年清王朝为了挽救自身的灭亡不得不实行改良是完全一样的。

其实，在历史上中共早已有过多次这样的自救，每次都是发生在它的生存遭遇到危机之时。比如，长征败逃到延安后的共产党，只剩下几万人马，面临着被国民党剿灭的命运。为了摆脱危局，中共只好暂时改变通过武装叛乱颠覆国民党的政策，借西安事变之机，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六十年代初，因为大跃进等引发的大饥荒，大陆经济遇到了严重的困难，矛盾重重，中共不得不对以往的经济政策进行调整。历史表明，如果没有生存危机的逼迫，共产党是决不会主动进行自我革新的。而这种被迫的革新当然不可能是发自内心的，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

更重要的还在于，不管共产党怎么变，但它独断专行、与民为敌的邪恶本性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尽管文革后中共对自己的政策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但这种变化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改良而已，共产党并没有真的弃恶从善。打着改革开放的幌子，它依旧象过去一样在为所欲为的干着种种祸国殃民的勾当，暴力和谎言仍然是它统治人民的两样凶器。别看共产党平日里动不动就爱上演亲民秀，一旦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立刻就会凶相毕露，毫不手软的挥舞起藏在背后的屠刀，向自己眼中的对手砍去。无论是当年对六四爱国民主运动的野蛮镇压，还是后来对法轮功信仰群体的残酷迫害，无一不充份表明了这一点。

曾几何时，毛泽东死后，人们寄希望于邓小平，等来的却是对“六四”的血腥镇压；邓小平死后，人们又寄希望于江泽民，等来的却是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体的残酷迫害；江泽民下台后，人们接着寄希望于胡温新政，可胡温新政已经实行好多年了，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的悲剧与黑幕却依旧在延续。正如一位诗人曾经写到的：“东方依旧是古老的故事／人民默默地生／默默地死”。

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这种不断重复的经历难道还不足以使我们警醒吗？！如果说毛之后的共产党与毛时代的共产党有什么变化，那最大的变化就在于，今天的共产党比以前变的更善于伪装，因而也更富于欺骗性了。

历史一再告诉我们，以为共产党有一天真的会弃恶从善，实行民主自由，纯属一厢情愿，白日做梦。共产党从来就没有也不会有真心反思自我、清算自身罪行的勇气，更不会改变独断专行、与民为敌的本性。即便有一天它旧戏重演，给“六四”平反，给“法轮功”平反，那也不过是在走投无路时为了苟延残喘所耍的花招而已，目地都是为了继续骗取人民的信任，好让它的独裁统治维持下去。

中华民族要想真正获得新生，唯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抛弃对共产党的幻想，彻底解体中共！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