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弟子一入监，就被称为“严管犯人”，从此每时每刻，不论白天与黑夜、劳动、食宿甚至去上厕所都在普犯特别是被恶警指定的最邪恶的普犯（杀人犯、抢劫犯、没人性的犯人）的监督之下，成了犯人中的犯人，就连最起码的狱中允许的正常活动自由也被剥夺。

我就从入监检查上说起。我们是不经过入监队而直接下监区的。在检查中，每个人都经历并体验到人格被侮辱的滋味。在特殊的检查中，都被扒掉衣服，所带的东西都经过仔细翻查，很多东西都不许带进监的，有的当面就给毁了，就连带去的被褥也难逃劫难：好端端的被褥被撕开，棉花套被撕乱，下监区时都是捧着一堆乱棉套子走的。有的遭到毒打。我入监时亲眼见到一大连大法弟子因拒绝搜身、不穿狱服而遭到四、五个犯人的毒打，并用胶带封住了嘴，后来又拖到恶警办公室。打她的恶警、邪恶犯人的叫骂声、打人声整个走廊都能听到。

大法弟子下到监区的第一步，就是接受监区长、小队长的“训话”（对大法极尽污蔑之能事）。然后被几名狱警指派的“骨干份子”带到没人的空屋子逼迫写“三书”。使用的手段是先哄后骗，最后就用毒打、体罚，诱骗、威逼放弃大法。进而非法罚大法弟子长时间坐小窄板凳、蹲、跪、蹲马步、拳打脚踢、辱骂、蹲小号、不让睡觉，当所有这些都失败后，恶警便让全小队犯人集体跟着受罚，下工后全体坐板，一坐就到下半夜，第二天照常上工，以此挑起普犯对大法弟子的仇恨，使不明真相的犯人加倍虐待大法弟子。

我在入监时就曾经过了上述经历，我曾被打的遍体鳞伤，左侧软肋骨折，长时间不能正常睡觉，后来腹部肿的连裤腰带都系不了，腰都弯不下去，到医院检查，身上青一块紫一块。队长偷偷告诉医生说是炼法轮功的，医生也就草草看看了事。可笑的是队长竟装不知情，假惺惺的问我是谁打的，怎么这么狠。其实全体犯人都知道，大法弟子是他们狱警派人打的。

他们用这种株连同罚的卑鄙手段威胁我，要让全小队跟我坐板。因为之前四小队曾使用同样的手法引起全监区犯人对大法弟子的不满和仇恨，这时我动摇了，怕大家受株连，怕因此引起不明真相的犯人仇视大法、仇视大法弟子，我违心的、痛苦的顺应了他们的要求，给自身带来了耻辱，没闯过这一关。虽然事后不长时间我又写了作废声明，但当时那种做错后被痛苦时时折磨的滋味仍时时出现在我的脑海，我也真的体验到肉体的伤痛是一时的，可心痛却是长期挥之不去的。这个污点将是我终生的耻辱。

在狱中，被迫害伤残的大法弟子到处都有。特别是在二零零三年到二零零四年，每到出工和收工时，到处都可以看到被两人扶着、架着走路的，这些都是大法弟子。在看守所和我关在一起的和平区一张姓大法弟子，就是遭毒打后还被人架着去上工的，后来丧失了劳动能力。在二零零四年三月八日那一天，在监狱医院里一名大法弟子被折磨的昏迷过去，被两名邪恶的犯人拉着胳膊在地上拖着从病房拖到楼上做检查。这种残暴的举动就发生在几名狱警面前。当时几名犯人的小队头头看了后都说太过份了，互相问：你们对本小队的法轮功能下此毒手不？连这些曾犯罪的人都感到于心不忍，可那些狱警视而不见、无动于衷，仍谈笑风生。

在监狱医院里，更是惨不忍睹。狱警将因为抗议迫害而绝食不接受灌食的大法弟子用绳子绑在床上野蛮插管灌食。他们在这里遭受的残暴迫害，没有亲眼目睹的人是难以想象的。被非法关押在一小队的一位锦州陈姓大法弟子，曾被捆绑在床上四十多天，被迫害的全身没有一处好地方，单单是身上被蚊子叮咬的大包，密密麻麻的都连成了片，特别吓人。受到迫害最深的一小队的李冬青经常遭受犯人毒打和各种惩罚，她从不配合狱警，在从大北往马三家搬时，她高喊“法轮大法好”，而被恶警及邪恶的犯人围打，用东西将嘴堵上没头没脑的毒打，每天被关在监舍最后面的屋子里，派专人看管，已被折磨的失去原貌。邪恶怕暴露真相，每当李冬青上厕所时，都不准其他人同时去，以免靠近她看到她的状况。一小队的宋淑莲因传递经文而被连续非法刑讯了三天三夜，遭到电棍电、体罚等刑罚。类似这样的事件数不胜数。打骂大法弟子的事更是随时随地都有发生。邪恶对我们大法弟子施行严密的监管，我们的行动和视野范围极其有限，只能看到听到身边的事例。更多、更残酷的迫害可能我们完全无法得知。

中国监狱、劳教所中被关押的人员就是奴隶，他们从事极其繁重的奴役劳动，为当权者“创收”，这早已是举世皆知的秘密了。我所在的监区做的是制造服装。由于服装厂是由个人承包的，一切费用包括狱警的工资待遇和部份福利都和工厂效益挂钩，别的监区也一样。所以在押人员的劳役强度非常大，加班是常事，是“正常”的，不加班倒是偶然和奇怪的事了。监狱方面明文规定：早六点出工晚九点收工，晚上加班最晚不得超过十点，超点要狱里特批。各监区为了最大限度的压榨在押人员，为他们搞“创收”，都想方设法增加和延长加班时间，于是早晚两头加班，即早晨提前上班。为给加班找借口，明明需要两个小队才能在指定时间完成的工作量，狱警就只让一个小队来干。这里生产的服装绝大部份都是出口的，销往南韩、马来西亚、日本……等国家，为了不影响装船，狱警就逼迫我们拼命赶工，加班加点。一次一小队接一批出口服装，本来是应该两个小队完成，可就要一个小队完成。这批活从一开始就加班加点，每天早五点上工，晚上经常特批加班到夜里十一点，最后几天都加班到后半夜，就这样一直干了二十多天，到后来，人都是在迷迷糊糊中度过的，有人竟将早上五点多钟要落的月亮当成了才出来的太阳，后来晚上一过十点钟，大家疲劳的几乎连机器的声音都听不到了，因此还招来主管生产的狱警一顿狠骂，训话一个多小时。上机台的大法弟子更是苦不堪言，因为都有工时（按工时计分，每分可减刑一天）。普犯最多得到十四、五分，最少的连勤杂扫地的每月也得八、九分。而恶警总是把不好干的活都派到不屈服的大法弟子头上。法轮功学员干的活难度大、量大，无论怎么拼命干也只是五分。

为了迫使大法弟子屈服，监狱对大法弟子实行了严密的包夹制度，明确规定包夹大法弟子的犯人每月奖多少工分，出现问题的罚扣多少分。那些狱警明确的说，大法弟子不减刑，要分也没用。他们将从我们身上扣下的分，用来奖励那些对大法弟子大打出手的邪恶犯人。用工分刺激犯人虐待大法弟子是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的另一个卑鄙手段。那些邪恶的犯人为讨好恶警，昧着良心对恶警的暗示心领神会，施展在社会中学来的各种手段，动辄搞汇报，故意找茬挑毛病，甚至她自己不痛快时就在大法弟子身上发泄。因此大法弟子挨打挨骂便成了家常便饭。一小队凌源姓马的大法学员，每天都会无数次的遭辱骂、拳打脚踢，仅几个月的时间，就被邪恶的包夹王平配合狱警虐待的肺结核病复发。这位学员被折磨的不象样子，后来连走路都困难，后到监狱医院“抢救”了很长时间。而包夹她的恶人却经常得到狱警的表扬，并因此在年末立功受奖，认为是“靠近政府的好犯人”。私下里很多犯人都承认那位姓马的大法弟子的身体是被迫害而垮掉的，因为她时刻在叫骂中生活，时不时的还会被叫到办公室挨队长的训斥、折磨，在肉体和精神上受到严重摧残。

辽宁省女子监狱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包括了方方面面，就连上厕所这样的事也被用来迫害。包夹大法弟子的犯人被监狱给予了很大权力，她们都是监狱方面信得过的、对狱警唯命是从的邪恶之人，不但大法弟子的一切都在她们的监视之中，而且一切行动也由她们说了算，就连上厕所也由她们说了算。她们让去才能去。一次，一老年大法弟子因中午就没上厕所，到晚上收工回监舍，实在憋不住了，但包夹人却只顾看电视没有上厕所的意思，只好主动提出等演广告时上厕所，结果招来一场大骂，大喊着：你以为你是谁，你想去就去呀？要不是七、八个人拉着就得挨一顿暴打。有一段时间，大概八、九个月吧，监区规定：晚间上厕所也必须原来的包夹人同去。我们好些大法弟子有起夜的习惯，可包夹我们的犯人却没有这个习惯。我每夜都要起夜最少二、三次，过去可以和起夜的其他犯人搭伴去，当这个规定实行后，头天我恳求包夹一起去了一次，可这样影响了她们休息，第二天的劳役又很累，我们是修炼的人，又怎能给别人找麻烦呢，第二天只好忍着，半夜就被尿憋醒了，一直躺在床上，还不能起来，又不愿老翻身，因为是上下床，怕影响上铺的人休息。那种滋味是用语言无法形容的，比挨打上酷刑还难受，眼睁睁熬到天亮。一天，两天，……，时间长了确实受不了。这实际上是最残酷的体罚。为了减轻这种痛苦，我们大法弟子只好从下午就不敢喝水，晚饭的稀粥没人敢喝一口，为了不给别人找麻烦，我们只好默默的承受。

今天我回忆起的这些，只是大法弟子在女子监狱中所遭遇迫害的冰山一角。因为我是大法弟子，被监狱方面管束的极严，对周围的了解是极有限的，很多残酷的迫害是绝对不允许我们知道的。而且，我的文化有限，感受到的东西无法通过文字确切深刻的表达。尽管这样，我也要把它写出来，让世人进一步了解邪恶的辽宁省女子监狱怎样迫害大法弟子，揭穿它们在监狱里的所谓“人性教育”的谎言，并通过辽宁省女子监狱看恶党的邪恶本质。