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01年我被非法关押在抚顺教养院期间，大法弟子史金玲由于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被恶警吴伟等邪恶之徒，打的满身都是伤，脸肿的都脱像了。先是被关押在普犯男队的一个房间，后又关在女队二楼大会议室，手被铐在暖气管上。有一天晚上恶警孙凤娟值班，被“转化”的人中轮到是我值班。那时候“转化”的人在夜间轮流替恶警在走廊里走。走廊里有监视器，目地是监视大法弟子的举动。夜深了大家都睡了，史金玲要求上厕所，孙凤娟一再强调上厕所就赶快回来，不准惊动别人。到厕所门口，史金玲想回自己所在的“班级”取卫生纸，孙凤娟不允许，让我去拿。并往厕所里拽她，史金玲就挣脱，这时孙凤娟急忙叫我把走廊的灯闭了。我稀里糊涂的照做了。孙凤娟乘机拿出手机打电话，几分钟的功夫上来一个男恶警和孙凤娟把史金玲拖回大会议室。之后，教养院院长黄炜又领着几个男恶警去了会议室。其中一个恶警还拎着一个大录音机，后来我就听见录音机响了，尽管录音机放的声音很大，因为我在走廊的铁门外，离大会议室不远，所以还能听到恶警的打骂声和大法弟子史金玲被打的惨叫声，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第二天上午，恶警孙凤娟把我叫出去，高兴的给我一包糖，就在这一刹那，我就觉得内心受到极大的羞辱，一种被邪恶利用的感觉油然而生，尽管那时我邪悟了，但内心从未把大法弟子视为异己，可我又对昔日的同修做了什么？事后坚定的大法弟子以绝食方式抗议同修被迫害。恶警害怕了，矢口否认打人事件。因此我便成了唯一的证人。我心里即紧张又矛盾，说恶警打人，意味着我“转化”不彻底，不但不给减期，可能还要受迫害，说没打人，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也对不起史金玲，怎么办呢？当双方坐下来，一起向我发问时你看见打人了吗？我不想卷入進去，只想快点离开这个魔窟，就圆滑的回答：“我确实没有看到打人，我在走廊里，他们在会议室。”可是心里却在为自己辩解：我这不算说谎话，你们又没有问我听到打人声。后来没有人再追问下去，可这件事已在我今后的生活中形成了一个阴影，内心不得安宁。

后来当我从新回到大法中来，就更加痛悔自己对师父对大法弟子所言所行。我也曾想把这种事曝光，可怕心特别重。怕恶警怀疑是我，也怕同修瞧不起我左右为难。于是形成了一个大执著。正如师父在《走出死关》中说：“其实，失去这万古机缘与来世上的真正目地，比没脸见人的执著更可怕。修炼就是修炼，修炼就是去掉执著、去掉人不好的行为与各种怕心，包括怕这怕那的人心。本来就是因为执著与怕心走错了路，走回来又被怕心牵制着、挡着走回来的路。”“怕心会使人干错事，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本来就因此而干了大错事，想改正又怕被别人知道。”

前几天，一位曾和我一起被非法关押劳教所的同修，无意中向我追问史金玲被迫害的经过时，突然间我意识到是慈悲的师父借同修的口在点悟自己，主让我赶快放下埋藏在心里的执著。“修炼是严肃的，这样怕下去，什么时候能不再被怕心牵制？特别是一直掩盖着这一切而又在学员中表现突出的，如果不放下这执著、放下这犯罪行为、这怕心，大法弟子的事干的再多都是在为了掩盖。如果放下这压在心里的罪恶，走回来，干的一切都是干干净净的、大法弟子修炼中的事。”（《走出死关》此时此刻我才认真的反思：当年史金玲借回班里取卫生纸之机，是想让大家看到自己被迫害的惨状，揭露邪恶的谎言，是反迫害的一种方式，（因为抚顺教养院对外声称温暖般的感化教育）而邪恶的卑鄙手段是怕曝光的，所以邪恶之徒孙凤娟就拼命的往厕所里拽她，还让我把灯关掉，是怕其他的学员看到脱了像的史金玲，而那些坚定的大法弟子不仅以绝食的方式反迫害，也是为了救同修，可惜我当时并不明白，怕心促成我成了邪恶的帮凶，一失足成千古恨！

然而伟大的慈悲的师尊，并没有遗弃犯了大错的我，一再给我机会，并在《走出死关》中指明了方向：“作为师父我从不记你们在修炼中做的错事，只记你们做的好事与成就；作为大法弟子们来讲，也都是在修炼与无比邪恶的迫害中走过来的，深知修炼的艰辛，不会不理解走错路的学员，所以我再一次告诉你们：所有在这方面做错了的学员，从现在开始最好公开表示放下这污浊的包袱，走回到大法中来。只有公开做错的一切，才能摆脱特务的纠缠与要挟；只有公开，才能去掉执著与怕心。”

当我从法理上明白后，挥泪写完了这篇稿子。我想借明慧一角，提醒同修曾象我一样走弯路的昔日同修，赶快放下执著，揭露邪恶，归正自己，坦坦荡荡的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回报师尊的慈悲苦度！也借此机会向曾经被我伤害过的大法弟子表示深深的歉意，让我们携手，共同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整体升华。

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合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